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应松《母亲》的多侧面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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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年11月
　　地点:淮海工学院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06级课堂
　　傅金祥:大家都读了陈应松的《母亲》(原载《上海文学》2006年第10期,《名作欣赏》2007年第11期转载)。我们今天的课主要是鉴赏、讨论这篇小说。文学阅读鉴赏属于开放性的精神活动,其目标并非寻求统一的认识。我们完全可以从各方面做出自己的思考,甚至可以突破作家的创作主旨。只要作品引发大家做一些有意义的思索,活跃了思维,我们的目标也就达到了。
　　李莹:《母亲》这篇小说,令人震撼。小说在矛盾冲突中一步步推进,最终推出了“搞死母亲”这一惊心动魄的结局。尽管心理上很难接受,但你必须承认它又是合乎逻辑的发展。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在于:将一切写得很透:母亲的养育之恩,子女的尽孝,难以承受的经济、精神压力,灾难面前的痛苦无奈,这一切无不使人感动、揪心。小说从青香角度写来,这种叙述策略很好。青香最具代表性,身为教师,既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教育,又最具传统孝道,但是最后她也麻木了,精神彻底坍塌了,再也没有气力支撑那泰山压顶般的“孝”字。作者对青香心理、行为作了细致的描绘;而对其他儿女的描写也很到位,足以表现出虽然各自家境不同,但对母亲都是一样孝敬。作者一方面最大限度地肯定了儿女对母亲的“孝”,同时又着力写出了这种“孝”的不堪负重――仅仅依赖传统“孝道”是无力抵御灾难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篇“问题小说”,提出了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王虹:读了陈应松的《母亲》,我最大的感触是,作者真诚地直面现实,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从深层次上说,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特点:由于缺乏宗教信仰,不愿意承认人性是有弱点的,而相信人人可以为尧舜,这反而带来了虚伪。比如,我们老是把家庭养老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新闻宣传总是满足于“正面引导”,通过树立一些典型,来宣传传统“孝文化”。这很容易掩盖问题。应当说青香兄妹几个都算得上孝敬的儿女,但仅靠传统孝道是靠不住的。其实,正因为做不到,做不好,历史上才编造出大量的“割肉飨母”“王郎卧冰”之类神话。人是血肉之躯,有道德,有情感,但正因为是血肉之躯,人的体力、精神承受力又是有极限的。“床头百日无孝子”这话为大家公认,就在于它很实在。在极端困境下,人性、亲情、人的心理承受力是脆弱的,经受不住炼狱般的磨难。至于经济上的压力,那更是贫穷的子女无法承受的。其实在极度困境下,父母对于子女又能怎么样呢?卖儿卖女,甚至易子而食的事例中国历史上还少么?你能简单地斥责父母没有人性么?
　　传统文学作品中赡养老人这一题材,我们看到的太多的是颂扬“孝道”,或者讽刺不孝之子;而陈应松的小说《母亲》没有因袭这两类俗套,而是在矛盾的极致中,让人性昭然裸露,让贫瘠干涸的大地在痛苦与抽搐中豁然敞开。仅从这一点看,小说《母亲》就有很强的认识价值。
　　张智全:我认为小说主要反映的是农民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利和地位问题,表达了老百姓的利益诉求。这内容占有很大成分。不必讳言,建国以来中国城市的发展是以二元对立的城乡体制,以牺牲农民的权益为代价的。无论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各方面都是不平等的。正像小说所写到的:“烈属,残疾军人,老红军,老革命,退休干部……”属于“对国家作过贡献的人……”,“农民就没有给国家作贡献?一到老了就像棵烂白菜帮子扔了。扔了也好呀,还不想扔,还想榨出二三两油来!”灾难面前农民不但得不到体恤救助,还逃脱不了医院滥收费、乡村滥集资的盘剥,这越发加重了苦难。
　　小说反映的虽然是养老问题、道德问题,我觉得就这个具体悲剧来说,更是农民的贫困问题。由于贫困悲剧不仅发生在老人身上,也会发生在孩子身上。我看到电视上介绍过这样一件发生在西部贫困山区的事,一个小女孩为积攒学费,采摘一棵长在山崖的蘑菇,与爷爷一起摔下了悬崖,这种悲剧不能不使人刀绞般心痛。
　　我们的社会发展了,但是还不知有多少人处在贫困线上。我们某些地方的温饱线实际上什么都抵挡不了,至于那些弄虚作假的数字造出来的“小康”更是比比皆是。所以关键是要真正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试想,如果小说中的母亲有一定的经济上的保障,或是儿女们中有一个家境比较富裕,还会有这样的悲剧么?这篇小说使我想得更多的是农民的苦难,是贫富悬殊。我们出现了许多亿万富翁、富婆、富姐;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生存艰难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当今,社会公平问题,行业、部门侵害百姓利益的问题不可不重视。我们的地方新闻报道依旧报喜不报忧,满足于通过树立正面典型,粉饰太平,回避问题。我在想,苦难会导致子女们“搞死母亲”的极端行为,他们难道不可能把矛头指向地方政府么?
