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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事实说话”的新闻背后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李婕昕 郭磊

  摘要:批评性语篇分析以Fairclough的三维模式和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试图通过对新闻语篇的批评性分析,反思新闻报道在生成、传播和接受过程中的社会历史背景,从而让人们发现新闻语言中隐藏着权利和意识形态等社会因素。
  关键词:批评语言学 新闻语篇 话语分析
  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加深,大众媒体已经不只是一种单纯提供信息的途径,它更成为一种影响甚至控制受众的方式。实际上,在新闻媒体中,新技术和新知识从被认知到被推广和到被接受的过程来看,这个以“知识决定命运”的世界,本质上是以话语来决定的。报纸在提供给读者的海量信息的同时,也通过选词用句来左右读者的态度。基于此思想,批评语言学(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的研究者们便致力于发现并探索新闻文本所附加的“隐形信息”。
  1 话语分析
  批评语言学隶属于话语分析。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这个概念由美国语言学家Harris在1952年的杂志Language中首次提出(Li Yue’e & Fan Hongya,2002)。《朗文当代英语词典》把话语定义为“正式的言论或文本或对话”(1998,P.240)。话语分析在语言学的范畴内,却引起了很多争议。McCahy(2006)就把话语分析的对象界定为两种:声音符号和视觉符号。声音符号是说话者监控下的语言形式,而视觉符号是写作者的产出(黄国文,2006)。其他的语言学家对这种话语范畴的界定就持有不同意见。Davies & Elder(2004)就提出了更加时兴、明了并且简洁的定义。他们认为,语言是交流的工具,所表达的意思是高于单纯句子意义的。因此,许多语言学家把话语分析看作是研究文本中句子的方式。Fairclough(1995b)就强调话语分析中话语的运用,他甚至还扩展到其他符号的表意行为,如照片或电影等。福柯(Foucault)甚至提出应该将医药、经济、语言学等社会行为都划归为话语分析的研究范围内。由此可见,文本话语和言语话语之间的界限就更加模糊了。
  总之,如果文本与社会行为、社会领域或社会观念有关,那该文本就可以被认定为话语(Fairclough,2009)。据此,话语被认为是与社会高度结合的行为。
  2 新闻话语分析
  2.1 新闻话语分析的发展
  新闻与媒体这两个概念在话语分析中经常互换,因为新闻常常是通过媒体来传达。对新闻话语的分析主要从其结构、社会语言学和非语言学这三个方向进行。这几方面都包含两个维度,第一种是口头或文字文本,该维度重视记载和解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对社会的影响。第二种是对文本创造过程的剖析。虽然这种方式引起了很多重视,但是目前为止没有重大突破。(Cotter,2001)。
  传统的新闻分析关注新闻内容本身,如定量研究和结构分析(van Dijk,2000)。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新闻话语分析朝着更为系统的语义学、句法学和文体学方向发展。最新的话语分析理论为传统的方式增加了语言的社会性和社会作用的视角,将语言学与社会观点结合起来,从而让话语分析变得实用。这样的实用性作用于反映真实世界、体现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新闻报道中,为批评语言学对揭示新闻背后的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
  2.2 新闻话语分析与社会
  George Orwell通过研究标题后首次指出政治言语将对受众产生潜移默化的政治观念引导(Wilson,2001),此后,人们逐渐意识到语言的政治潜力。新闻应当是公正地阐述事实本身,而新闻又是被人们挑选而报道的,所以新闻本身就是一个矛盾集合体,新闻研究的方式也因此变得多样。在探索新闻话语的本质和结构方面最重要的研究者之一是Labov。他(1972a)主要分析句子结构、语义价值和语用暗示。但是这种分析过于抽象,不能完整的反应出社会对新闻的影响。十九世纪八十年代van Dijk提出一种广义和更为全面的新闻话语分析方法,他将自己的话语研究统称为“宏观新闻图式(schemata)”或超结构(superstructure),以区分之前的“微观”方式。这种宏观方式把语义学的范畴延展了很多。Van Dijk(2001b)认为,新闻研究应更加关注宏观信息,如权利和控制,而不仅仅是事件本身这种微观层面。任何新闻都具有对公众提出建议的意味,这也就是新闻媒体中权利的体现。
  与van Dijk观点相似的还有Geis。Geis(1987)将新闻媒体看作是政治正误的独裁者,而不是表达民声的工具。Silberstein(2002)通过对9/11的新闻话语研究后,进一步细化了新闻通过修辞惯例对读者和社会事件折射的权利和意志。他发现,如果琢磨新闻中的语言运用与修辞手法,尤其是语法选择等,新闻所充当的作用就不只是传达信息,而是传播政治信念,特别是国家建设的工具。
  实际上,话语本来就是代表社会活动的语言,因此语言会影响人们对事件的态度和对社会的认知(Van Dijk,1991)。媒体话语是人们对事件认识并形成观点的来源,在阅读和收看的同时,人们会被隐藏在文本后的意识形态所左右。由于新闻研究中存在的不可否认的权利意志,新闻中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等特点也就显而易见。各类研究都显示,所谓公正无偏见的新闻文本,实际上在选词造句和语言安排中都暗示着言外之意。
  在对报媒与社会的关联性研究中,Fowler和他的研究团队(1979)提供过三种揭示报纸中潜在意识形态的方法。第一种是询问编者是否只求真相不为其他。第二种是着眼事件本身,探索其经过怎样的变化扭曲而最终在媒体报道呈现。第三种立足于最终结果,通过计算出现文字和项目从而追溯话语的潜在类别。批评语言学家就采取了第三种方式对新闻媒体进行分析。Fairclough(1995b)甚至断定媒体中的话语选择和顺序,一方面受到社会惯例和个人目的影响,一方面又重塑了二者的关系,这个过程既矛盾又统一,既复杂而又晦涩。   3 新闻话语分析与批评语言学
