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干达:苦难与希望共存的非洲大地
作者 :  本刊编辑部

  在圣诞节的休整之后,我再次出发去了芝加哥、布鲁塞尔、基加利,最终到了恩德培。从恩德培出发,又驱车前往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在坎帕拉度过了几个晚上之后,我随姨妈Sherry和她的好朋友Tonino,花费了七个小时再次到达了阿鲁亚。
  阿鲁亚位于西尼罗河流域。一路上,我不住向窗外望去,注视着窗外的景色。这一段的旅途是我最喜欢的,也是最难忘的:第一次从机场出发穿越一个国家,也是第一次看见一个新奇的地方。整个旅途在我面前展开,所有的事情都值得我去期待,目之所及都是全新一片——这些都是无法重来的美妙时刻。在我享受这美好时光中飞速逝去的每一秒时,我让思绪尽情四散。乌干达给我的第一印象,就像是我曾看过的一幅幅照片那样:妇女们头顶装满食物的大篮子,背上背着她们的孩子,四处散落着茅草屋和香蕉树。
  车子终于到达了我住的地方,也是我即将开始工作的地方,帕西斯无线电站。帕西斯无线电站是Sherry和TonIno开办的一个天主教无线电站。我的姨妈Sherry在乌干达已经住了20多年,Tonino则住了40多年。这个地方24小时戒严,晚上有守卫犬巡逻,还环绕着一圈装有倒钩的电网。尽管看起来很吓人,但其实这个地方很安全。除了一些小偷,这个地方并没有什么需要小心防范的。
  我住进了我的新房间,装上了我在坎帕拉买的微波炉。这是从南非进口的,所以插头与插座并不相配,必须要调整以后才能使用。SherH询问无线电站的一个技术人员是否能把微波炉修理一下以便和乌干达的插座相配,他满口答应。一会儿,他回来说已经修好了。但是当我回去看,根本没有修好,看上去甚至点都没动过。另个技术人员进来解释说前一位其实根本不知道微波炉是什么东西。我感到很奇怪,然后问他“那你能修吗?”他回答说:“能。”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也根本不知道微波炉是什么。这里的人虽然很善良,但是有时候并不是那么的诚实或者说不怎么愿意透露实情。
  我第一次去镇上的时候,就意识到当地人对我的外貌是多么的好奇。因为我是白人,所以显得非常突出,所以无论我走到哪里我在做什么,每个人都盯着我看。当我走过的时候,孩子们;中着我喊“moondoo”——当地人口中的“白人”。其中有个男孩子看着我,眼里充满好奇。他慢慢走近我,然后摸了摸我的手,检查了一会儿,走开了。这些孩子们常常想要来摸摸我的皮肤,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感觉,或者这种奇怪的肤色是不是可以擦掉,让我觉得既滑稽又可爱。
  到了小镇上,我去食品超市买水果和蔬菜。有很多食物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于是我停下来询问。摊主回答:“500。”这当然不是食物的名字而是价格。于是我再问:“但是它叫什么呢?”她的回答还是样:“500。”
  “它叫什么?”
  “500。”
  “它是水果还是蔬菜啊?”
