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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辅罗斯外交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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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基辅罗斯(882-1240)外交受空间因素和东正教影响,形成被动性、扩张性和复杂性的特征。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决定着基辅罗斯的外交宗旨。当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相对稳定,基辅罗斯外交旨在维护和平;反之,其外交宗旨或委曲求全,或以战争转化国内危机。基辅罗斯在各个方向的外交概况为:东方威胁、威胁南方、西方较量、善待北方。
  [关键词]基辅罗斯 外交 拜占庭
  [中图分类号]D801.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0)04-0084-(14)
  
  基辅罗斯外交是俄国古代史的重要内容,具有重大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俄罗斯学者从19世纪便已着手这方面的研究,但仅限于分析基辅罗斯的单边外交,且多以论文形式出现。苏联学者开始系统研究基辅罗斯外交,其中B.T.帕舒托的专著水准较高。据笔者观察,国内学界除林军先生在《俄罗斯外交史稿》第一章第二节中谈及基辅罗斯外交,尚无学者对该问题进行专门研究。本文尝试对基辅罗斯外交的相关概念进行解读,并在此基础上探悉其影响因素、总结出基辅罗斯外交的特征及其在各个方向的概况。
  
  一、廓清两个基本概念
  
  1、基辅罗斯的起始年代
  国内学者在描述基辅罗斯起源时,常常从东斯拉夫人、古罗斯讲起,这便很容易使人混淆古罗斯、罗斯贵族于862年建立的基辅罗斯与奥列格王公于882年所建基辅罗斯这三个概念。
  其实,古罗斯、862-882年间的基辅罗斯、882年之后的基辅罗斯都是后世学者在历史研究中所使用的术语,其时代划分在国际学界尚无统一标准。笔者认为,古罗斯存在的时间显然要比基辅罗斯长久,“罗斯”一词早于839年便已见于史书。。诺夫哥罗德王公奥列格于882年南下,吞并罗斯贵族阿斯克里特、季尔在862年创建的基辅罗斯,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基辅罗斯。需要说明,这两个基辅罗斯有本质上的不同。862-882年间的基辅罗斯由罗斯贵族建立并治理,而从882年开始并延续了3个半世纪的基辅罗斯则始终由留里克王族统治。奥列格王公占领基辅后,立即宣布这座城市为首都,并将辖下领地居民统一命名为“罗斯人”,这些都是一个崭新国家诞生的标志。所以,基辅罗斯的上限应该划在882年。
  至于基辅罗斯的下限,部分学者认为应该划在基辅大公姆斯季斯拉夫・弗拉基米罗维奇去世的1132年。笔者则认为,基辅罗斯虽然从1132年开始全面陷入封建割据时期,但所有罗斯公国在蒙古入侵之前都坚守着统一的基辅罗斯国家观念。这种观念主要体现在以下3方面:
  政治层面,基辅大公即使不被认为是诸罗斯王公的现实首领,也享有罗斯地区最高统治者的荣誉地位,这也是所有要称霸罗斯地区的王公总是觊觎基辅公位的根本原因。基辅罗斯统治阶层广泛认可同一个权力中心,是国家政治统一的重要标志。
  意识形态方面,罗斯都主教在蒙古入侵前始终没有离开过基辅,与罗斯各地教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东正教会竭力维护基辅罗斯的统一与完整,在1160年拒不支持苏兹达利一罗斯托夫王公安德烈・尤里耶维奇增设罗斯都主教区的请求,而罗斯都主教自君士坦丁二世(1167-1169年在任)以来开始使用“基辅及全罗斯都主教”的称号。罗斯民众坚守同一宗教信仰,为保证共同的国民身份奠定了思想基础。
  疆域方面,基辅罗斯分裂后的各公国主权仍牢牢控制在地方王公手中,全罗斯疆域也未曾被外族侵占。如果没有外界干扰,基辅罗斯可能会继续分裂,但也不排除再次整合的可能。罗斯人拥有领土主权,是基辅罗斯依然存在的重要依据。
  结合上述分析,蒙古入侵中断了基辅罗斯历史发展的自然进程,各罗斯公国主权丧失,罗斯疆域不断为外族侵占,基辅大公的最高政治地位让位于金帐汗国大汗,唯一体现着基辅罗斯完整性的东正教会也被迫向大汗俯首称臣。因此,基辅罗斯的下限应该划在基辅被蒙古人攻陷的1240年。
  