　　文学“干预生活”现在很少人提及了,大概作家越来越聪明了,感觉到文学“干预”不了“生活”,不起什么作用。但是我要说,文学的神圣天职不该抛弃,《母亲》一类作品还是需要的,至少它撩开帷幕,让我们看到了社会底层真实的一角,至少能触动一些人麻木的神经,唤醒一些社会的良知。
　　钱海涛:这篇小说我是含着泪水读完的,比如,母亲暗中嘱托青香为子女们分配那800元钱的情景,当年母亲步行百里到学校给青香送粮食,尔后自己偷偷从街边的垃圾箱里寻东西吃的情景,青香为将母亲安置在山洞而愧疚、痛哭的情景,半疯的弟弟端着毒药碗哭喊着向母亲倾诉的情景,虽留恋生命,但为卸掉子女的负担母亲毫不犹豫地夺过碗,把毒药喝下去的场景……这一切无不让我感动,流泪。读这篇小说确实使我经受了一次情感的洗礼。
　　是谁抛弃了母亲――儿女,医院,还是社会?自然,从传统观念看,儿女应负主要的甚至全部的道德和法律责任。但如果仅仅是这样,那就太简单化了。问题在于亲情、道德的承受力也是有限的,有时“承担”并不容易。作品充分展示了人性、道德与残酷的生存处境的冲突。作者有深厚的社会阅历,对此深有感触,所以小说才写得那么逼真,令人信服。
　　看了小说后,我联想到的是,母亲这一生究竟比祥林嫂们幸福多少呢?母亲最后离开人世的凄惨场景甚至使我联想到了鲁迅《祝福》的结尾。母亲临终带走的是对这个世界的留恋还是遗憾?还是对这个世界无声的申诉?母亲身体炸裂的声音会在每个读者的心灵深处激荡。我喜欢作者《关于〈母亲〉》中的几句话:“我的笔是从那块土地上生长出来的。真正的作家,就是替大地申诉的那种人。”作家要有“良知”,这是基本的道理,但是这些年我们许多作家忘记了这个道理。我想,能多读这样深刻地反映现实的作品,对于体味底层百姓的苦难,培养青少年的社会良知和责任感是很有意义的。今天的中国,远没有进入人人幸福、人人活得滋润的天堂,从这个角度说,现实主义并没有过时,鲁迅并没有过时。
　　夏云飞:我觉得小说中母亲的悲剧也是女性悲剧。如果母亲嫁给了老韩呢?这当然不是小说表现的主要方面,不过也的确可以引发我们思考。小说描写了当年母亲想嫁老韩而未能如愿,意图是表现母亲为子女牺牲了自己本应有的幸福。这既反映出母爱的无私,也是母亲的悲剧。但是,如果进一步深入思考一下:母亲当年嫁了老韩呢?那么年老后又是另一种情形了,或许母亲就不会被逼向绝路了。
　　为了孩子而放弃再婚的选择,绝对是悲剧。其实母亲当年嫁给老韩,对母亲和子女们都是有利的。可惜直到今天,许多农村寡妇依然重复着母亲的悲剧。由于历史传统、思想观念等多方面的原因,女性仍然是弱势群体,权利得不到保障,所以我认为社会舆论应当关心女性的生存命运。
　　廖云鹏:我觉得《母亲》的主旨在于呼唤制度文明。小说最大限度地反映了农民的贫困、苦难,但写农民贫困和苦难并不新鲜,有很多文学作品甚至纪实性的新闻特写,都有所反映,所以写贫穷、苦难本身不是目的。小说最大限度地写了母亲一生的不容易,写了让子女们永生不忘的母亲的恩情,也写了儿女们的尽孝;但这样好的儿女们在灾难压力下最终都坍塌了,麻木了,不得不把他们亲爱的母亲“搞死”。原因何在?单靠一个“孝”字,是无力支撑长年累月的经济、精神压力的。因此,我认为陈应松的《母亲》最大的价值在于,以杜鹃啼血般的赤诚,表达农民的诉求,深情地呼唤制度文明。
　　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养老制度缺乏客观的评价,现在我们应该认识到,社会养老是一种现代制度文明。我所说的制度文明,在这里主要指生存权、生命权的制度保障,比如基本的养老、医疗保障。这意味着,老人在风烛残年时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保障,有足以养老送终的依托,不需要将自己的生存、命运完全寄托于儿女的“孝”,这样天下的父母们才活得更有尊严。
