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话语权力理论看影视外译的途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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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语言、文化是对外交流的重要手段和内容，也是国家影响力和软实力的重要表征和具体体现。文章基于现有的影视翻译研究成果，在话语权力理论的启发下，从话语权力构建的角度引入新的思考，提出音译、直译等翻译方法和文化意向建构是当前我国影视文化外译的重要方法和途径。
　　[关键词]影视翻译;话语权力;途径方法;语言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9）02-0149-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9.02.066 [本刊网址]http：//www.hbxb.net
　　一、引言
　　语言、文化是对外交流的重要手段和内容，也是国家影响力和软实力的重要表征和具体体现。实际上，西方学者认为语言问题一般都是哲学议题（吴学琴，2014）。任何语言活动不仅与文化息息相关，而且与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力也有诸多联系。因此，基于话语权力视角分析影视外译是文化翻译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
　　二、影视文化和意识形态研究
　　影视文化从其诞生之初就与意识形态及话语权力紧密相连。早在20世纪初期，法兰克福学派就对包含电视作品在内的“大众文化”持深刻批判态度，后来，受结构主义、索绪尔语言学思想以及尼采权力观念的影响，法国后结构主义的重要思想家米歇尔·福柯（1969）提出了著名的话语权力理论。该理论认为：在狭义上，话语的一般理解就是“语言的形式”;而从广义上来讲，话语则涵盖了“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和范畴”。福柯（1961）断言：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是知识传播和权力控制的工具;所有权力都可以通过话语来实现。在此基础上，1980年代末，哈佛大学约瑟夫·奈（Joseph Nye）教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根据他的观点，“软实力”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对外政策。
　　在国内，一般认为：影视文化受到主流话语的影响和控制，是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政治教化的重要工具。有关研究多从西方话语权力角度对影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做了阐述和强调，突出了影视文化兼具娱乐消费和话语权力功能的基本特征。如：王卓君（1997）认为：影视传媒在传播政治文化时，必然会表现出“某种倾向性选择”。张昆（2003）也重点考察了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三、影视翻译和话语权力研究
　　在西方，随着影视技术和大众文化事业的发展，影视翻译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学翻译，从20世纪开始逐步发展起来。而在国内，随着改革开放和物质、文化的快速发展，从1990年代开始，影视翻译也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这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有：张春柏（1998）、钱绍昌（2000）、李运兴（2001）、麻争旗（2005）等。但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多还是从语言或文化交流层面来分析的，严格意义上讲，因为影视文化在本质上具备明显的社会学特征和意识形态功能，所以影视翻译又可以被看成是外宣翻译或传媒翻译的一部分。有关外宣翻译的研究，张健（2013）就曾做出比较系统地专门论述。
　　而在境外，有关影视文化，尤其是中国影视话语外译的相关研究，不少学者也取得了重要学术成果。如：澳门大学的陈时鑫（TanSeeKam）教授就一直从社会学的视角致力于影视文化中的历史、性别和身份认同研究;香港浸会大学的邱伟平教授曾针对香港影视翻译中“三文两语”现象进行了重点分析;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杨帆博士则从语料库的角度探讨了配音的自然性问题等（肖维青、彭文青，2014）。
　　关于文化翻译和话语权力的问题，郭忠华（2014）就认为术语翻译并不仅仅是一个从文本到文本的过程，而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活动，具有明显的“翻译现代性”含意。黄书芳（2014）也从国际话语权的高度出发，提出了外宣翻译在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过程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翟石磊（2014）也以外宣翻译中的中国特色词为例，从理论上分析了采用渐进式的“话语融入”战略对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所具有的突出意义。
　　四、话语权力视域下影视外译的途径和方法
　　福柯（1970）指出限制话语的三组主要手段是外部排斥系统、内部程序和话语应用条件限制系统，并提出外部系统主要通过禁锢话语内容、固话话语形式和话语的言说顺序等压制、削弱甚至消解其他话语权力。而具体到国产影视外译传播的路径和方法上，文化内容的翻译和传播宜采用渐进式的“话语融入”战略，并力求做到传播翻译在字面意义和文化内涵上的准确性。
