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海掣鲸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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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奇男子
　　毛泽东爱读书，读了很多书，这是人家都知道的。但读了陈晋主编的《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以下称《精讲》），还是有振聋发聩、醍醐灌顶之感。一个忙于各种事务的党的最高领导人，读书多到如此地步，没有想到。
　　天马行空，独立鳌头
　　毛泽东是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哲学家、军事家、诗词家、书法家，我还愿意加上“读书家”。能与他执着于革命相比拟的是他执着于读书。早在延安，毛泽东就说过，“如果我还能活十年，我一定读书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中国老历法一年是三百六十天）。根据《精讲》，毛泽东最后一次阅读是在1976年9月8日下午4时37分，他读了七分钟，此时距他次日凌晨零时十分去世只有七个多小时。读书是他事业的需要，也是他生命的需要。“我读故我在”，他的读书是一种生命体征，是他的存在感的验证，更是他的思想、精神、灵魂活跃于天地间的征兆，或可称为“魂征”。
　　毛泽东不是书呆子，他最瞧不起本本主义，他说过“教条主义不如狗屎”，“读书比杀猪容易”。毛泽东把“本本”读活了，他自己的说法是，当书的“联系员”与“评论员”。他读一本书，往往兼及一类书对照读，他的读书评论妙语连珠，不但有的放矢而且独辟蹊径。
　　比如毛泽东读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指出宋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罪过”，同时独到地指出登徒子与丑妻恩爱有加正是实行“婚姻法”的模范。毛泽东的分析不落俗套，又确实为戴了多年“好色”帽子的登徒子说了公道话，给了宋玉此赋巧言令色、抹黑他人以批评。在他的建议下，《登徒子好色赋》作为文件之一印发给1958年1月南宁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领导干部。联系历史背景，毛泽东要表达的，就是他说的，“并不反对对某些搞过头的东西加以纠正，但反对把一个指头的东西当作十个指头来反”，他觉得需要为正在发展的实践寻求文化依据。
　　紧扣实践读出真见识
　　毛泽东认为“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
　　读史记《高祖本纪》《项羽本纪》《郦生陆贾列传》等，毛泽东认为，在楚汉战争中，项羽兵力远胜于刘邦，却屡失机会而败，“不是偶然的”，项羽最致命的缺点是“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而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他的结论是，“项羽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他告诫说，我们的同志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毛泽东认为项羽有“沽名”的弱点，为免负“不义”之名，犹豫不决，但也赞赏项羽的羞耻之心，他在1948年为新华社写的述评说：“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
　　纵览中国历代开国统治者的业绩，毛泽东得出“老粗出人物”的感慨。当然他也说，没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不行。他分析楚汉战争：“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这使人联想起毛泽东在谈到“左”倾教条主义者时说：“他们不知道人活着要吃饭，打仗会死人。”
　　读《南史》，毛泽东为梁武帝手下的将领陈庆之而“神往”。陈庆之出身寒门，以少胜多，战功赫赫;仁爱百姓，克勤克俭;忠正刚直，在不被信任的情况下秉忠进谏，在有人对他有拥立之意时断然拒绝。毛泽东视陈为楷模，还称赞梁武帝名将韦睿是“劳谦君子”，号召“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读《资治通鉴·汉纪》，蜀汉谋臣法正有利用权力泄私愤之劣迹，有人劝诸葛亮向刘备汇报，诸葛亮则以当时大环境不利于蜀国，而法正辅佐刘备一图霸业，不能因为小事就限制他。毛泽东同意诸葛亮的看法，批道：“观人观大节，略小故。”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用人之道。正如《精讲》所说：“毛泽东读史真是读到了骨头里，历史的精髓尽取。”
　　毛泽东延安时期提出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主張，也正是他自己读书的追求与要领。他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他读马恩列斯，更重视列宁与斯大林，因为后二人有革命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他谈文学，喜欢描写反叛斗争、抑强扶弱，站在被压迫被剥削者一边的作品;读《水浒传》，他说“没有法子，才上梁山”。他喜欢那些百折不挠、豪气冲天的文人诸如屈原、李白等。毛泽东非常喜欢鲁迅的作品，认为“鲁迅懂得中国”，他极其赞同鲁迅在《门外文谈》中“老百姓也可以创造文学”的观点，他号令全党学习鲁迅的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
　　毛泽东对《红楼梦》的评价很高。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说，中国“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他读《红楼梦》，是“当作历史来读的”，读出了阶级斗争、生产关系、封建与反封建、四大家族盛衰兴亡。但切不可以为毛泽东只会从政治历史方面品味文学作品，他对《红楼梦》无以复加的高看，还因为他认为《红楼梦》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人物也写活了”。他对许多文史篇目的批注，都反映了他的文学造诣和审美高度。
　　关于毛泽东对儒家学说的复杂态度，《精讲》给予了梳理。首先，毛泽东对儒家学说并不欣赏，他直言：“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那么喜欢孔夫子。”26岁时毛泽东就说过：“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但我们也可以看出，毛泽东从来都不是简单地绝对地否定孔子。他常常把孔子及其学说从道德和哲学层面分开进行分析。对于孔子“过犹不及”的命题，毛泽东认为这种中庸观念本身不是“发展的思想”，体现了保守性，但是从哲学上说，它“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他还说这“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对于儒家学说中的“知仁勇”“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范畴的说法，毛泽东说：“‘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
　　沉潜于书海时，他是最纯粹的自己
　　在读《新唐书·马周传》时，毛泽东同意作者欧阳修对马周从一介草民成长为唐太宗的股肱之臣的赞扬，然而却不赞同作者最终评价他“然周才不逮傅说、吕望，使后世未有述焉，惜乎”，针锋相对地批注：“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毛泽东认为马周所上奏折，乃“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毛泽东不惜贬低傅说、吕望、苏轼等人，为马周辩护。此处，《精讲》用大篇幅讲解了马周向唐太宗所上奏折的建言内容，并说明毛泽东在多处重重加了旁圈，最后写道：“毛泽东对出身卑贱者、年轻人有偏爱，马周其一例也。”此言看似出乎意外，实则深得毛泽东之心。
　　《精讲》指出，毛泽东同意司马迁所说的“《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而不同意孔子的“怨而不怒”说，毛泽东的观点是：“心里没气，他写诗？”这样的梳理，不仅把话题讲透了，也刻画了一个有学养有血肉的毛泽东。
　　李白的名诗《蜀道难》，历代权威文论对它从思想性方面作了各种猜测， 一说是讽喻安史之乱中玄宗逃难入蜀，一说是提醒沉迷蜀地的人，四川随时有发生变乱的可能。《精讲》告诉我们，毛泽东恰恰不同意这些政治色彩的分析，他说“不要管那些纷纭聚讼”，他感兴趣的就是这首诗的“艺术性高”。太妙了！
　　读了《精讲》，可以设想，毛泽东曾以怎样的热忱，怎样的妙悟面对书之海洋、书之山岳、书之深邃内涵、书之感人肺腑。可以设想，毛泽东正是在书海里活跃了思维，造就了精神品质，解开了精神枷锁，与古今中外的圣贤智勇切磋了精神能力，试炼了精神犀利，发现着新大陆、新图景！在沉潜于书海的时候，他的主体精神得到前所未有的充分发挥，他是最纯粹的自己。
　　（摘自《读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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