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抒情文体到议论文体导向的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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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的高考作文题一出来，媒体就热闹了起来。总有一些文化明星不管对作文有没有真正的研究，就发表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如去年于丹的所谓“很当下”，就很外行。以当下热点命题乃命题之大忌，因为最容易被猜、被套，而且很难不为主流话语所拘，被强迫说谎。或者以片面抒情代替全面分析，这在命题专家中，已是常识。可惜的是，如此似是而非的议论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澄清，原因并不简单，这背后有一个很僵化的观念在作怪。今年的高考作文题一披露，类似的评说又纷纷出笼。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新京报》，居然采取了社论这样庄重的形式，指责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离现实太远：“与现实相关的命题，更是几近绝迹。”如此武断的说法绝对经不起推敲，明明关于“中国崛起”“世乒赛囊括冠军”“代买彩票”“袁隆平语录”等直接贴近现实的命题并非个别，至于间接与现实接近的命题，如“期待成长”“仿真苹果”更是不在少数。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杞人之忧呢?原因从作者接下来的一句话中透露出来：“如果学生写出的是装腔作势、毫无诚意的文章，那么责任究竟在命题者，还是学生?”在这样的话语背后隐藏着一种逻辑，贴近感性经验性“现实”，学生就会写出真实文章，水平就高，超越感性直接体验，学生的文章就一定会“毫无诚意”“装腔作势”。这样的逻辑不但是“机械唯物论”加“狭隘功利论”，而且在方法上是幼稚的单因单果的线性思维。事实上，十年前的“诚信”，可谓贴近现实，但是，胡编乱造，图解诚信者比比皆是，如兄弟二人经商，一不诚信，虽得逞于一时，最后破产；一诚信，虽困窘于一时，乃笑到最后；等等。
　　某些明星论者，断言今年高考作文命题与往年“相似度极高”，有些题目“老得不能再老”，实在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事实上，今年命题，在导向上蕴涵着重大进展。这种进展带着某种过渡性，因而比较隐秘，就是对于高考作文研究有素的王大绩先生在新浪网上评说，也只感到了某种量的变化。他以全国卷题为例：彩民垫资购买足球彩票，涉及“诚信”，“和2001年不太一样，当年是一个年轻人过河的故事，以诚信为话题，(今年)涉及的范围比十年前更开阔”。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王大绩先生还是看走了眼。今年买彩票的故事，和十年前的诚信问题的寓言，有很大的不同。前者是过河，在诚信、健康、美貌等七个包袱中，必弃其一，诚信与非诚信，绝对对立，不可兼容，是非自明，理想人格已为社会道德准则所规定，别无选择。今年的材料则有合理合法分立妥协等多种可能。这就透露了一个新的苗头，那就是前者人格理想化，适合抒情，后者正面复杂的现实，而且题目有统计数字为据，需要理性分析。抒情可以主观，逻辑可以片面；分析则是客观的，超越感性的，最忌片面，须求全面。
　　从这一点上说，今年的命题就其总体而言，为理性分析，也就是议论，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前些年那种普遍被赞扬的作文题如“北京的符号”“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我要握紧你的手”“迈过这道坎”，“提篮春光看妈妈”等偏向于抒情的题目显著减少，偏重理性议论者大量增加。
　　总体来说，今年的题目，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一如既往，比较适合抒情，如山东题“这世界需要你”，四川题“总有一种期待”，重庆题“情有独钟”，江西题“君子‘三乐’”。毋庸讳言，此类抒情题，在导向性与开放性的平衡上，水准落后于前些年。其偏颇在于导向性太明确，个性化发挥空间甚小。江西题虽为材料题，然而连主题都规定死了(“三乐”应当“成为我们今天崇尚的人生之乐”)。所幸，此类平庸题所占比例不大。