  2、中世纪的外交
  所谓外交,即“国家以和平手段对外行使主权的活动。通常指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和外交机关代表国家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可见,外交的主体是主权国家,实施者是外交机关及其代表,显著特征是和平的、非暴力的。以今日之外交定义比照中世纪欧洲各国的对外关系,显然不能等同视之。
  首先,“近代以前的欧洲,民族国家尚处于形成的过程,国家的概念十分淡漠,诸如日尔曼、斯拉夫等不同民族的群体长期处于流动状态,既无固定明确的疆界,也无稳定的都城。”9-12世纪的基辅罗斯正处于民族国家形成的阶段,并不具备当今世界外交主体的标准。
  其次,中世纪欧洲国家的外交机关还没有形成,也没有固定的外交官员。“基辅罗斯对外交涉的主要参与者和决策者是大公。大公与少数近臣或亲宠商定对外决策。”基辅大公有时派遣使者出使别国,有时则亲自出马。所以,基辅罗斯并不具有今日外交意义上的外交机关及外交官。
  最后,中世纪欧洲各国的外交活动多是军事对抗的补充手段,主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因此欧洲中世纪的外交“同虚伪、欺骗、阴谋、诡计等联系在一起,留下了不光彩的名声。”基辅罗斯外交的主要宗旨是为缓和外敌入侵或与他国建立军事同盟,其实是一种与战争相关的对外交往活动,并非总是和平性质的。
  
  二、影响基辅罗斯外交的因素
  
  1、空间因素对基辅罗斯外交的影响
  基辅罗斯的疆域经常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大体上相当于今日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位于欧亚两洲交界地带。广袤的东欧平原地势平坦,与中亚草原连接在一起,以至于“游牧的亚洲人,自古以来把自己的篷车和畜群充斥于现在的南俄罗斯的时候,似乎很少感到自己已经到了欧洲。”。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看,这种空间因素对基辅罗斯政治文化影响甚深:“一方面,广阔的平原使其缺乏防御外敌入侵的天然屏障,从而总是觉得缺少安全感;另一方面,没有地理上的障碍又使其对外扩张能够不受限制,从而膨胀了其扩张的欲望。”
  上述空间因素对基辅罗斯的影响表现在对外关系上,便“不是邻人经常去冲击它,就是它紧密团结起来向四面扩张。”。相应地,基辅罗斯外交也便具有了以下3个特征:
  ――被动性。基辅罗斯常年遭到周边国家的威胁,基辅大公顾此失彼、穷于应付,只能被动地与这些国家进行各种性质的外交活动。当基辅罗斯实力较弱时,其统治阶层只能被迫接受周边国家的各种要求。
  ――扩张性。持续受到四邻冲击,缺乏安全感的罗斯人必然会爆发出强烈的应激反应。表现在军事领域,便是基辅罗斯不断向外开疆辟土,其外交活动也常常成为基辅大公军事扩张的辅助手段。
  ――复杂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基辅罗斯邻国众多,基辅大公进行单边或多边外交之前总要深思熟虑,认真分析该外交活动的连锁反应;另一方面,基辅罗斯地域辽阔,基辅大公不能时刻监督各公国的外交活动,特别是进入封建割据时期后,诸罗斯公国自行与外国交往的情况相当普遍。
  