  “500。”
  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说清楚,我拿起了旁边的一根香蕉:“这是香蕉。”然后我又拿起了那个不明物体:“这是什么?”摊主还有周围的人都大笑起来,我知道现在他们听懂了。他们用卢格巴语告诉了我名字,当然我很快就忘记了,但是至少我终于和当地人一起笑了一回,在笑声中开始了我在阿鲁亚的生活和工作。
  我第一天在无线电站工作的时候,意识到自己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听懂当地的口音以及熟悉当地的文化,这是两项我一直在提高的技能。在乌干达,有超过50种的当地方言,但是英语是官方语言,而且在学校开设课程。广播站用几种当地的语言以及英语播报,员工们工作时则用英语交流,但有时候我仍然需要一名翻译。他们说的很多短语我都不明白,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回应。
  “你看上去真聪明。”有人第一次用smart形容我的时候我想可能是因为我戴着眼镜,看上去很学生气。但是,他们的意思却是吸引人的,所以他们确实是在夸奖我十分可爱。
  有天我去工作的时候,有人对我说:“你走丢了。”我纳闷“在这里我能看见我的房间,我怎么可能走丢?”我犹豫又迷惑地回应了他。“啊,哦,好的。”我微笑着,心想万一这是一种赞美呢。我在Sherry的办公室停下,问她:“当地人说‘你走丢了’是什么意思呀?”她大笑,然后把它翻译成了美式英语:好久没有看到你啦。
  “你长胖啦。”还有一天早上,我的同事笑得很灿烂地跟我说,好像我应该为此感到高兴样。我来自一个有着荒诞数量超重和肥胖者的地方,所以这句话是一种无礼的攻击。从他的神情我知道自己并没有被冒犯,但是我究竟应该怎么回应他呢?我已经完全不知道符合社交礼仪的回应该是怎么样的了。我应该说“谢谢你”吗?我能做的也就只有微笑了。最终,我一个在这里住了两年的美国室友兼同事告诉我,在乌干达文化里,胖是种赞美。我被这出乎意料的解释逗笑了,看来没有背后的文化解析,语言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他们倾向于把这种特有的语言叫做“东非英语”,我同意,因为它确实值得有个自己的分类。
  因为我是一名志愿记者,所以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新闻室里,这是一个对话永远不会无聊的地方。在每天的例会上,其他的记者会问我如何正确地发音。我也会听到些关于诅咒、巫术和神秘力量的当地新闻。我惊讶地发现,那些在广播站工作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居然也相信这些东西。
  新闻主编Acidri Ernest是一个有趣的人。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非常有意思。他年纪比较大,所以很多想法都非常传统,而且他会把很多重心放在把他养育成人的非洲文化上。但是,他每天工作的时候都看CNN新闻,也曾经通过一次记者交换项目去美国旅行过,这些让他广泛地接触了其他文化。与大部分的乌干达人相比,他对于外面的世界更加了解,但是这些新的信息往往被他以传统的非洲思考方式加工。他曾说过一些我觉得完全没有逻辑的事。比如,他坚信同性恋想要终结全人类,因此需要被根除:他认为非洲本没有同性恋,是被西方社会影响以后,这片大陆才有了同性恋,他对于同性恋的看法可能来自于他对于“每个人有义务生养很多孩子”的信仰。当我提到我对生养孩子并没有很大兴趣的时候,他觉得我一定是疯了。他告诉我那是有罪的,我不可能完成我人生的目标,他甚至会用非洲咒语诅咒我。我大笑,他也笑,尽管我们两个都没有在开玩笑。   Ernest也说过,离开乌干达之前我一定会得疟疾。他得过好几次疟疾,我猜可能是因为他晚上睡觉不喜欢用蚊帐的缘故。我解释说我一直在用抗疟疾的药,所以不可能感染。他强调说:“你走之前一定会得疟疾的。”我只能笑着说:“好吧,Ernest。”还有一次,他说艾滋病是想赚钱的药厂研究出来的阴谋。他不相信有艾滋病这种事,这只是一种捏造的情况。尽管其他的记者并不同意他的说法,但是在个有相当部分人正遭受着艾滋病的国家,他的这种想法让我很震惊。尽管我和Ernest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大相径庭,但是我们相处得很好。与他共事非常有趣,我把他当成是我的朋友。交流的意义并不局限于语言的沟通,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值得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互相学习。
