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人才走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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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厕身“江苏人民教育家培养工程”是我一生的荣幸。我自然不敢奢望于“人民教育家”这一光荣的称号，那是盖棺论定的事，但我珍惜这一难得的学习机会和发展平台。弹指间，五年已逝，蓦然回首，我发现这是我一生中思想认识提高最快的一个阶段，我已走到了我的学力所能撑持的最远距离。一位朋友曾跟我说，“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才走得远”。我很幸运，遇到了这样的一群人。
作为特级教师，我们一般都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可有问题意识与真正发现问题完全是两码事。到底什么才是影响语文教育教学的最大问题？二十年前，应和着学界的主导主体观的探讨，我也天真地认为教育思想就是那个所谓的问题，并由此对“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收获颇丰的同时我也意识到，教育思想并不是解决语文问题的充分条件。
十五年前，看到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公报中的“倡导讨论式教学”这些字样，结合个人的教学体会，我又认为，教学方法就是那个所谓的问题，并对讨论式教学法进行了细致的钻研。结果还是那句话，收获颇丰，问题依旧。
五年前，我注意到学生之所以学不好语文，与他们不能正确地阐释文本有关，于是就带着这个问题走进了培养工程，并在研究目标中写上了“撰著《文本阐释学》之类的著作”这一宏大抱负。其实，当时我对文本阐释学的学术谱系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要是现在，我肯定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可导师洪宗礼先生鼓励我：“你吸取西方理论研究语文教学，视野宽阔，很好。你想搞出《文本阐释学》，这‘学’字了不起，这就是创立了一门学科。”导师丁帆先生正告我“要读原著，不要只看概论”。有了洪先生的鼓励和丁先生的指引，我立即行动了起来，《真理与方法》、《诠释与过度诠释》、《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等西方原典一本接着一本地啃起来，啃得头昏眼花，天昏地暗。
就这样地过了两年，有一天我忽然醒悟：“不对啊，这些阐释或者是哲学，或者是文学，就不是教学。我要研究的是教学阐释，可这一点他们又没讲，怎么办？”我带着这一困惑向导师杨启亮先生请教。杨先生很高兴，说：“这就对了，这就找到方向了，你应该研究的是教学阐释。”就这样，在三位导师的帮助下，我初步找到了“教学阐释”这一研究方向，可是从何处入手开始研究，我心中一直没谱，有时甚至流露出另起炉灶从头做起的意思。这一回洪宗礼先生给了我一个当头棒喝。他指出，一个人精力有限，要想得出有实践意义的成果，最现实的办法就是依据现有教材，阐释出理想的语文来。我闻言如醍醐灌顶，眼前忽地现出一条大道。
其后，我就顺着这条大道不断行走，终于在今年年初，忽又有所悟：当今语文教学的最大问题，还不仅仅是教学阐释的问题，而是阐释的随意性问题。我们都知道，语文课堂上，面对同一文本，我们经常是张郎张说，李郎李说，甚至是撇开编辑意见，来个郢书燕说。这不是艺术，而是混乱，由此我提出了“规范语文”的想法。这个想法得到了洪宗礼、丁帆两位导师的赞同，他们认为，“聚焦教学文本，规范语文教学，这一问题的提出在当前和未来有很高的价值”，当然他们也同时指出了我的不足之处。
这样，我在导师们的指点下找到了影响语文教学的核心问题，这是我五年培训的重大收获。可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这同样是个无大不大的问题，我也同样从这样一群人中获益颇丰。
这里首先得说北师大出版社的小李编辑。在一次活动中，他问我：“在成为特级教师后，你们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呢？”我当时一愣，老实说虽然也一直在努力，却从未从这样宏观的视角思考过这一问题，于是就反过来追问他的理解。他说他见过许多特级教师，有的人心高气远，一心追求纯粹的学术，逐渐进入高校；有的人虽还在基础教育领域，却无意于教育教学发展规律的深入寻找，只是热衷于一得之见的发现。他认为这两种人都没有看到自身的长处，影响了自身的发展。
小李岁数不大，但这一番特级教师发展论却让我对他刮目相看。由此，我也从理性上确认了自己的发展定位，即坚守基础教育，充分发挥自己长于实践又不断思考的优势，使自己既有别于擅长论理的专家学者，也有别于部分只忙于教学的一线老师。定位问题极其重要，一个错误的定位可能导致精力的无端浪费；相反，一个正确的定位则能使我们做到攻其一点，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立足于这一定位，解决语文教育中的问题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些。而我之所以能有这一认识，则全是因为参加了省里的培训，遇到了小李这样一个年轻的思考者。
前面说过，为了解决语文教学问题，我曾经读过一气儿西方文本阐释理论，并提出了“教学阐释”这一核心概念，可何谓教学阐释？当我就此求教杨启亮先生时，他深思片刻说， “教学阐释？是对教学的阐释，还是从教学视角出发的阐释？”我一时没听懂，先生又重复了一遍，这下懂了，他提醒我的是，教学阐释是对“教学”这一概念进行本体论的阐释，还是对文本进行“教学”视角的观察，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当下我不由得对先生的思辨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同样，先生对“规范语文”也作过辨析，提醒我注意作为学科的语文与社会泛化意义语文的区别与联系。我们都知道，真要提出一个理论，首要工作就是进行核心概念辨析。在这方面，囿于学力，囿于视野，我们往往做不到位，可导师们在只言片语间就指引出了一片新天地。真是幸运，遇到了这样的一群人。
解决问题还需要宽阔的学术视野，这一点，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和江苏省教育厅师资处的管理团队想得很周到，安排得很精细。在他们的精心策划下，去年我们到南京大学听了一周的学术讲座，从教育到社会，从时事到哲学，我们对当前的中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今年，我们到北师大进行高端访谈，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从价值教育到绿色教育，从教育的宏观展望到当下教育的政策设计，我在开阔视野的同时也一次次感受到学者们的钻研精神和人格魅力。
和他们接触时间长了，我有时私下里想，这一群人为什么会如此优秀？在《这就是教育家》（洪宗礼卷）一书中，我看到洪先生为了编好教材而几次出入鬼门关。在杨先生妙语连珠嬉笑怒骂的讲座中，我听出了他对当下中国教育问题的忧思。在周志华先生惜墨如金的言谈中，我读出了谦谦君子的风范。在丁先生《重回“五四”起跑线》一书中，我极为震撼地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在学术研究中一直不曾泯灭的是我强烈的现实参与精神与社会责任感。文学绝对不是自足的，它的意义应与现实社会、道德理想乃至人类终极关怀密切相关。”这一夫子自道让我明白了一切。这是有良知的一群人，这是直面现实自觉肩荷起社会责任的一群人。
在这一群学人和管理团队的带领下，我们培养对象间私下的切磋之风也很是盛行。我至今仍然记得秦晓华学友帮我修改书名的建议和论证，也还记得谢友明学友与我探讨书稿内容的具体细节。这样一种切磋交流的氛围让人欲罢而不能，欲停而不止。
我很幸运，遇到了这样的一群人。
作者系江苏省灌南高级中学副校长，灌南县初级中学校长，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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