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反思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魏　娟

　　摘 要：在历史语境中，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在不断地寻找定位。当下中国，重新把握话语权，避免失语与疯狂两种困境，更好地继承和发展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使命。
　　关键词：知识分子 失语 疯狂 阐释者
　　
　　在当代社会，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社会的积极力量，变得日益重要，如何定义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是保证其更好地发挥自身社会功能的重要前提。
　　
　　一、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历史定位［１］
　　
　　在20世纪30年代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曼海姆对知识分子做过一个经典的界定：知识分子是一个自由漂流的群体，而非一个有自己特殊利益诉求的阶级或阶层。其关键特征是“自由漂浮”与“非依附性”，可以超越阶级或阶层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局限，掌握普遍真理并做出公正的判断。这与中国传统“士”的观念颇为接近，有着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责任感。
　　但同一时期，在质疑曼海姆提出的所谓“个体性”与“超然性”的基础上，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结合自己所生活的年代――无产阶级运动蓬勃发展，指出知识分子是“有机的”，是特定阶级或集团的有机组成部分。
　　稍晚之后，美国社会学家古德纳依据知识分子掌握的“文化资本”（以知识为资本的一种资本形式），将知识分子直接归于一个掌握“批判性的话语文化”的新阶级。同样，在文化资本的概念上，法国学者布尔迪厄将知识分子定位为“统治者中的被统治者”，因为相对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是弱资本形式――文化资本对于经济资本的独立自足性只是相对的。这样，对于那些没有或只有非常少资本的人，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而对于统治阶级内部占大量经济资本的那部分人，占有文化资本的知识分子又属于被统治者，所以说知识分子处在既统治又被统治的矛盾地位中。
　　随着反本质主义、拒绝中心话语和宏大叙事的后现代语境的到来，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大师和激进的批判思想家，福科以为，以真理和正义之宗师的身份自居，作为普遍大众代言人的知识分子（即普遍知识分子）已经衰亡，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另一种知识分子形象，他们“习惯于在具体的部门――就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把他们置于其中的那些地方（寓所、医院、精神病院、实验室、大学、家庭和性关系）进行工作。无疑这赋予他们一种更为直接和具体的斗争意识”。福科称之为“特殊知识分子”，又译为“专家型知识分子”、“专门的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不需要超越“专门”的局限回到传统，他们坚持在专业领域里捍卫边缘的“反叛话语”，认为专业化是一种契机，并相信专业化的努力和局部的反抗最终会实现对整体的批判。
　　但在萨依德看来，这种专业化趋势反而成为一种压力，它不仅导致了知识分子受制于狭隘的知识领域成为技术专家，并为了成为“专家”而屈从于权力和权威，受雇于权力的要求。受曼海姆理论的影响，萨依德呼吁知识分子的“业余性”――“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杀的兴趣”,“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并以这种业余性来对抗专业化所带来的压力，他们是精神上的流亡者和边缘人，是真正的“业余者”，是对权势说真话的人。
　　基于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两种社会文化范型的理解，鲍曼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中指出知识分子具有“立法者”与“阐释者”两种对应的角色，并认为随着现代性的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被后现代的多元论和相对主义取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应从“立法者”变成“解释者”，从政治的主角蜕变为政治的阐释者。要在认识上对其加以把握，而不是在实践上作为任务来加以区分。