　　更多的是第二类，抒情与理性议论兼容，更侧重于理性分析，如北京卷，写对世乒赛中国队包揽全部金牌的看法，此题的特点是提出问题――荣誉与球艺发展之间的矛盾，引发思考。天津卷，从望远镜、显微镜、反光镜、哈哈镜、三棱镜中至少选择两种谈自己的感悟和观点，立意的核心就是两种不同效果之间的差异，这和江苏作文题目“拒绝平庸”异曲同工，核心就是“不避平凡，不可平庸”的矛盾。事实上，这类题目，如果光是从抒情诗意方面着眼，是难以出格的，要把文章写得有竞争力，局限于抒情肯定比较肤浅，能在平庸与平凡的内在对立中分析出二者转化的条件，主题才有可能深化。
　　第三类，则根本上是理性分析题，也就是说，最适合作议论文，很少抒情的用武之地。浙江题“我的时间”：一代又一代的偶像，写进了种种励志读本，然而，他们的成功很难复制，因为时间在变，万物在变，一个人成功的机遇也在变。当然，所给材料把矛盾提示得很彻底，可惜的是，文字太烦琐，特别是最后的“人生的真谛不在复制别人的成功，而是认识自己，在合适的时间里做好该做的事，”简直是画蛇添足，主题本来应该由考生自主确立，命题者却越俎代庖。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就是题意太模糊，如福建题以袁隆平的话为材料：一方面，野外晒太阳，空气新鲜，身体健康……另一方面是梦想水稻长得像高梁。两个方面都是好事，构不成对立，难以直接进入理性分析，而抒情又很容易陷入显而易见的平淡。如果在野外劳作中强调艰辛，脚踏实地，则与梦想相反相成，思想空间就可能比较大。在这方面处理得比较理想的是上海题――犹太王大卫在戒指上刻有一句铭文：一切都会过去；契柯夫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在戒指上也有一句铭文：一切都不会过去。这两句寓有深意的铭文，引起了你怎样的思考?题目的对立很鲜明，在字面上互不相容，对考生的思辨能力挑战性很强。首先是，从相反(过去和没有过去)到相成的转化(现在中就蕴涵着过去)，其次是揭示出矛盾转化的条件(内在痕迹和记忆)。这个题目的发挥空间很大，大而至于自然史、民族史，小而至于一棵树苗的疤痕、童年的梦想等等，都可能和当前外部的形态、精神特征有因果关系。这样直接对立的素材，为理性分析提供了空间。当然，这样的题目，并不绝对排斥抒情，但是，缺乏一定的理性分析，抒情的诗意将失去基础。和上海卷在哲理意味上异曲同工的是辽宁卷：哲学家拿一个苹果给同学们看，说这是我刚从果园摘来的，你们闻到苹果香味了么?有的学生闻也不闻就说闻到了。只有三个学生默不作声。哲学家拿着苹果转了转，一个学生说没闻到，一个学生摸了摸问这是什么苹果，另一个说我感冒了。最后哲学家把苹果给大家传看，才知道那是一个用蜡做的假苹果。这里涉及的是主观预期和客观实在的关系问题，命题的重点显然是挑战考生在对立面(客观的假和主观感知的真)中寻求转化的原因的能力。属于这一类的还有广东卷的“回到原点”。应该说，在所有命题中，这个题目难度最大。题干解释说原点可以是道路的起点、长河的源头、坐标的中心、事物的根本……看起来，指向性有点模糊。和上海题的“过去”“没有过去”直接提供对立面不同，而是把 “原点”的针对性隐藏起来了，“原点”所针对的是“当下”，“源”针对的是流、“起”针对的是终，“中心”针对的是边缘，“根本”针对的是枝蔓。把对立面还原出来，就不难分析，展开论述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个题目对考生的思辨能力挑战性相当严峻，一般考生缺乏思辨修养，很可能把它写成强调片面的“不忘本”的抒情性文章。
　　如果允许我命名的话，这类题目可以叫做“问题性命题”。就提出问题而言，这种题型和美国托福式和英国雅思式的命题类似：把一对难以两全的矛盾置于考生面前，逼迫其作理性分析。此类命题在比之往年显著增加。
　　颇有新意的是新课标卷，所给材料是：美国全球语言研究所公布全球2l世纪十大新闻，其中有关中国作为经济和政治大国崛起的新闻名列首位，成为全球最大新闻。该所跟踪了全球75万家纸媒体、电子媒体及互联网信息，发现其中报道中国崛起的信息有3亿多条。那么，中国的崛起主要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和关注的特点呢?《中国青年报》和新浪网在中国网民中进行了调查，结果排在前六名的分别是：经济发展、国际影响、民生改善、科技水平、城市新进程和开放程度。要求考生根据以上材料，谈自己的所思所想。选择一个恰当的角度，自拟题目成文。从功能来说，这是一道典型的素质题，题目所提供的素材，比之湖北卷的“旧书”那样单纯到单调的命意，是如此丰富复杂，对于考生来说，在有限的时间里，确立独特立意、建构起有序思路，难度不亚于某些数理化的难题，如果对时事、对国家的命运从未有相当的关切，没有足够的感性体验和理性的概括力，连破题都很难，更不要说，将如此宏大的素材顺利凝聚为贯穿到底的主题。这样的题目，考的就是议论能力、具体分析能力、思路的驾驭能力。从形式来说，则无疑在议论文体自觉的把握，抒情话语最多只能成为依附性的陪衬。