  2、东正教与基辅罗斯外交
  著名拜占庭学者д.д.奥博连斯基指出,拜占庭帝国凭借雄厚的文化底蕴和高超的 外交艺术在同一信仰、文化相近的国家间创建了一个特殊的国际关系体系,即“拜占庭国家共同体”。此体系中各国、各民族皆以拜占庭帝国为中心,象征性地由拜占庭皇帝和君士坦丁堡牧首领导。988-989年的“罗斯受洗”标志着基辅罗斯正式加入“拜占庭国家共同体”,东正教为罗斯王公划出了明确的外交阵线,使罗斯人意识到,自己不仅与东方的游牧民族和伊斯兰国家大不相同,而且有别于西方和北方的天主教国家。尽管苏联学者宣称,基辅罗斯在基督教1054年大分裂后仍然与西方天主教国家保持往来,以此证明拜占庭对基辅罗斯的宗教外交政策影响有限,并大力赞扬罗斯王公外交的“聪颖与灵活”。但实际上,东正教深刻地影响了基辅罗斯的外交,它将罗斯人的意识形态牢牢限制在欧亚交界地带,强化了基辅罗斯基于空间因素形成的三大外交特征。
  首先,罗斯人固守东正教徒身份,这便在思想上无法融入周边任何一股宗教一政治势力,也给东西方国家攻击、兼并罗斯地区以口实。基辅罗斯外交常因宗教因素而陷于被动。例如,罗斯都主教约翰二世于1089年坚决反对教皇克利门特三世关于教会合并的提议,并被迫以开除教籍的极端方式来阻止弗谢沃洛德,雅罗斯拉维奇王公女儿与德国皇帝亨利四世联姻;13世纪初,罗马教廷趁基辅罗斯内乱加剧,对其实施贸易封锁,筹划瑞典十字军入侵罗斯,并给圣剑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以经常性的帮助。
  其次,基辅罗斯的扩张与东正教的推广相得益彰,强娶拜占庭公主的弗拉基米尔王公及其子孙“把北方征服者的军事统治同拜占庭皇帝后裔的神权专制制度合为一体。”需要指出,基辅罗斯时期的宗教扩张行动并不十分强烈,主要发生在国内边远地区和非斯拉夫部族中,但罗斯人的宗教活动为日后莫斯科公国、俄罗斯帝国的猛烈扩张奠定了所谓“第三罗马”的宗教基础。汤因比曾生动地描述过东正教的传播动向:“它的摇篮或故乡是在拜占庭安那托利亚,几百年来局促于伊斯兰教社会的敌对势力的扩张之下,终于在北方和东方的俄罗斯和西伯利亚土地上得到了广阔的扩张,不但绕过了伊斯兰教世界而且还直抵远东”。
  最后,东正教加剧了基辅罗斯外交的复杂性,尤其是在封建割据时期。罗斯教会在封建割据时期分裂成许多小教会,隶属各罗斯公国,地方主教受到地方王公和罗斯都主教的双重管辖。这种政教关系使得基辅罗斯与其他国家间的外交愈发复杂。例如,罗马教廷和拜占庭帝国在12世纪60年代都企图将匈牙利列为自己的附庸,基辅罗斯诸公国纷纷介入这场国际纷争,在东正教、天主教势力间游走谋利;12、13世纪之交,有些罗斯公国常受罗斯都主教之请清剿骚扰拜占庭边界的保加利亚人和波洛伏齐人,而有些罗斯公国却支持保加利亚人反对拜占庭的压迫。
  