　　法国学者德布雷从知识分子与大众媒体的角度入手，敏锐地观察到知识分子的所谓“成功”取决于与“媒体”的接近程度，以及利用媒体所获得文化资本的多寡。为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他们逐步沦为“追逐名声的动物”，知识分子实际上并不存在，如果说存在的话，那么，也不过是他们的形象和声音（名声）存在于公众之中。
　　
　　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
　　
　　德布雷的诘难并非危言耸听，从中我们可以察觉到知识分子有可能面临或正在面临的危险，结合中国特定的社会生活环境和话语环境，本文在这里将要讨论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两大困境――失语与疯狂。
　　1.失语所谓“失语”就是失去发言的能力，口不能言，包括不想言，不敢言。其压力主要来自于知识分子被两度边缘化和知识体制的完善所带来的知识分子的专业主义。
　　首先是政治上的被边缘化，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现代国家体制制度化的加强，法律、制度以及其它的社会公共契约逐渐取代了单纯意义上的“人文精神”，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知识分子所秉持的“人文”武器也随之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政治功能，人文知识分子从整体上开始退出了政治生活的中心。同时，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经济成为社会生活的主题，上升为中心问题，商业文化和消费主义文化迅速发展，在这种背景下，知识分子再一次在社会意义上被彻底地边缘化了，成为众多分子中被边缘的一员。
　　在连续两次被边缘化的打击下，知识分子强烈的自负心理转为最沉重的自卑。在反省上世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态度时，知识界普遍认为当时涌起的“知识分子热”、“文化英雄”、“精英主义”的自我认同太过虚妄，是一种浮躁空虚的表现，是缺少“岗位意识”［２］的表现。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有了一种学术的自觉，他们认为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更重要的是承担学术功能，从知识体系内建构文化最基本的东西，“国学热”、“学术规范”等等都体现了当代知识分子这种心态和姿态，他们不愿意自称是公共的知识分子，更愿意成为现代知识体制里面的学者，甚至是某一领域的专家。
　　另一方面的影响来自知识体制的强化和扩张，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控制下的知识体制和教育体制日益完善，知识分子在这一体制内完全可以满足自己安身立命的要求，再加上世俗社会的功利主义、工具理性大规模地侵入学界［３］，也强有力地诱导着大批的学人放弃公共关怀，在行动上拒绝参与公众发言，在体制内部求个人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知识分子逐渐成为某个知识领域的专家，甚至是缺乏人文关怀的技术性专家。
　　参考福科和古德纳的研究，他们认为专业主义在保持知识分子自足和自治方面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它使知识分子在知识体制内与政治、社会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更为重要的是它为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做了足够而有效的知识储备，知识分子从中获得了独立的文化资本，对整体权力的颠覆不再单纯地依靠精神上的社会良心和道德自律，专业主义为它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这种说法当然有它的合理性，但在现实的运作中，要成为专家就要获得适当的权威，就不得不遵循体制内的“游戏规则”。这样，知识分子无可避免地会不自觉地屈从于权力和权威，屈从于权力的要求或为权力所直接雇佣，从而在事实上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依附于体制规范，他们不再面向大众说话，他们的发言首先是迎合体制的要求，特别是在技术型专家阶层里，他们在事实上已经转化为技术官僚。在专业化、职业化、科层化和合理化的制度中，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与批判功能以及公共性正在逐步被侵蚀进而消失。从这个角度来看，专业主义完全有可能且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导致了知识分子与社会公众的日益严重的隔阂，导致了知识分子批判话语萎缩。最终到了二十世纪末，导致了一大批的知识分子退到了“无物之阵”，最终集体地“失语”，转而全面拥抱现实。

　　2.疯狂这里所谓“疯狂”并不是医学病理概念上精神病，而是一种失去理智或者拒绝理智的发狂状态。它根源于知识分子的自我神圣感。
　　正如前面提到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理解通常是独立的、自治的、超越于一切社会利益和集团上的，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自己代表着社会一般的普遍的真理、正义和理想。这种理解把握了知识分子精神的灵魂，即“批判性”，使知识分子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保持着饱满的热情，同时，又不屈于任何世俗的力量和权威，能始终挺立自己不屈的脊梁，存“浩然正气”于天地之间。