  3.1 批评语言学
  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批评语言学(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在近40年的时间里形成了一种独到且与社会息息相关的话语分析新途径。它试图批评性地追问谁是文本的承受者和发起者,这既是研究理论也是研究范式。“批评”二字并不带有大众所熟知的贬义意味,而是提倡应从不同角度审视一个问题(Fowler,1996a)。因此,“批评”超越了其表面意义,是特指探寻观点和其所产生的社会条件之间关系的社会视角(辛斌,2000a)。其间的关系主要被人为地隐藏在语言、权利和意识形态之中,对社会产生影响和偏见。
  自20世纪50年代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问世以来,很多社会语言学家如Wodack,nan Dijk,Lakoof等人就反对孤立社会因素的语言分析观念。在Habermas提出了批评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后,在CDA理论基础上,以分析政治诉求与自我反省,历史语境和意识形态发展之间的关系的论断渐渐兴起(辛斌,2000a)。1979年Fowler等的《语言与控制》和Kress等(1979)以《作为意识形态的语言》的问世标志着CDA学的诞生。自此,摒弃科学而由知识与现实形成的行为偏见的话语审视成为近30年来话语分析新趋势。
  作为与美国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相抗衡的语篇分析方法,批评语言学不再将语言看作是理性的工具,而是立足于理解语言中的权利和偏见对于社会现实的作用。Fowler(1996)明确提出CDA是对大众语篇的分析,是为了解释以语言形式隐藏于明示命题下的意识形态为目的的语篇分析。他更倾向于把CDA与历史学而不是社会学相联系。像历史学家一样,批评语言学家的目的就是去理解社会、政治和经济背后的价值观和这些价值观的演变(辛斌,2000b)。Faricloug(1998)认为,批评语言学是一个将语篇分析、话语行为分析和社会文化事件的话语时间分合为一体的三维框架。批评语言学向来是一种综合性跨学科的理论研究和话语时间方式。它汲取了多学科的精华,如系统功能语言学、社会学、后结构主义和文学批评理论等,发展出各种有利的分析理论和方法。不过,对批评语言学的质疑之声却也不绝于耳,例如它模糊不同概念、不同学科和方法论之间的界限(辛斌,2008)。Fowler(1996)本人也承认,虽然系统功能语言学是批评语言学的基础理论,但也没有得到系统地运用。总之,虽然方法各异,但批评语言学的目标却始终统一。
  3.2 批评语言学在英语新闻话语中的应用
  批评性语篇分析的重点在于实践,特点在于将语言与社会结合,揭示语言之下的意识形态和权利之间的关系。而新闻一方面声称报道事实,一方面却通过语言将社会意义和意识形态传递给大众,体现了权利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和传播。因为新闻机构拥有比公众更多的获取信息的机会与权利,它会在内容、用词和方式等方面形成统治地位。因此,批评语言学适用于新闻分析正是由于批评语言学能够利用语言分析手段来揭示各种模式公共话语中存在的误导和歧视,提供了一种对报纸、政治宣传、官方文献、规章制度、正式谈话如采访等的批评性分析(Fowler,1996a)。
  Fairclough对CDA的理论框架做出了巨大贡献。Fairclough将语言和话语看作社会行为的一部分,他认为人们对所有事件的理解和表述都是由社会条件决定的(Fairclough,2001)。为了了解语言、意识形态和权利的关系,Fairclough提出了对语篇进行批评性分析的三个层面:描述、翻译和解读。他吸取了对话理论和霸权理论的观点后,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对话语和语篇的理解,将文本的产出放在了社会实践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维模式(Fairclough,1992,p.63)。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CDA还没有形成自己独有而具体的语篇分析工具,所以只要哪种语篇分析理论符合其对语言、权利和意识形态分析的目的,CDA就“拿来”利用(辛斌,2000a)。以Halliday作为创始者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将语言看作社会现象,重视语言在社会背景下的作用。其观点与CDA有很多相似之处,并且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理论框架,因此成为CDA重要的理论来源和分析依据。
  CDA对语篇的分析步骤主要是:(1)分析语篇的结构特征,并将其和语篇生成的某些特定技巧或过程相联系,如名物化(nominalization)和被动化(passivization);(2)分析写作技巧在语篇生成的具体语境里可能和某种意识形态的意义和作用有关;(3)这些语言结构和过程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意义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辛斌,2000b)。
  除了以上的一些总的原则和方法外,辛斌(2005,p. 91)提供了三种最常用的,也是具体的对比分析方法:(1)对比英语新闻语篇中某些语言结构表达方式的表意功能;(2)对比不同英语新闻机构在同一时间关于同一事件的新闻报道,以对比它们在同一事件立场观点的细微差异;(3)分析某一特定新闻机构在一段时间内对于同一重大事件的连续报道,以比较其立场观点是否发生任何变化,并寻找可能的变化原因。
  总之,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理论实践和话语实践,批评话语分析的重点应落在实践上。这就需要分析者不仅有较好的语言功底,更要有对时政的敏锐观察能力和反思能力。具备了这些特质,在解读英语新闻语篇时,读者就能尽量从被动接受新闻信息变为主动反思新闻背景所隐藏的意识形态问题,从而成为一名有批评意识的英语新闻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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