  3、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决定基辅罗斯外交的宗旨
  基辅罗斯在自身经济、政治结构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外交宗旨。通常,当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相对稳定时,基辅罗斯的外交旨在维护和平;反之,基辅罗斯的外交宗旨或委曲求全,或以战争转化国内危机。
  从奥列格到弗拉基米尔,基辅罗斯经历了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反复变化。其时,基辅罗斯是以基辅公国为政治中心的松散联合体。普通民众与统治阶级的经济来源是不同的:广大人民生活在数量众多的农村公社,以经营农业为生;基辅王公则带领卫队定期巡行各罗斯公国收取贡赋,但他们更习惯于征战掳掠和对外贸易。这一时期,基辅罗斯统治阶层摇摆于两种发展道路之间。一种是热衷于劫掠远征的军事一奴隶制,另一种是注重发展本国经济的封建一农奴制。奥列格、伊戈尔、斯维亚托斯拉夫和弗拉基米尔前期走的是第一条道路。当时,基辅罗斯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不稳,故其外交旨在挑起战争,具有强烈的扩张性。例如,罗斯人曾在907、941、944、970-971和988-989年连续进攻富庶的拜占庭帝国,掠夺巨额财富之余还通过签订条约为罗斯商人牟取贸易特权,甚至逼迫拜占庭皇帝瓦西里二世将妹妹许配给弗拉基米尔王公。奥莉佳、斯维亚托波尔克和弗拉基米尔后期选择的是另一条发展道路。其时,基辅罗斯社会经济、政治结构都比较稳定,因此其外交宗旨转化为寻求和平。奥莉佳在与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的外交角逐中取得良好成果,更重要的是,她突破了罗斯人必须用刀剑与拜占庭谈判的外交惯例。;斯维亚托波尔克执政期间,与东方佩彻涅格人、南方拜占庭帝国、西方罗马教廷都建立了友好联系;弗拉基米尔王公临终下令,让罗斯军队在1016年协助拜占庭帝国镇压两国边境爆发的武装骚乱。
  沿着封建一农奴制道路前行,基辅罗斯封建制度从雅罗斯拉夫时代开始稳定而快速地发展起来。随着大土地所有制的出现,罗斯诸王公、贵族、教会占有土地、经营田庄成为普遍现象。雅罗斯拉夫还仿效弗拉基米尔,派遣子嗣管理罗斯各地。在经济、政治结构相对稳定的前提下,他积极与欧洲各国展开和平友好的王室联姻,为基辅罗斯博得了广泛声誉。但封建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加速了基辅罗斯的阶层分化与分裂割据。11-12世纪,农村公社自由农民日益丧失自由,沦为各类封建依附者,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同时,由对外征战转向经营领地经济的罗斯王公们希望取得对领地的永久占有权,不断挑战基辅大公的权威地位。1097年,罗斯诸王公举行柳别奇会盟,以家庭世袭领地分配原则取代了传统的长子继承制。1132年后,基辅罗斯更是全面陷入封建割据。在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渐趋不稳的情形下,基辅罗斯实力大大萎缩,其外交宗旨仅求自保。例如,波洛伏齐人于1055年首次侵入罗斯南部,弗谢沃洛德王公只能与之缔结和约。有时,罗斯王公们也会为摆脱危机发动反攻。例如,北诺夫哥罗德王公伊戈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于1185年率罗斯联军远征波洛伏齐人。更有甚者,部分地方王公为一己私利还勾结外国入侵祖国。例如,基辅大公伊贾斯拉夫・雅罗斯拉维奇于1073年被自己的两个弟弟驱逐,就先后求助于波兰、德国和罗马教皇,并在波兰军队庇护下于1077年夺回基辅公位;切尔尼戈夫王公奥列格・斯维亚托斯拉维奇也曾在11世纪末三次勾结波洛伏齐人入侵罗斯本土。
  
  三、基辅罗斯在各个方向的外交概况
  
  1、东方威胁
  罗斯商人自古便从拉多加城沿伏尔加河前往里海、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贩卖毛皮和奴隶,这条商路被称为“从瓦里亚基人到波斯人之路”。可是,游牧部落布加尔人、马扎尔人、佩彻涅格人、托尔克人、波洛伏齐人走马灯一般自东方涌入,沿途骚扰该商路直至威胁基辅罗斯国土安全。
  为保障商路安全和拓展疆域,基辅罗斯于10世纪60年代对伏尔加河中游的保加尔人、伏尔加河下游至第聂伯河之间的哈扎尔汗国予以致命打击。哈扎尔汗国是农耕、牧业、贸易三合一的强国,300年间有力地拦截东方游牧部落西侵和阿拉伯人北上,为基辅罗斯创造了安全的成长环境。罗斯人夺取东方商路的代价是沉重的,其东部门户从此完全向游牧部落敞开,托尔克人在11世纪上半期轻易冲入南俄草原便是哈扎尔汗国崩溃的直接后果。
  继佩彻涅格人、托尔克人之后,彪悍的波洛伏齐人于1068年打败罗斯大军,150 年间成为悬在罗斯人头上挥之不去的巨大威胁。一股接一股扑来的游牧部落,除劫掠基辅罗斯外,有时也和罗斯人结成战略同盟。例如,斯维亚托斯拉夫就曾联合佩彻涅格人于970年攻打拜占庭。但是,游牧部落经常在外交方面背信弃义,斯维亚托斯拉夫就是被盟友佩彻涅格人截杀于归途中的。另外,东方游牧部落还对基辅罗斯的外事活动造成干扰。例如,基辅王公之子维亚切斯拉夫・弗拉基米罗维奇于1116年率大军抵达多瑙河畔,意欲夺取当地的拜占庭城市,却因佩彻涅格人、托尔克人和波洛伏齐人在基辅罗斯边境爆发激战而被迫撤军。总之,东方游牧部落始终对罗斯人构成巨大威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240年,基辅罗斯被来自东方的最大威胁――鞑靼蒙古人摧毁。
  
