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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老师一拨拨

作者: 黄春华

  老师们常说:“你们看,我教的学生,换了一茬又一茬。”脸上总挂着自豪。
  学生们心里也在盘算:教我们的老师换了一拨又一拨,什么时候是个头呀?
  那时,我坐在教室里,整天围着书本转,总以为老师是绝对的权威,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可是,一眨眼工夫,我已经学完了所有的课程,校园离我越来越远。蓦然回首,我的老师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站在永远的记忆里。
  见过再多的老师,最后能记住的就那么几个,一旦记住,想忘都忘不了,几十年之后,仍能脱口说出他们的名字。
  闫花兰,是我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老师,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性情偏急,说到激动处,就用手指头戳眼睛架。
  她规定我们写周记。起初,我的周记经过筛选,总能被她当范文在班上念。不知是习惯还是信任,渐渐地,她就不预览了,直接把我的周记收上来,就念给同学们听,搞得我自豪又紧张(生怕自己写得不好,老师一念,让同学们笑话)。
  我在一次描写考场上老师一走到我身边我就停笔不写时,用了这样一句“就像母鸡下蛋,不喜欢别人站在旁边看”。闫老师大加赞赏,夸得我心花怒放,那美滋滋的感觉,几十年后,仿佛还在心中荡漾。我想,我后来爱上文学,和闫老师应该有直接关系。
  闫老师给我的帮助肯定不止这一点。记得有一天,她主动找到我,说她喜欢吃鸡蛋,让我家里有了鸡蛋就卖给她,价钱和别人一样,一毛一个。我知道她是变着法儿帮我,心里感激说不出口,只恨不得家里的母鸡把蛋下大一点。
  有一天,家里攒足了20个鸡蛋,我就用花布兜着,一路小跑,直接到了闫老师的办公室。不幸的是,有一个成了坏蛋,裂了一条缝,隐约可见里面的黄。我红着脸说:“那就,一块九吧。”
  闫老师笑着递给我两块钱,说:“我没零钱,你也没钱找呀!这个坏蛋不要紧,晚上回家就吃了它。”
  我这才放心地拿着钱出来。事有凑巧,那天下午,县新华书店到我们学校来摆摊,摊边挤满了学生。我当然不会放过这种机会,围着书摊转来转去,越转口袋捂得越紧,生怕里面的钱会长了翅膀飞掉了。眼看要收摊了,我咬牙决定买一本最经典的书。我已经在脑袋里过了三百次了,就买《唐诗三百首》。这可都是从唐朝流传下来的呀,它不经典谁经典?
  书价一块两毛五,整整花掉了我十二个半鸡蛋。我总算想明白,今天那个鸡蛋为什么要裂成两半了。
  值得庆幸的是,我妈没在鸡蛋上大做文章,她只是啧啧两下,说:“书硬是比鸡蛋值钱呢,一本书就能换走十几个鸡蛋。”
  余位义,我初三的语文老师。典型私塾老先生的形象,满腹经纶,一脸严肃,一天到晚逼着我们背古文,且从不手软。《岳阳楼记》就是在他手里倒背如流的,直到今天,我仍能随口背来。真正体会到他手硬,是一次贪玩,没听见上课铃声,他从后面狠狠给了我一“栗凿”,打得我眼冒金星。
  中考之后,我是班上唯一一个考上县一中的。体检时,他带我住在他家里,大夏天的中午,为了不影响我休息,他把老婆孩子都赶了出去。在所有的老师中,他应该是最有个性的了。
  季彬,是我高三的数学老师。那时,他还是个处在恋爱期的小伙子,英俊挺拔,爱穿皮鞋,百米赛跑少有对手。这都不是我记住他名字的理由。
   那年高考,数学相当难,我用先易后难的办法做了一遍之后,才发现,有六十多分的题还没动笔。正是盛夏,我却感觉冷汗顺着后背往下流(决不夸张)。片刻的镇定之后,我开始挤牙膏,硬着头皮往下做。整个过程云里雾里,根本不知自己做了些什么。等走出考场,进了休息室,看见一个复读的女生正在埋头痛哭。
  我心里憋得慌,连忙转头走出去,就在走廊上碰到了季老师。他兴致勃勃,笑着问:“黄春华,考得怎么样?”我没作声,摇了摇头。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你肯定考得不错……”我没等他话说完,就大吼:“你怎么知道呢?”我想我是疯了,一甩头就跑开了。
  最后一门考完之后,季老师碰见我,仍是一脸笑,并说请我去看电影(高中是不准看电影的)。电影自然是没心情看,但那笑却一直留在了我心里,那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宽容的笑。
  如今,我的孩子已经走进了校园,他也在遇到一拨拨的老师,而我还会在不经意间想起我的老师,并常常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想和我的老师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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