　　全国各省命题的水平，固然参差不齐，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那些比较缺乏发挥空间、比较容易流于片面性、比较陈腐的题目，大体上都是倾向于抒情的题目；而比较新颖的，则是对智性具有冲击性的，也就是议论性的题目。这就显示了一种似乎是不约而同的动向，甚至是带着某种历史性的动向，那就是命题的抒情主流正在转化为议论主流。从文体上说，就是从审美抒情散文向议论文转化。文体意识的强化，尤其是议论文体意识的强化，可以说是一大亮点。不少省一改过去文体不拘的做法，改为限定议论文或者记叙文。所谓记叙文，其实就包含着抒情散文，这和往年并无差异，但是，对议论文的强调，可以说是几十年来的首次。
　　这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来自实践的教训。
　　长期以来，从中学到大学的有识之士都痛切感到高中作文普遍存在着追求华丽文采，而缺乏独立思考的倾向，思想苍白为所谓的文采所掩盖。在文体上，则表现为对议论文的基本规范缺乏起码的自觉把握。这固然与基础教育改革之初语文课程标准“淡化文体”有关，但是，课程标准的根本精神却是培养学生对一切现成的、权威的共识进行挑战和质疑的能力的。片面理解导致了实践的偏差，应运而生的则是一种被称为议论文不像议论文，记叙文不像记叙文的“四不像”文体。当然就文章的不拘一格而言，“四不像”中也有创造，也有才气不可羁勒者，并不能一概否认，但就高中的基本训练以及和大学衔接而言，议论文的基本素养则不可或缺。此等素质上的欠缺，被近年来甚嚣尘上的所谓贴近中学生生活的命题观念所蔽，实际上是拘于感性，造成了积重难返的抒情、滥情、矫情，而思想则从理性的分析中产生，是不能不超越感性的，思维干涸的顽症病根在此。更为严重的是，感性泛滥在应试体制的催化下，居然形成了一套僵化的模式。
　　温儒敏教授对此等现象深痛恶绝，称之为“文艺腔”。(这个命名是否准确，当然还有讨论的余地，因为大量中学生毕业连文艺腔都不会。)他所谓“文艺腔”实在具体有所指，在答《南方周末》记者时他指出：“有位老师说自己找了三个名^――季羡林、霍金、苏东坡，让考生背熟这三个人的名言，经过排列组合，可以应对15个不同的题目。”(2011年5月19日《南方周末》)这其实还不够全面，有老师把这类套路归结为“名言荟萃，名人开会”。更内行的，将此归纳为公式，叫做“引、解、连、结”四部曲。“引”是引用名言或名人故事，“解”是解释名言和名人故事，“连”是联系实际(自己的或者社会的)，“结”是篇末点题。这样的作文应试模式被广泛推广，无疑把考生变成做题机器。殊不知，名人名言是他人的，是死的，本该进行具体分析，与自己的经验和现实状况相结合，使之化为自己的、活生生的。只有这样，不管是抒情还是议论，才可能有自己的体悟，有独立的见解，形成个性化的话语，然而，既无分析亦无验证，华丽的名言成为空洞内容的豪华包装。
　　笔者曾经见一此类文章，一开头就引用了诗句：“春天里不要做秋天的梦”，接着又引海子的诗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这两句单独而言，都是相当精彩的，但是直接连在一起，却是互相矛盾的。第一句是主题句，从下文可知，是指中学生不要早恋，春天做秋天的梦，是不现实的，可第二句，却是说春天已经很美好，和秋梦春做――不现实，逻辑上完全脱节。下文又引罗曼・罗兰的话“要向他人播洒阳光，首先要自己内心有阳光”，则又从自我转移到老师的修养上去。此等现象，实质乃是逻辑的断裂，在中学作文中比比皆是，原因均在于，对于名人名言缺乏逻辑的、理性分析，因而不能贯通为统一的思路，正是因为这样，应该强调文体重点在议论文体，重中之重在具体分析。(这一点，福建今年的命题表现得很坚决，难能可贵。)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作抒情性的散文还是规范的议论文，都离不开概念的、逻辑的严密贯通，以及对矛盾的具体分析。今年许多省的高考作文命题注意到了这一点，是可喜的，基于此作回顾和前瞻，不能不说，这可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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