  2、威胁南方
  罗斯商人在9、10世纪之交开辟了著名的“从瓦里亚基人到希腊人之路”,商路从波罗的海南岸经涅瓦河到拉多加湖,再经沃尔霍夫河、伊尔门湖、洛瓦特河、西德维纳河到第聂伯河,顺第聂伯河辗转出黑海,最后沿黑海西岸直抵君士坦丁堡。富饶的拜占庭帝国不仅吸引着远方的罗斯商人,也引来了穷兵黩武的罗斯王公们。马克思指出,留里克王朝的王公们把都城从诺夫哥罗德迁到基辅,再迁至多瑙河畔的佩列雅斯拉维茨,如果不是拜占庭在970-971年顶住了基辅罗斯的进攻,罗斯人还会继续南下。其实,基辅罗斯始终觊觎富庶文明的南方国家,罗斯人在971年后并未停止南侵的步伐。
  基辅罗斯南侵的军事行动主要在巴尔干半岛和黑海北岸展开。罗斯人对巴尔干半岛最猛烈的进攻发生在970-971年。斯维亚托斯拉夫王公识破拜占庭外交骗局后领军侵占巴尔干半岛中北部,祸及保加利亚王国。罗斯人最深入拜占庭领海的军事行动发生在11世纪初,弗拉基米尔王公亲信赫里索希尔带领800名罗斯战士打败拜占庭海军,穿越马尔马拉海进入爱琴海,由于孤军深入被全数歼灭。1043年,雅罗斯拉夫王公命令罗斯海军攻打君士坦丁堡,因部队号令不一惨遭失败。此后基辅罗斯进入封建割据时代,基辅大公很难再集中全罗斯之力南下。基辅罗斯在1116年对多瑙河畔发动的毫无成果的远征,大概是罗斯人最后一次谋求巴尔干地域。
  如果说基辅罗斯在遥远的巴尔干半岛没有取得太大战绩,那么在邻近的黑海北岸则成就斐然。弗拉基米尔王公在988-989年趁拜占庭内乱占领了克里木半岛上的重要城市赫尔松。罗斯人自此大量进驻该半岛,动摇了拜占庭在黑海北岸的牢固统治地位。11-12世纪期间,拜占庭在克里木半岛的威信不断降低,可能已丧失了对东克里木的控制。1066年,拜占庭皇帝密令赫尔松将军毒死克里木半岛以东的特穆塔拉坎罗斯王公罗斯季斯拉夫・弗拉基米罗维奇,就是担心这位塔曼半岛上的罗斯王公对东克里木施加影响。11-12世纪之交,刻赤海峡、塔曼半岛又成为拜占庭与基辅罗斯的角力之所。
  纵观基辅罗斯的南方外交,罗斯王公始终把掠夺财宝和土地作为第一要务。基辅罗斯的南侵因国内陷入封建割据而有所减弱,但贪婪残暴的罗斯人一直是巴尔干半岛诸族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
  
