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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突出普遍价值”举隅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许宏

  关键词:二里头遗址;突出普遍价值;评估标准;青铜时代;大型都邑
  洛阳二里头遗址,发现于195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当时隶属中国科学院)当年即开始了发掘,田野考古和研究工作持续至今。二里头遗址1988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2021年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以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约当公元前1750―前1520年[1],因其在中国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探索夏商文化中的关键角色而为学界和公众所熟知。在2021年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中,二里头遗址被列为申报世界遗产的重点推进项目。目前,申遗工作有序进行。笔者作为长期参与、主持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的学者,拟从发掘与研究者的角度,对照《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谈谈对二里头遗址“突出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OUV)的认识。
  一
  自1977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发布第1版《操作指南》至2021年,已完成26次修订,成为世界遗产领域理念与实践经验发展的直接体现[2]。202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和世界遗产中心联合公布了最新版本的《操作指南》,其中对从1980年被正式写进《世界遗产公约》的“突出普遍价值”作了更为明确的表述:“突出的普遍价值指罕见的、超越了国家界限的、对全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均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的文化和/或自然价值。因此,该项遗产的永久性保护对整个国际社会都具有至高的重要性”。这一“突出普遍价值”,就是世界遗产的认定标准。
  《操作指南》明确指出,“该《公约》不是旨在保护所有具有重大意义或价值的遗产,而只是保护那些从国际观点看具有最突出价值的遗产。不应该认为某项具有国家和/或区域重要性的遗产会自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因而,我们在申遗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才是“从国际观点看具有最突出价值的遗产”,而仅仅“具有国家和/或区域重要性的遗产”,是不会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对遗产具体价值问题的看法当然会仁者见仁,但毋庸置疑,这种“国际”和“国家/区域”视点区别的把握在申遗的准备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
  《操作指南》列出的文化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评估标准”共有六大项(标准i―vi)。其中标准i“作为人类天才的创造力的杰作”,援引此项标准入选的一般是举世公认的地标建筑或纪念碑类遗产。与中国已经成功申遗的项目相比,二里头遗址和良渚遗址、殷墟遗址的相似度最高,均属早期遗址类遗产,它们作为“土遗址”,都缺乏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地面建筑等遗存,故良渚遗址和殷墟遗址都没有援引这一款作为申报依据。标准v“是传统人类居住地、土地使用或海洋开发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或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当它面临不可逆变化的影响而变得脆弱”。这涉及土地利用、具有易损性的景观类遗产标准,要求较高,入选者寥寥,也与早期考古遗址无缘。
  最常被提炼使用的标准是第(ii)、(iii)、(iv)项。其中标准ii“在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人类价值观的重要交流,对建筑、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标准iii“能为延续至今或业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标准iv“是一种建筑、建筑或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关于相关遗址研究成果的大部分都可以作为早期文明存在的“杰出范例”,成为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有力“见证”。二里头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也集中地显现在这三项评估标准中。
  二
  我们对二里头遗址突出普遍价值的阐释基于60余年来积累的考古成果[3-6]。从中可知,二里头都邑具有:
  明确的城市功能分区(中心区、一般居住活动区);
  严整的城市规划布局(主干道网/宫城、“工城”等围垣区域);
  国家权力中心的证据(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官营作坊及垄断性礼器生产消费、贵族墓葬等);
  阶层分化与产业分工证据(大中小型建筑/墓葬/作坊等);
  所在人群中心都邑的证据(金字塔式的宏观聚落形态);
  与其他人群交流的证据(各类异质文化因素)。
  这些证据见证了东亚大陆早期文明史的大变局,昭示了二里头都邑在其中的节点意义。试从三个大的方面归纳如下:
  (一)从陶到铜的礼器规制
