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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屠夫”辞公职再卖猪肉

作者: 本刊编辑部

  陆步轩,1985年以西安长安区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9年从北大毕业。上世纪90年代放弃县里工作,开始卖猪肉。2003年经媒体报道后,陆步轩被冠以“北大屠夫”称号,并引起社会关于高校人才话题的讨论。2004年他被安排进入长安区档案局工作。
  2016年9月19日,50岁的陆步轩对外宣布自己已“辞去公职继续卖肉”,不过这次他是跟合伙人、北大校友陈生一起在网上卖猪肉。他说:“卖猪肉10年赚了200万,当公务员12年分文不剩。我这个异类的人,把自己曾经梦寐以求的公职给辞了,要重操旧业当‘猪肉佬’。过去我是匠,卖猪肉的匠人;现在我想成为家,一个猪肉方面的专家。”
  “北大屠夫”再执刀书写人生情怀
  从放下屠刀进入体制内成为公职人员,到辞去公职再执刀卖肉,陆步轩总是给人以另类的感觉。如果说,当年追求进入体制内,成为一名“体面而有地位的国家人”,是其最原始也最朴素的人生情怀,那么如今“出离体制而成为一名创业者”,则是经历岁月磨砺之后,从心底萌生的另一种人生情怀。两种人生情怀固然有冲突,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却一点都不矛盾。经历了岁月的铅华与洗礼之后,他固然实现了选择的回归,然而在心境上却得到了质的升华。
  时下的“北大屠夫”,与十二年前相比已完全不同。当时他手中虽然握着卖肉的屠刀,却拥有一颗进入体制的心,如今他依附于体制之内,内心卖猪肉的冲动却越来越强烈。这种反复和游离,甚至带有循环性的人生轨迹,是那个时代那代人所必然经历的,当然也是社会进步之下,人的选择多元化的生动注脚。不同时期的人生情怀,颇具循环式的人生选择,其实也是社会变迁和进步的标志。
  “北大屠夫”时隔12年再执屠刀,并非卖肉与做公职人员之间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更不是借此为公职人员哭穷叫屈,而是一个“如何尊重人生情怀”的命题。自然,其事例的最大意义在于,当每个步入职场或者已在其间之人,在做出事关人生走向的选择之时,必须扪心拷问自己,是基于内心的人生情怀,还是受社会趋势和外界影响?是做随大流者,还是“最独特的那一个”?
  别再对“北大才子卖猪肉”大惊小怪
  说实话,从陆步轩自己的态度来看,这些年,他的观念也在逐步转变。陆步轩曾经认为卖猪肉是丢人的事,称“自己给母校抹了黑”。如今,陆步轩则认为这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从当初欲进体制而不得,迫于生计不得不卖猪肉,到今天主动辞职再当“屠夫”。这说明,他对从事这个职业已经没啥“耻感”。事实上,对卖猪肉本就不该有“耻感”,能成为教授、金领固然好,单纯靠卖猪肉收获一份富裕的生活养家糊口,亦不丢人。有的人可能是因为性格原因、个人际遇,也有的人可能就是喜欢某个行业,从名校毕业之后沉入市井,成为普通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可只要是凭借勤恳的双手精耕细作,凭借聪明的头脑合法经营,何耻之有?揆诸现实,在反腐风暴中已有不少曾经被名校引以为傲的才子们锒铛入狱,比起“陆步轩们”,这些人才该赧然。
  人们对名校毕业生,往往喜欢贴标签。似乎名校出来的都是才子,而名校才子们也都应该西装革履地从事“高端”职业,这其实是对职业平等的一种误解。走进北大,代表这个人在高中阶段成绩不错;走出北大,也不意味着就必须成为顶层精英。无论什么社会,站在金字塔尖的人就那么多,对那些站不上塔尖的人,理应多些包容。事实上,大学教育跟职业选择并不必然挂钩。其实,离开了大学,只要不违法犯罪,不贩卖灵魂,爱卖啥卖啥,人们实在不必大惊小怪,或者殊为惋惜。对个人的职业选择更加尊重,即使这个社会少了一些专家学者,但多几个愉快的屠夫、快乐的快递小哥,也没啥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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