  3、西方较量
  基辅罗斯的西邻由南到北依次是匈牙利、捷克、波兰、普鲁士人、立陶宛人等波罗的海南岸民族,再往西是德意志王国、教皇国等西方天主教国家。与基辅罗斯西部接壤的国家是东正教与天主教的争夺地带,几乎都经历过从东正教国家向天主教国家的转变。而且,基辅罗斯的西邻与其东部居无定所的游牧部落不同,都是疆域相对稳定的农耕国家。所以,基辅罗斯与这些国家的领土纠纷显得十分复杂。
  刚刚登上欧洲历史舞台的基辅罗斯,迫不及待地要融入先进的基督教世界,积极向西方基督教国家靠拢。奥莉佳在君士坦丁堡受洗后,于959年遣使请求德意志国王帮忙创建基辅教会组织。“罗斯受洗”后,基辅罗斯更是频频以王室联姻的外交手段与西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捷克是西斯拉夫人国家,前身大摩拉维亚国具有浓厚的东正教传统,基辅罗斯在10世纪下半期与其交好,保持着活跃的贸易往来。尽管匈牙利王国在1054年基督教大分裂中转向天主教,基辅罗斯当时依然与其维持着友好联系,还进行了王室联姻。波兰为免于德意志王国的入侵,在966年从捷克王国接受了基督教,基辅罗斯也与其保持着睦邻关系。但是,波兰国王在1018年出兵干涉基辅内政导致两国一度交恶。面对德意志封建主的步步进逼,基辅罗斯与波兰在11世纪后半期再次走到一起。对于西北方尚未接受基督教的普鲁士人、立陶宛人等波罗的海民族,基辅罗斯采取的是较为温和的封建殖民政策,常常远征该地区并收取贡赋。
  随着封建割据的加剧、东正教与天主教分歧的加大,欧洲时局风云变幻,衰落的基辅罗斯不得不与西方国家展开纵横捭阖的外交战。在这一时期,德意志王国加紧入侵东方,罗马教皇支持骑士团在波罗的海沿岸拓殖。基辅罗斯及其西邻尚未意识到德意志威胁,反而趁乱互相攻伐,拓展领土。基辅罗斯内乱日甚,西部罗斯公国间缺乏战略配合。以上便是中东欧局势在11世纪末至13世纪初日趋复杂的主要原因。基辅罗斯正是在这样的局势下与西方国家进行较量。
  12世纪50、60年代,基辅罗斯为保障西南边境安全,参与了拜占庭与匈牙利的争霸战争。在基辅公国和加利奇公国的大力支持下,拜占庭取得了1251、1265年拜匈大战的胜利。从11世纪中叶到12世纪末,捷克国内割据势力纷争连连,波兰伺机入侵。捷克被迫向德意志王国求助,不料成为后者的附庸。控制捷克后,德意志封建主进一步威逼波兰,东侵的脚步离基辅罗斯越来越近。然而,波兰却在入侵北方普鲁士地区失败后,向条顿骑士团求助。得到教皇和德意志王国支持的骑士团于1230年开始征服普鲁士人,并逐渐将当地日尔曼化。波兰此举不仅使自身在西方、北方陷入德意志的包围,也使基辅罗斯、立陶宛等波罗的海国家受到巨大威胁。在骑士团冲击下诞生的立陶宛公国没有立即认清局势,一面反击西方入侵者,于1201-1214年间数次袭击骑士团据点;另一面却从12世纪80年代起持续进攻东南方的普斯科夫和诺夫哥罗德地区,于13世纪30-50年代占据白俄北部一带。在基辅罗斯力量薄弱的西北地区,罗马教皇也积极参与进来,贪婪地从德意志封建主东扩成果中分得一杯羹。他还在1237将条顿骑士团与圣剑骑士团合并,从而大大加强了攻击立陶宛和基辅罗斯的力量。此外,骑士团千方百计离间立陶宛和基辅罗斯,缺乏战略配合的诸罗斯公国面对立陶宛的现实威胁只能妥协,分别在1207、1212、1228和1229年与德意志建立反立陶宛同盟。
  