  二里头都邑是东亚大两河流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最先从新石器时代突入到青铜时代的节点。其中最令人瞩目的,要属东亚大陆迄今所知最早的青铜礼器群,以及其中所体现的早期华夏礼制体系的传统[7]。从世界范围来看,陶器先于农业而出现,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整个东亚地区早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一变革开启了整个东亚地区以粒食和蒸煮为主的食物加工传统。与之相对,在旧大陆西部的西亚地区,农业先于陶器而出现,相应地其食物加工方式则以粉食和烘焙为主,二者存在明显的差异[8]。此外,谷物生产分别以粟作、稻作农业和以麦类为主,也是构成东亚地区和欧亚大陆中西部地区烹饪方式不同的重要原因。
  在这样的生业背景下,东亚大陆古代居民饮食生活上的粒食和蒸煮传统,导致炊食器得到长足发展,器物类别复杂,及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复杂化阶段,在普遍的爱玉传统之外,精制陶器和漆木器的地位大幅度提高,陶质和漆木质炊食器成为重要的身份地位象征物。公元前2100―前1700年前后,黄河和长江流域开始进入多种合金生产尝试期。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一时期,“东亚大陆上几乎所有重要的聚落,都着手进行铜器铸造的实验,这些实验,大多数都失败了,即使有成功的,也未对整个社会造成太大的影响”[9]。很快,中原地区某些中心聚落开始铸造工艺较复杂的铜铃和容器等空腔器。随后,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集团异军突起,在二里头都邑成功创制出了以复合范技术铸造的青铜礼器群(含礼容器和礼兵器),礼容器群又以酒礼器为重,包括爵、B、小Ⅴ等,奠定了中原早期王朝礼乐文明的基本格调(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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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青铜冶铸这种当时的高新工艺并没有用来制造新的器种,而是为了迎合和满足社会上层对已有的陶质和漆木质礼仪用具的需求,以新技术仿制出青铜礼器。换言之,以礼乐文化为内核的礼制的需要是青铜礼器出现的原动力。随着一系列“高科技”的出现,二里头文化在铸造技术上将其他地区远远地甩在了身后,一跃而跻身于当时世界金属铸造业的前列,并为日后商周青铜文明的高度发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0]。
  从人类文明史的视角看,它们作为纪念性艺术(monumental arts)、甚至具有“纪念碑性”[11]的文化z产被世代相传,无疑是古代东方物质文明发展史上的杰作。肇始于二里头时代的青铜礼容器爵和鼎等,作为早期中国礼制的典范,后来在古代典籍中以“爵位”“晋爵”“九鼎”“问鼎”等表述和思维方式著称,成为后世古代中国文化中重要的政治符号。
  (二)不断放大的“中国轴线”
  中国古代宫室建筑,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因地制宜、具有自身特色的建筑风格。如土木建筑、封闭式结构、坐北朝南、中轴对称等等要素。其中中轴线规划,是王权至上的政治性城市“建中立极”思想最明确的体现。2012年,北京中轴线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通过中轴线,能够了解古代中国先民如何通过规划布局来表达对政治理念、文化象征和生活空间的认识。
  二里头都邑发现了与后世中国古代宫城一脉相承的最早的宫城,宫城内发现了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沿中轴线规划的大型宫室建筑群。《吕氏春秋・慎势篇》中有古代国家“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的说法。看来,这一理念,伴随着最早的“中国”王朝的崛起,在二里头时代已经出现。中国古代宫室建筑发展到明清紫禁城达到了极致,而其源头则一直可上推到二里头的大型宫室建筑群(图2)。
  宫城内的两组大型宫室建筑群呈中轴线布局,可以说,二里头的宫室建筑开中国古代宫室制度的先河。此外,位于中心区的井字形大道是迄今所知东亚大陆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宫城以南面积巨大的官营围垣作坊区,堪称“工城”[12],其内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制作青铜礼容器的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王权对于关涉国家命脉的礼器和贵族奢侈品生产的独占,由此可见一斑。总体上,宫城和“工城”(或包括宫城以北可能的祭祀区)更构成都邑中心区的一道纵向大中轴。
  从更长的时段看,这种中轴布局上承东亚新石器时代的单体建筑中轴线,下启魏晋以降纵贯全城的大中轴线,是以轴线规划著称的中国古代建筑演进的一大节点(图3)。
  最早的初具中轴线意味的单体建筑,见于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大型房址F901,是由前堂、后室和东西两个厢房组成的多间式大型建筑,总面积达420平方米左右,应为集会或举行宗教仪式的公共建筑,在结构与功能上或可看作后世礼仪建筑的前身。其所处的仰韶文化晚期约当距今5500―4900年[13]。再向后,距今4200年前后的龙山时代黄淮平原上的淮阳平粮台城址,平面呈正方形,城内面积约3.4万平方米,南、北城门之间是贯通南北的中轴道路,整个城址布局突出方正和对称的特点[14]。已有学者指出,“平粮台是一处享有特权的地方――一处有意兴建的‘门禁社区’,贵族阶层借此有意把自身及其活动从与大众的冲突中分离出来”[15]。把龙山时代类似的小城看作是后世宫殿区或宫城的前身是合适的。
  而后,我们看到的是中轴线的进一步放大:二里头都邑中心区的大中轴和宫城内的两组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宫室建筑,距今3600年前后。再向后,就是距今1800年前后的曹魏时期,纵贯都邑全城的大中轴线的最终出现,其标志是连通宫城南门和郭城南门的南北向大道。从汉魏故城自曹魏、西晋延续到北魏时期的铜驼街,到隋大兴/唐长安城的朱雀大街,到北宋汴梁的御街,再到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的全城大中轴线(明北京城的规划建设,是以原元大都城的规划建设中轴线为基准进行的)[16]。
  (三)从多元到一体格局形成
  我们可以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的影响力来做一观察比较。
  1.跨地理单元的文化传布