　　显然,从小说《母亲》这一悲剧看,问题并不在于儿女是否孝敬、是否尽到赡养责任和义务。应当说青香兄妹几个都是很孝敬的,但儿女再好也不能代替社会。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对困难和责任的分担和减压,也是对人性、亲情的养护,这样的社会才更文明,更人性化。
　　傅金祥:努力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大家刚才谈的都很好,各有道理。阅读文学作品重要的不是找到具体的结论性的东西,而是启发我们深入思考,这便是文学的认识功能。说小说反映了农民生存处境、农民的苦难问题,社会保障缺失问题,社会公平、农民权利问题,人性、亲情的不堪负重,中国孝文化的面临的困境问题等等,这些都符合小说《母亲》的实际。
　　大家涉及的内容我就不展开谈了,我在这里想补充的是,人,应该如何担负起“责任”。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有感于许多读者和评论文章都没有注意这一问题。尽管这一问题不是小说《母亲》的主旨所在,但这也是应该面对的问题。
　　我想结合近年来热播过的韩剧《加油,金顺》谈一下。这个电视剧给我们的启发很深,我认为这个剧主要围绕的是两个字:“责任。”电视剧有这样一个中心情节:金顺妈刚生下金顺,做建筑工程师的丈夫不幸遭祸身亡,强横的婆婆则把儿子的死归因于金顺妈“克夫”。由于不堪忍受婆婆的辱骂,虐待,金顺妈舍下不满周岁的金顺逃离了家庭。尔后重新嫁了一位医生张博士。20多年后,已为人母并也死了丈夫的金顺,为搭救欠债坐牢的叔父要卖掉自己的肾。原来等待换肾的正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并且这一切都是张博士暗中设计的。当真相大白,金顺自然怨恨交加。而正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母亲则愧痛万分,无论如何不接受女儿的肾。这时金顺则一定要拯救母亲的生命,金顺哭诉着:现在你只能接受,你没有权利拒绝,你没有同意不同意的权利;当年你离家出走的时候,你征得过我的同意了么――这话固然刀尖般直刺母亲,然而却也振聋发聩,发人深省:作为母亲,当年无论如何不应该逃避,不该抛下呱呱待乳的婴儿偷偷逃离(尽管金顺奶奶对儿媳过于强横,但在寻不到儿媳后勇于承担起了将孙女养育成人的责任,仅就这一点,金顺奶奶应该赢得人们的尊敬);而作为女儿,则必须不惜自己一切去拯救病危的母亲的生命――这都是上帝赋予人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每个人都没有权利逃避――这就是《加油,金顺》所告诉我们的。
　　与韩剧《加油,金顺》中的主人公金顺相比,不管怎么说,小说《母亲》中的儿女们最后“搞死妈”,抛弃自己的责任,都是无法面对上苍,面对自己的良知的。尽管作家调动了一系列叙述手段,将故事写的顺理成章,兄妹几个也血肉丰满,令人同情。但是,我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因为生活艰辛难忍,就抛弃母亲。最后“搞死妈”是天理不容的。尽管可以找出成十条成百条理由,但在这里能够服人的理由只有一条:只要你自己还有生存能力,有一息生命尚存,你就必须尽力让母亲活下去,一切都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理据。这是底线,而最后兄妹几个越过了这一底线而走向了罪恶。