  4、善待北方
  与基辅罗斯发生外交关系的北方国家主要有挪威、瑞典、丹麦和芬兰。整体上,罗斯人对待这些国家是友善的。究其原因,首先要分析基辅罗斯与北方国家的渊源。
  关于基辅罗斯国家起源问题的争论由来己久,但多数学者都承认北欧国家与基辅罗斯存在血缘关系。800-1050年是北欧历史上的“海盗时代”,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日德兰半岛上的日尔曼人大举南下的历史阶段。其中瑞典人主要构成“维京人”(时人对北欧海盗的统称)的东支,自今斯德哥尔摩地区驶向波罗的海东南沿岸, 沿第聂伯河向黑海、里海挺进,从事贸易和掠夺。东欧平原上的东斯拉夫人称这些“维京人”为“瓦良格人”(又称罗斯人),意即“商人”或“来自北方国家的各种语言的雇佣军”。据《往年纪事》记载,古罗斯国家的建立者正是这些瓦良格人(罗斯人)。基辅罗斯的少量北欧统治者很快被斯拉夫化,而留里克王朝在1240年前不断与北欧国家联姻,大概就是为了保证基辅罗斯王族的北欧血统。
  至于维京人缘何南侵,学术界目前还没有一致答案。但瓦良格人在基辅罗斯的所作所为却有明确记载,即从事过境贸易、做基辅罗斯的雇佣军。瓦良格人做基辅罗斯雇佣军主要执行两种职能:对外实施抢劫贸易,对内参与诸王公争夺基辅公位的斗争。大概是在北欧海盗的影响下,基辅罗斯王公率领东斯拉夫人军队和瓦良格雇佣军频繁进行劫掠远征。据г.C.列别杰夫分析,基辅王公以允许瓦良格人在海外和沿伏尔加河行动的自由换取他们对自己的效忠。显然,享有三分之一战利品的惯例,也是促使瓦良格人积极参与基辅罗斯对外战争的重要推动力。奥列格、弗拉基米尔、雅罗斯拉夫皆从罗斯北方城市诺夫哥罗德出发夺得基辅王位,在每次内战中都少不了瓦良格人的身影。故而,历任基辅王公都十分重视诺夫哥罗德,而诺夫哥罗德与北欧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瓦良格雇佣军是何时退出历史舞台的至今尚无定论,不过多数学者认为是在11世纪中期。
  瓦良格人的过境贸易主要集中在3个地区,即波罗的海沿岸、拜占庭和哈扎尔汗国。繁荣的“瓦一希商路”是如此令人瞩目,以致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九世亲自记述了瓦良格人如何利用这条“大水路”运输货物。阿拉伯作家伊本,霍尔达德别也在《道路与国家》一书中记载了瓦良格人怎样在哈扎尔汗国、东地中海沿岸进行贸易活动。随着哈扎尔汗国的消亡、基辅罗斯转向发展本国农业、英格兰人于1066年后逐渐取代拜占庭的瓦良格雇佣军,波罗的海成为北欧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主要市场。北欧国家与基辅罗斯的波罗的海贸易不知是否规范,但12世纪初的斯堪的纳维亚史料证实双方关系良好。
  北欧国家与基辅罗斯的文化关系也十分紧密,主要体现在器物文化、语义一符号、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4个方面。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已故俄罗斯国学大师д.C.利哈乔夫曾宣称:“斯堪的纳维亚北方的意义对于罗斯国家制度的精神影响远比拜占庭从南方的影响要复杂”、“拜占庭文化给了罗斯基督教精神的性质,而斯堪的纳维亚大体上给了它军事部落的体制。”他还大力宣扬“斯堪多斯拉维亚”这一概念,意即斯堪的纳维亚和斯拉夫在地理、文化方面不可分割。笔者认为,我国学界应加强关注北欧天主教对基辅罗斯的影响。丹麦和瑞典在9世纪上半期便已从查理曼帝国传教士那里接触到了基督教,此两国与挪威的基督教都在9世纪后半期取得了国教地位。可见,基辅罗斯从北方接触天主教的时间并不比从南方接触东正教晚很多。
  最后要指出,基辅罗斯与北欧国家的友善关系到12世纪末渐渐终止。原因大致有二:第一,瑞典、丹麦和挪威的封建化进程在12世纪末发展迅速,纷纷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同时基辅罗斯北部公国也积极展开海外拓殖,双方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和商路,必然引发冲突。这场冲突首先在瑞典和诺夫哥罗德之间爆发,诺夫哥罗德于1186年征讨了瑞典在芬兰南部的殖民地,次年又支持卡累利阿人远征瑞典最富有的城市锡格杜纳,结果导致两国关系直到1201年才恢复。第二,罗马教皇和德意志王国发动十字军东征引发了“波罗的海危机”。例如,教皇格列高利九世于1229年以革除教门威胁瑞典等国对基辅罗斯进行经济封锁,在1238年又与骑士团密谋将丹麦拉入反基辅罗斯的军事同盟;瑞典、挪威和芬兰于1240年联合攻打诺夫哥罗德,骑士团则辅攻普斯科夫等地。
  综上所述,基辅罗斯地处欧亚交界地带,深受周边各种政治力量的威胁,这使得罗斯统治者逐渐习惯于被动地应付外来挑战,并在常年的反击战中养成了强烈的扩张传统。同时,特殊的地理位置加剧了基辅罗斯的内外矛盾,导致其外交活动异常复杂。罗斯人选择不同于东西方国家的东正教信仰,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基辅罗斯外交的被动性、扩张性与复杂性。实质上,在基辅罗斯三大外交特征的表象下,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才是决定其外交宗旨的根本因素。882-1240年间,基辅罗斯与周边各国展开形形色色的外交活动,形成了独特的外交理念与外交手段,这些传统都深刻地影响了日后莫斯科公国和俄罗斯的外交。
  
  (责任编辑 郑润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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