  在乌干达,我可以每天看见我的姨妈。我常常被她的故事吸引,尤其是她第一年到乌干达的事。现在乌干达的公共设施非常稀少,而且常常不管用,但是当时可是什么都没有。大约20年前,他们在坎帕拉的日常购物都成问题,这并不只是因为没有钱。通货膨胀发生得如此迅速,政府没能足够快地印出大面值的纸币来跟上通货膨胀的速度。想要买一些基本的东西,比如食物、风扇或者其他乌干达北部没有的东西,他们必须要带上好几袋装满纸币的大袋子。那时候,他们住的地方也没有银行,钱必须由其他来乌干达的人带来。Sherry说有一次她的爸爸来看她,她让他带了15000美元。一个70岁的老人,带着15000美金的现金在身上,过机场安检,最后来到非洲这个偏远的角落,想想就觉得既可笑又担心。现在,因为严密的安检,这种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了,而且现在阿鲁亚也有许多银行了。
  我初次亲身感受到这片土地上的苦难,是第一次与Sherry和Tonino见面的时候,因为他们对于乌干达了解得很多,我就迫不及待地问了任何一个我能想到的关于乌干达的问题,尤其是约瑟夫·科尼,而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告诉我的切。臭名昭著的战争犯约瑟夫·科尼领导的圣主抵抗军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时候,Sherry和DTonino正在乌干达。在当时,从首都坎帕拉到阿鲁亚,要冒很大的险,也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次这样的旅行中,Tonino差点没能活着回到阿鲁亚。从桥上到尼罗河,路上挤满了去阿鲁亚的车,但是袭击只发生在那支大型的、由军方护送的车队上。他很幸运地跟在车队的后面,所以当车一驶过小山,他就看见前方的其他车因为来自道路两旁的炮火和射击而爆炸。突然,子弹飞到了他身边,向着车子开火。不知怎么的,在混乱和喧嚣中,他看见树丛中的士兵们正在袭击那支车队。那些士兵都还是孩子,每个人都举着两支枪。他调转车头,拼了命地逃出那里。他一逃出那个地方,车就彻底瘫痪了。无数的子弹遍布整辆车,由于损耗太大,再也无法使用。他目击的那场埋伏是圣主抵抗军发起的最大袭击。成千上百的人死于这场袭击,包括车队中排在Tonino后面的人。他是如何成功地从那种情况下逃生的,至今仍是一个迷。几天之后,他回到了阿鲁亚,告诉那里的人们发生的切。几个月,甚至几年以后,那些在袭击中被认为已经遇难的人奇迹般地活着回来了。他们没有被杀死,而是被迫进入科尼的军队服役。他们想尽办法逃了出来,找到了回家的路。他们当中有些人说,那次埋伏之后,科尼对有个白人逃脱的事非常生气,而Tonino就是当中唯一一个白人。后来,害怕科尼会认出来,他们卖掉了那辆车。
  听到这里,恐惧占据了我的全身,因为我意识到科尼他看见了我这个亲密的朋友并且想置他于死地。当时的我,坐在车里,不断回想听到的一切,然后感觉车子慢了下来,看见个警察做着手势叫我们停下来。听过了这么可怕的故事以后再看见一个举着枪的非洲人,我立马就紧张起来。同时我也意识到了我自己的偏见,在家乡看见拿着枪的警察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但是在乌干达,看见举着枪的当地人,我会立马感到紧张和不安。我静静地坐在车后座,看见警察从车窗里望进来,告诉Tonino他超速了。Tonino已经在乌干达多年,早已经熟知该说什么,所以我们很快就被放行了。这次经历让我更加能体会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日日夜夜生活在怎样的恐惧与紧张之下。
  关于战乱,我还有一次经验,是Ernest告诉我的。那是在新闻间,Ernest提醒我看电视。电视上有很多人在逃难,想要逃离非洲的些地方暴力。他说在他年轻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在乌干达也发生过。一些想要接管政府的反对军向西尼罗河进攻,就是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每个人都在逃命,什么都不要了,只想活着逃离这里。他的母亲和兄弟姐妹都已经离开,但是他的父亲却拒绝逃难,选择留在他们自己的家中。那时只有12岁的Ernest想要留下来陪着父亲,但是他的父亲却催着让他离开。他只能一个人走,因为当时他的母亲和兄弟姐妹早已离开。那天晚上他逃到了刚果,在那里住了六个月。他找到了父亲的朋友,由他们照料他的生活。他的哥哥终于辗转得知了Ernest逃走的消息,沿着乌干达和刚果的边境线一路寻找Ernest,最后他们终于团聚。在刚果住了六个月以后,他回到了乌干达。反动军,也就是NRM已经接管了政府,执政至今。