　　尽管“责任”这两个字很沉重,但我们还是要勇于面对它。尤其在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好,一切还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子女尤其应承担自己的责任。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应当努力构建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向着“制度文明”迈进;但另一方面,中华民族传统的一面绝不能抛弃。其实,从深层次上说,扶老携幼不应该是什么社会制度问题,甚至也不是民族文化问题;而是人类文明问题,是人类生存与延续的问题,是人之为人的问题。我觉得勇于承担人生的责任是最重要的。
　　按照我的看法,从小说反映的实际情况说,母亲的病已难以治疗好,子女经济上也无力承担,放弃治疗可以谅解。但是轮流养护一下,至少给母亲吃上饭是能够做到,也绝不应逃避的。在农村大部分情况都是如此,养不很好,但并没有抛弃。无力救治母亲的病,因服养不好而让母亲受罪,那属于性质不同的问题。尽力而为与抛弃母亲、毒死母亲有本质的不同。
　　小说《母亲》的创作意图是写农民的贫穷和苦难,为农民申诉,呼吁农民的权利保障,这是很有现实价值,值得赞赏的;应该说小说描写也是真实的,有生活依据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任何一篇小说为表达自己的创作意图都会调动多种艺术手段,会有自己的叙事策略。我们不能因为同情子女们处境而失去理性评判。试想,如果兄妹五人都像青香一样尽心尽孝,还会有“搞死母亲”的结局么?比如,大女儿是不是有几分自私呢?是不是有点儿把自己的孙子的前途看得比母亲的生命都重要呢?
　　对于社会责任、儿女责任这两者应如何看待呢?我觉得要把“属于凯撒的交给凯撒,属于上帝的交给上帝”,这是不能相互代替相互混淆的。社会应关注底层百姓的利益,尽快建立扶老携幼,救死扶伤保障体系;但儿女们绝不能拒绝承担。
　　应当说,美国是富裕的,医疗救助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是健全的,但是老年人生活得也并不幸福。所谓“少年的天堂”“青壮年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场”,正是对西方社会尤其美国面貌的写照。为什么呢?制度毕竟是理性的产物。而人是有情感需求的,老年人孤独的心灵需要亲情的慰藉。
　　当然,说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孝道”,我是持保留意见的,因为“孝”根基于“报恩”,是无原则地一心奉上,是与“忠”一致的。如果没有“恩”需报,就拒绝么?所以我觉得更具有神圣意义的是“责任”二字。《散步》的作者莫怀戚先生说得好:“人类的强壮的生命,没有资格独享强壮――必须对它的两端的弱势负责,即强壮当对幼小和衰老负起责任来。”(莫怀戚《二十年后说〈散步〉》,《语文学习》 2005年第12期)。
　　小说《母亲》反映的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多读这样的小说,无疑会有助于培养我们认识生活和社会的能力,提高我们的人文素养。这也正是“文学教育”要实现的目标。
　　
　　(傅金祥 淮海工学院文学院22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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