  无论古今中外,扩张都是一个集团内部兴盛的外延。二里头文化在内部高度发展的同时,向四围发射出强力的文化冲击波。与早于它的众多新石器时代文化相比,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小流域或盆地等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其文化因素向四围辐射的范围更远大于此,北达燕山以北,南至由东南沿海到成都平原的整个长江流域,东及豫鲁交界,西到甘青高原一带(图4)。在这一过程中,华夏国家开启了由多元向初步一体化的进程,建基于定居和农耕的“中国”世界的雏形得以形成。
  从早期中国的形成过程看,二里头都邑与二里头文化是东亚大陆最先从区域性多元小政体并立到广域王权国家崛起的节点。如果说此前的东亚大陆还遍布小国寡民式的玉帛古国甚至部落族群,呈现出的是“无中心的多元”的样态,那么,二里头都邑与二里头文化则开启了“有中心的多元”的中原王朝领先的局面,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原中心正式形成。这一东亚大陆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以庞大的都邑体量、高度发达的文明内涵和向四围强力辐射的“软实力”,涵盖不同农业区,奠定了日后中原早期王朝乃至秦汉帝国世界的雏形[17]。
  2.大都无防的自信气质
  二里头都邑是东亚大陆最早集聚了周边人口的中心城市,这些早期移民应是来自众多不同的小型血缘集团,而在它们的上面并没有连系所有都邑社会成员的血亲纽带。缺乏稳定的墓地和同一空间内墓葬与房屋的不断更迭,暗示着人口的频繁移动。二里头都邑的人口应当是由众多小规模的、彼此不相关连的血亲族群所组成,同时它们又集聚并且受控于一个城市集合体[18]。从某种意义上讲,二里头是中国最早的大规模移民城市。
  正是这样的社会构成底色,使得二里头时代开启的广域王权国家模式,结束了新石器时代末期――龙山时代亲缘社会城邑林立的状态。从二里头都邑开始,郑州商城(最近的研究表明,不封闭的“外郭城”主要起挡水作用[19])、殷墟都邑,西周王朝的周原、丰镐、洛邑三都,直到秦咸阳、西汉长安与东汉洛阳,近两千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聚落形态上表现为“大都无城”(庞大的都邑不设防、不建外郭城)[20]。而二里头都邑,就是这一重要文化传统的肇始,它从都邑聚落结构与布局的侧面,昭示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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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把视野放宽到整个古代中国,才能看清以二里头都邑为先导的“大都无城”时代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布局演进上的历史位置。
  自曹魏洛阳城和邺北城开始至明清北京城,中国古代都城进入“后大都无城时代”。这一时代的三大要素是,城郭齐备、纵贯全城的大中轴线和严格意义上的里坊制,它们与前一阶段的“大都无城时代”形成鲜明的对比。李孝聪先生指出,中古以来马背上的族群“下鞍进房”,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贡献极大。后大都无城时代,恰恰是北方族群入主中原之时。从拓跋鲜卑的北魏、“大有胡气”的李唐,到蒙元、满清入主的元大都和北京城,种种举措其实都是在强化控制、加强防御以及严格管理居民。从某种意义上讲,入主的少数族群都尽可能用华夏族群的礼制和治理方式来“营国”,才有了中古以后都城建设上的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规制。相比之下,从二里头时代到汉代“大都无城”的传统,则构成了华夏王朝文明上升期在都邑布局上的一大特色。说其彰显了彼时中原各集团国势强盛期的文化自信,似不为过。
  三
  《操作指南》关于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评估标准vi,是“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活传统、观点、信仰、艺术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有形的联系”。援引此项并申报成功的多为宗庙类或宗教性遗产,如莫高窟等,此外还有秦始皇陵兵马俑、明清皇家陵寝、长城、元上都遗址等,它们均属信史时代的遗产。同属信史时代的安阳殷墟也被认为符合该项标准,主要依据是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类实证,同中国语言文字书写系统的连接,进而也有形地连接(证明)了相关的社会、信仰和历史事件。良渚古城申遗项目向国家文物局提交预备名单时,最初选报了标准vi,但最终申报时还是删去了此项,申报者意识到“缺乏文字记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可能会在陈述实质的有形性(tangible)的连接上略有挑战”[21]。显然,同样处于前信史时代的二里头遗址也有类似的问题。良渚遗址属于史前时代,是完全通过考古人的努力使一处史前文明遗存跻身世界文化遗产的佳例[22],属于其后的“原史时代”的二里头遗址,与其有诸多的共性[23],在申遗过程中应从中学习之处很多。
  与上述可以引起共情的世界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相比,二里头都邑与二里头文化所属族群和王朝归属问题,t属于“具有国家和/或区域重要性的遗产”,且属有待确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暂时不知道二里头在狭义史学视域中的具体“身份”,并不妨碍我们对其在中国文明史乃至全球文明史上地位的认知。
  要之,关于二里头遗址的遗产价值,可分为时空维度上的本体价值和对后世影响的传承价值。就前者而言,对二里头遗址在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头时代中的地位,乃至二里头文化在中国早期文明进程中的地位,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早期文明、早期国家的性质、形态及其特殊性的提炼,才是最为重要的。就后者而言,涉及对二里头文明/国家所创造的物质、技术、精神、文化等成就,及其与后世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形成发展的关系的提炼。尤应强调的是,二里头遗址是作为二里头文化及其背后的社会最杰出、最典型的代表来体现这些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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