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园（大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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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从我国人力资源和教育现状入手，结合我国未来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人力资本的客观情况，直面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迫切要求和加快教育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现实，论述了我国高教园的发展现状，提出了高教园必然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力资源开发基地的观点。
[关键词]高教团 小康社会 人力资源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04)03―0045―03
[作者简介]王培英，宁波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编辑部副主编、副研究员(浙江宁波 315010)
我国要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追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必须站在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战略高度，把人力资源作为经济社会长期持续发展的第一资源，把全面开发人力资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一目标和实现富国强民的第一国策。因为在货币、人力和自然资源这三大资源中，人力资源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作用最大(自然资源不可再生，物质资源和资本投入随时间而折旧，唯有人力资源具有存量和增量的可再开发性，并且可以转化为其他社会财富)，并且人力资源是我国在世界上唯一最具优势的资源，因此只有把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资源优先开发，才能使我国潜在的人口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人力资本优势，才能促进我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和持续增长，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
一、我国人力资源开发任务艰巨
1．我国仍然处于人力资源欠发达国家行列
按照国际标准，人力资源欠发达国家的指标为：人力资源发展水平指标的主要特征为25―64岁在业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在10年以下，人文发展指数在0．800以下：综合生产率在2．5万美元以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每百万人口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在1500人以下者。
2000年，高收入国家的人文发展指数平均水平在0．93以上，其中美国、加拿大、日本分别为0．939，0．940，0．933，我国仅为0．726，在统计的160个国家中，排名第96位；我国25―64岁在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2000年为1997年，仅相当于美国20世纪初的水平。在这一指标上，我们落后美国整整100年，1990―2000年，我国每百万人口中科学家与工程师人数为459人，仅相当于美国的1／9、日本的1／10、韩国的1／4；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综合生产率2000年仅为2．3万美元，与美国、日本、韩国分别相差4万、2万、1万美元。
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处于人力资源欠发达国家行列，远不能满足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对人力资源水平的要求。
2．我国属于教育欠发达国家
目前，我国公布的首份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指出，虽然在20世纪的后50年中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由于基础薄弱等诸多原因，我国目前仍处于教育欠发达国家行列。按照国际分类，中等教育毛入学率在50％以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15％、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例低于4％的国家，都属于教育欠发达国家。事实表明我国与教育发达、较发达甚至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相比，差距明显。1996年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就达到了80．9％，日本71．8％，韩国67．1％，意大利46．9％，新加坡38．5％，泰国22．1％，墨西哥16．0％，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1998年美国就达到了4．82％，日本3，55％，韩国4．07％，泰国4．2％，墨西哥4．1％。
3．我国未来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于人力资本
有关专家分析了2001―2020年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来源，发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经历一个重大转变，即由同时依赖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型转向主要依靠劳动力质量型。1978―1995年，劳动力数量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略低于劳动力质量提高的贡献，但是到20世纪末，这种情况发生重大转变。人力资本继续保持较高增长率，而劳动力数量增长率显著下降，由1978―1995年的2．4％急剧下降到1．0％，而且，在未来20年，劳动力增长率还将继续下降。相比之下，人力资本增长率虽有所下降，但是仍旧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并且成为劳动力贡献于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经济增长模式的这种转变，对人力资本积累提出了巨大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大学城(高教园)应运而生，它是在国家经济建设取得一定成绩的情况下诞生的，所以无论在硬件上还是软件上它都能担当起小康社会人力资源开发基地的重任。同时它也必须担当起此重任，否则就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意义。
二、高教园(大学城)的出现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所谓高教园(大学城)，是指在政府、高校、市场、社会等多种力量的参与下，使若干所大学在某一或某些地域集聚，并达到一定规模，形成有机整体的高校集合体。它们并非是简单意义上的大学之间的集聚，而是一种新型的城市化现象，是一批以大学为主体，以城市为依托，以资源共享、功能互补和产学研一体化为主要目标的新兴社区群落。大学城无疑代表着当代城市文明的最高水平，它是现代城市文明的一面镜子，是城市的一种类型、一种面貌。我们知道，农业经济时代的城市多为生存消费型的生活城；工业经济时代的城市多为生活消费型的资源城、工业城或商业城，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则多为创新陶冶型的大学城、科技城或知识城。它们分别代表着人类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知识文明的崭新成果，具有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高教园(大学城)的出现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因素发展的必然结果。考察国外大学城的演变，可以循着两条不同的线索进行：一条是“自然发展型”大学城，另一条是“规划建设型”大学城。所谓“自然发展型”大学城，是指随着城市社会经济和高等教育产业的发展，一所或若干所集中于一地的大学规模越来越大，在大学的内部或周围集聚了一定的人口，从事一些第三产业的活动，从而使大学校园本身或者大学周围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城镇。简单地说，大学就是城市，城市就是大学，整个城市围绕着学校严格而有计划地组织着自己的社会生活。这类大学城比较著名的有由剑桥大学发展而成的剑桥大学城、由德国的哥廷根大学自然扩展而成的哥廷根大学城、由美国加利福尼州立大学发展而成的加州大学城等等。所谓“规划建设型”大学城，主要是二战后随着高等教育在一些国家的迅猛发展，由国家、地方政府、高等院校和企业等多方合作、共同构建的大学城(UniveristyCity)或大学区域(UniversityDistrict)，如日本筑波大学城、美国密苏里大学城等。它们通常是由政府专门划出一块土地，新建一批高等院校或者将原高校的校址迁移，集中布置，从而形成一片高等院校毗邻而设的特殊区域。
我国自1895年建立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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