反思与改良：现代背景下理性对非理性的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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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韵萱
[ 作者简介 ]
陈韵萱，女，广东汕头人，华南师范大学，本科，研究方向：哲学理论。
[ 摘要 ]
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性历史由资本的物质力量与形而上学的理性力量共同构建而成。其中，现代背景下的理性通^与资本及科技相结合的隐匿规训体系，对非理性进行不同于禁止性排斥的、温和却有力的改造，让作为非理性因素的事物或个体在边缘化中被迫理性化及规范化，最终却导致作为权威的理性复归于被狂热拥护的非理性中。因此，在现代背景下，理性与非理性两者之间的规训关系值得深思。
[ 关键词 ]
规训;权力;理性;非理性;福柯;现代背景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22.04.060
在叔本华打响抨击黑格尔理性主义第一枪之后，尼采接过批判之棒，翻转了原本非理性从属于理性的哲学传统，用“上帝之死”揭开了虚无主义的篇章，瓦解了理性主义，使得一切价值和意义都需被重估，并进一步有力地论述了强力意志的本质。正如尼采对传统哲学的翻转性创新及对理性的批判性反思一般，作为“尼采主义者”的后现代主义大家――福柯，也着手颠覆传统哲学所强调的宏观叙事与启蒙理性。他敏锐地看到了理性话语的霸权，揭发了无处不在的理性权力网络，抨击了技术、制度、实践等作为理性代表的规训性工具对主体性个人的控制、对非理性异类的压制、对生命体灵魂的塑造，承认了理性在现代社会的统治地位的同时对理性进行猛烈的抨击与批判。因此，在把理性与非理性关系视为焦点问题的现代化潮流中，通过立于福柯这一后现代主义巨人之肩，审思现代理性对非理性的规训与改良进程，不失为探析理性与非理性二者间建设性关系，甚至服务于社会进步之良策。
1 现代背景下理性的内涵指向
理性一词源于古希腊的逻格斯概念，随着时代和历史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充实加固。理性代表着超越抽象高于现实的一种思考过程，指个人对现实进行抽象超越后达到的更高尚的自由意志，也是超越官能的快感深入世界的本质，去寻求知识、逐步进阶的过程。这一词代表着某种真理性话语，是属于某种思考范式的词，在现代历史中被愈发概念化和逻辑化，被赋予了不一样的意义。在现代主义场域，理性与非理性作为时代的焦点问题，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进一步而言，为了更好更深入地探讨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问题，需要探讨作为哲学基本范畴的二者的几重区别。
首先，在精神现象方面，理性代表着清晰有序，非理性代表着混沌无序。诸如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近代理性形而上学哲人强调想象、激情等作为人类本能的不恰当的非理性会使人陷入混乱一般，理性应当发挥统摄人的重要作用。其次，在表现形式方面，不同于发自本能的、作为潜意识的、直觉的、欲望的非理性精神表现形式，理性是一种理论化，具备逻辑、抽象、推理、判断能力的精神力量。最后，在产生根源上看，理性更多地指代客体产生的本质规律，而非理性更多地指作为主体的人的自我认知、愿望及要求。综上，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具有较为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导致了人们习惯用一种非此即彼的逻辑将两者的关系简单地绝对对立化。包括早期福柯的后现代主义者也是如此看待的：理性处于绝对性的权威地位，并对非理性进行压制和排斥。值得一提的是，在现代化科技十分盛行的背景下，理性作为疯癫、反抗等等非理性的对立面，这种非此即彼的压倒性关系更是尤为明显。
更进一步来讲，在这种现代化的二元对立中，理性对作为他者的非理性的决定性管制方式也很好地反映了现代化之缺陷。也正如福柯所言，理性与非理性在现代化进程里处于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权力关系中，以知识、话语与真理为工具，进行着隐匿的统一理性的普及与传输，并渗入社会各方各面的合理性建构。理性愈发显现其独断性地位，使人在理性化的过程中反过来反思启蒙，反思作为至上权威的理性。
这种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依靠数字时代的科学思维、技术控制以及无处不在的政治组织三大合法性实现的理性，具备流动性与转化性，在隐匿又温和的规训手段中与非理性如影随形。现代背景下的理性无处不在，在科技规训网络中协同权力、知识、真理禁锢着个体，确立了无可动摇的主流地位。在此种语境中，权威成为理性的代名词，现代理性具备单一向度的管制性意义，对除权威理性之外的非理性编织着无处不在的隐形牢笼。
2 理性对非理性的作用机制
正如福柯所言，理性不是天生居于统治地位的，理性的压迫性力量是在历史中，通过嵌入各式话语、制度、技术与实践的方式，共同塑造、控制、规训着驯顺的身体和灵魂。权力作为理性的代名词，通过自身的运转方式将理性的作用方式表现出来。这种作用机制包括真理性话语系统的构建，全景敞视主义的监视以及生命政治意义上的规训和管控。
2.1 真理性话语系统之构建
尼采与福柯的断裂性考察是其反抗理性、宣扬非理性的重要工具。其中，福柯以非理性立场质疑已被奉为圭臬的启蒙理性、人文主义、宏大叙事，并以独树一帜的考古学、谱系学论述方式、权力历史观以及相关方法论对权力的作用主体和作用技术进行解构，具有重大的建设性意义。
在现代性意义上，理性被单一向度化为权威及权力的象征，其合理性之建构亦是通过话语权的把握而形成。“话语”本身便是被消解了主体性意义的不受生命个体自身控制的因素，作为权威代表的理性运用非连续性、消解主体性的“根据具体历史条件及实际背景对其进行一切价值评估和重现”的实证主义方法论，把控着作为权威的话语权，为理性划定统一标准。因此，之前的所谓真理、科学、知识等理性内容，在现当代皆为权力机构的产物。换句话说，所谓普世道德或者普世理性不过是时代历史的产物，并不作为超验真理而存在。没有所谓的绝对性真理，理性的中立性、客观性、确定性已被消解，一切皆为虚无，若作为理性权威的国家机器或者权力机构更新迭代，那么理性标准也会跟着流动改变。非理性就如此地在理性的权威真理体系建构中被动地被排斥、被吸纳，使得其具体定位被固定化、贫困化，在理性的话语体系中失去存在意义，甚至成为批判的矛头。这种自源头而始的管制与规训使得非理性因素持久性地处于被动地位，为理性演变成为狂热宗教崇拜般的非理性奠定话语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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