  在开始的好几个星期,我都以为阿鲁亚没有夜生活,却意外地被室友还有广播站的些同事邀请去家名叫Matonqe的夜店。我之前都不知道这里竞然还有夜店,在我的印象里,非洲的夜空里有无数闪亮的星星,空气凉丝丝的,黑暗中驶过的“啵哒啵哒”偶尔打破这种宁静。“啵哒啵哒”是当地
  种主要的长距离交通工具,和出租车类似,但是是非机动车而不是汽车,加上司机一共可以坐三个人。
  当我到夜店的时候,我发现那是个货真价实的夜店。夜深以后,夜店里挤满了人。播放的音乐奇妙地混合了刚果、拉美、尼日利亚、北美的音乐,一点也不会让人觉得无聊。而且我还发现,这里的时尚和白天在街上的大不一样。通常对于妇女来说,露出腿的膝盖以上部位就是非常羞耻的事情。如果在大庭广众之下这样穿的话,会有两种情况发生要么这位妇女的衣服被扒光,她被光溜溜地抛弃在大街上,要么会有好心的陌生人给她一条长裙子穿上。这些规定在Matonge显然不适用,因为我看见紧身短裙、镶着金属动物样式的紧身裤,还有高跟鞋。男人们的着装和平目的差距不大,但是我很惊讶在这么热的热带气候里,居然还有男人穿着毛衣   那天晚上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第一,我学会了非洲风格的舞,第二,我有了一个卢格巴拉名。卢格巴拉是当地的种本土语言,用这种语言起的名字都有自己的意义,孩子们尤其会以出生那天发生的事命名。大部分的名字都非常的消极和悲伤,最常见的名字意为“煎熬”,其他常见的名字也多意为“饥饿”或者“没有爱”。如果是我,我讨厌自己的生都被他人以这样个名字称呼因为不能决定出生时的境况,便要永远被提醒曾绎有过那样的人生苦难。所以当他们提出想给我取一个卢格巴拉名时,我要求得是一个积极的名字。他们叫我Asianzu,那是“和平”的意思,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在乌干达一点点进步起来的过程中,我也为她的民主与进步贡献了自己的一点点力量。目前为止,在无线电站的工作中,我最喜欢的部分是我正在促成一个平台,使得西尼罗河的人们可以分享他们的观点。我并不是在广播我自己的观点,而是发起些讨论,在广播中传递出当地人自己的声音。在一个公共设施如此稀缺的国家,政府很少听到民众的声音。尤其是这样一个远离首都的城市,人民对于政客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领导者糟糕决策的消极结果却要由他们承担。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我做的工作如此自豪的原因,因为我正在为人们发出自己的声音、与外界分享想法贡献一个平台。
  无线电站的运营还是部分依靠于慈善捐助,但是正在逐年接近自给自足。而电台每年还在各个方面支持着社区的各类生活,比如为当地孩子举办作文大赛,并在广播里播送他们的稿件。我们去了当地很多的学校宣传我们的比赛,提供比赛的细节以及公示评分的标准等。
  而我觉得最有趣的是朗读入选的作文。作文的话题大多集中在公平接受教育和防止青少年怀孕上,而学生们支撑其论点的故事和经历常常让我感到吃惊,其中包括对于妇女的虐待、强奸、未婚妈妈以及分娩过程中发生的医疗并发症。如此频繁地吸收着大量当地信息,我才意识到这些恶性事件在这里发生的几率有多么高。
  一个男孩儿的故事非常突出,他选择的主题是为什么男孩儿和女孩儿都应该接受好的教育。故事是以一个女孩儿开始的,这个女孩儿非常喜欢吃肉,所以她想嫁一个可以每天让她有肉吃的男人。有一个爱她的男人向她求婚,她拒绝了,因为他很穷。心碎的男人向一个巫医求助。这个巫医告诉他,把一块肉吊在女孩屋外的芒果树上即可,他照做了。第二天,那个女孩儿看见了芒果树上的肉。她想,芒果树上长肉可是稀奇事。没有受过教育的女孩儿爬上树去摘肉,却被突然移动起来的树紧紧抓住,把她带到了男人的身边,并强迫女孩嫁给那个男人。这个神奇的故事让我彻底地明白为什么女孩耍接受教育,而这个让我觉得离奇不已的故事,在当地不要说是孩子,就连大人也会觉得深信不疑,因为在他们的文化中,巫医、魔术和调咒都像是真理一样被人接受。
  时光飞逝,当我离开乌干达回到家乡的时候,我的间隔年也正式结束了。无论这神奇的八个月以后,生活会把我带向何方,我都能确定,参加间隔年活动不仅是我目前为止在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也会完全改变我今后的人生。它带来了关于未来的更多想法,以及一种思想上的新认识,那就是只要你胸怀足够开阔,机会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