　　但是所谓的“真理”、“正义”和“理想”多属于精神层面的概念，当知识分子过分执著于对这一层面的批判，并在这一过程中加上固执己见的“普遍性”和偏于一隅的“绝对性”时，他们的叙述就很难保证不会流于狭隘和偏执，从而陷入“疯狂”的“狂语”状态。当他们以普遍真理的代表出现在大众面前时，实际上是代表了一种话语的霸权，阻止了其他不同的声音。福科尖锐地指出：“他们这种超越特定阶级局限而追求知识的权威性，说到底不过是某种权力的作用而已。”［１］如果一旦他们和极端权力、极权主义相结合，他们就可能把他们的胡作非为作为终极真理强加于人，那时，他们就不是引导人走上迷途，而是强迫人走上“正路”，历史上的法西斯甚嚣尘上不可不引以为戒。
　　另一个引起“疯狂”的原因，我们可归因于知识分子不甘于被忽视的心结，希望重新找回自己的中心位置。大众媒体给他们提供了再次引起社会注意的平台，他们频频亮相于各大报纸、杂志、电台，并不断地被媒体反复提及和再现，以此获得向公众谈论公共事物的权力，随着出镜率和收视率的上升，其权力、地位和商业价值也不断上涨。正如德布雷所指出的：“就与媒体的关系而言，他们（知识分子）并不是把各种媒体合法化，而是相反，他们从媒体中获得了自身的合法化。”［１］就媒体而言，商业利润是最直接的价值追求，而受媒体操控的知识分子要想在其中获得自己的文化资本，并借此找回自己的中心地位，就不得不迎合大众的兴奋点，使自己一直处于亢奋状态，从而逐步丧失冷静而客观的立场，从理性的批判滑向迎合市场的特殊需求，一味取悦于观众的观赏偏好，哗众取宠，沉迷于媒体打造的虚张声势的正义、良知和真理，在语言的泛滥中“疯狂”，完全沦为“追逐名声的动物”。
　　
　　三、重新把握话语权――“阐释者”
　　
　　“批判”是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的根本，是知识分子的精魂。当你发出批评的声音时，就有可能陷入“疯狂”，当你拒绝疯狂时你又可能陷入“失语”，两种状态都不是知识分子的理性状态。在专业化和后现代语境中，如何在失语和疯狂之间保持理性而不迷失自我，既能发言不至于“失语”，又能保持清醒不至于陷入话语霸权的怪圈。正确定位自己的角色，调整批判的姿态，保证批评话语的鲜活和健康，是治疗这两种顽疾的关键。
　　本文在这里借用鲍曼的“立法者”和“阐释者”的概念――但不完全等同于鲍曼意义上的“立法者”和“阐释者”［4］。如果说知识分子在“已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的启蒙时期，还能在一定意义上充当“立法者”的角色的话，那么到了后现代时期，普遍真理被否定，如鲍曼所说的，“多元论是这个世界不可撼动的特征”，世界没有一个共同的话语中心，不同的话语群体对同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看法；另外，随着知识分工日趋细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所谓隔行如隔山”。在这种情况下，过分而绝对地强调知识分子能掌握普遍真理，能担当人类的精神领袖，将会使知识分子觉得不堪重负，同时，对于公众而言，也会觉得虚妄而不能信服。
　　公众需要的是一个能提点他们可能应该怎样才会好或者更好的声音，而不需要别人带着走，甚至是强迫他怎么走。在这种愿望下，知识分子的责任就只能是“阐释者”，一个阐释问题的人，他需要做的是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公正的社会道德良心来发现问题，引起我们对问题的关注，对世界的兴趣，所以他不能“失语”；另一方面，他又不能是“立法者”，公共认识的形成依靠的必须是公众的力量，或者至少是基于大多数人的意见，反映大多数人的心愿，而不仅仅是他自己单个的认识。作为个体的认识必须通过一定的媒介来表达，然后经过公众意愿的淘汰、修正和实现，从而成为公众的权威。在这种由个体走向公众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将以“阐释者”的姿态在新的语境下继承和发展知识分子的批判性。
　　
　　参考文献：
　　[1]周宪.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M].2004，第1页.
　　[2]陈思和.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三种价值取向[J].上海文化，1993.
　　[3]许纪霖.知识分子十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第14页.
　　[4]鲍曼意义上的“阐释者”是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层面展开的，因对政治的无力感，知识分子不得不退守到文化领域，作为阐释者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本文的“阐释者”是在社会问题层面展开的，以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主要在于发现问题，批判问题，以理性的态度保持对社会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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