　　同样地，话语权力的相关论述也告诉我们：成功的影视翻译就是一种话语权力。通过对影视翻译过程中话语权力因素进行分析，可以肯定的是：影视翻译的研究对象应至少包括说话人（screenwriter，director，translator等）、受话人（reader，liste.ner，audience）、文本（source text，target text，script text，transla-tion text）、语境（social context，cultural context，story context）和沟通表达方式（verbal，non-verbal）等。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启示：在充分考虑说话人、受话人、文本、语境和翻译形式（配音/字幕翻译/画外音）等多种因素的前提下，以“中国故事、世界表达”的方式可以渐进式地建构“中国式话语”。即：我们能够以文化特色词（或文化专有项）为突破口，从中国议题出发，借用英语这一国际语言作为传播媒介，以“中国叙述”构建“中国话语”;主要通过异化翻译策略，以音译和直译等翻译手法“建构一固化”英语短缺意象、“解构一重构”汉英翻译中的错误意象或者“融入-解构-重构”歧义意象的方式，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力。
　　实际上，文化特色词和文化意象的建构研究一直是影视翻译的一个重要内容。N Ramiere（2006）在他的“Reaching a For-eign Audience：Cuhural Transfers in Screen Translation”一文中就重點探讨了部分电影的跨文化翻译和转换现象。通过对法英翻译语料的分析，他重点阐述了文化特色词的翻译问题。朴哲浩（2008）也以部分俄语普通词汇、专有名词和术语为例深入分析了影视翻译中容易引起错位的文化意象，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具体传达方法。李静（2016）则从翻译方法的角度讨论了中国文化意象在欧美影视翻译中的传递问题。基于文化意象的重要性，影视翻译中的文化意象的重构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当然，在翻译过程中，考虑到影视话语的接受问题（Diaz-Cintas J，2006，2007），翻译话语审美意义的表达，如形美、意美、音美等应该也是实现文化话语建构的重要途径（黄秀红，2006;曹红艳，2012）。 　　而在具体的影视外译方法方面，尽管话语翻译的途径、方法很多，比较常见的就有加注法（Annotation），释义法（Para-phrase），增词法（Amplification），省略法（Omission），重复法（Repetition），直译法（Literal Translation），意译法（Free Transla-tion），转译法（Conversion），顺应/改写（Adaptation）等等，不一而足。但最终需要我们仔细考察的应不外乎归化（Domestica-tion）和异化法（Foreignization）这两类方法。正如，BurczynskaP.（2012）在讨论多模态和影视翻译的课题时，就曾经指出：因为数字化的原因，影视翻译研究需要重新回顾和思考像顺应（Adaptation）、操纵（Manipulation）、审查（Censorship）、转换（Transfer）、改写（Rewriting）等翻译概念。而在国内，肖娜（2016）也以批评话语分析为框架，以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的对话字幕及其英译为语料，通过建立原文及译文对照的双语平行语料库，对比分析其中的对话字幕及其英语译文，以期揭示在该电影及其英译话语中的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关系，并进而探讨了电影对话字幕英译的相关策略和方法。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影视翻译话语权力的建构研究可以从文化特色词或文化专有项人手，通过音译、直译的翻译方法努力实现原有话语的文化意象建构。我们不凡假定：在译入语语境中，站在译人语文化的角度，较好的归化翻译应该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弱化译出语的话语权力;而相反地，站在译出语文化的角度，突出异化的翻译策略也必将强化译出语的话语权力。所以，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世界文明高度兼容的今天，尽可能多地保留中文语言和中国文化特色，实现东方文化意象的完整和逼真叙述应该是影视外译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
　　五、小结
　　很显然，综合翻译学、语言学、传播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的文化翻译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而影视翻译研究应当是翻译学和国际传播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前有关影视翻译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相关成果还只是一般总结，不够系统（樸哲浩，2008）。在此情况下，以中国影视外译为例，抓住英语这个国际语言，立足当前多文化交流繁荣发展的客观实际，主要利用音译、直译等翻译方法，尽可能多地保留中国文化的原有意象，是建构与实现中国影视话语权力的有效方法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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