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理论框架探索与中国实践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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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正处于新形势下规模快速发展、经营效益初显和高质量发展转型的“三段交汇期”。通过梳理经济学相关理论，发现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符合国际直接投资经典理论，是反映国际通行惯例、市场化的海外投资活动。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是体现了现代新地理经济学理论的产业集聚现象，并成为政府按照新发展经济学理念、基于自身比较优势实施积极产业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政策抓手，体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理念和中国实践的成功方案。建议进一步完善境外经贸合作区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出台相关顶层设计，推动境外经贸合作区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境外经贸合作区 国际投资理论 新地理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正處于新形势下规模快速发展、经营效益初显和高质量发展转型的“三段交汇期”。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步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企业在园区建设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仅有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专业产业园区的建设经验，也有像特区、新区、产业新城等区域规划建设的运营经验。不断成长壮大的中国企业成为境外经贸合作区建区和入区企业的主力军。境外合作区是中国企业抱团出海的重要平台，是推动中国边际优势产能向海外转移聚集的有效渠道，是加快推进由中国主导的海外产业链形成的关键节点，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抓手。
　　一、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现状
　　境外经贸合作区最早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福建华侨实业公司在古巴投资的境外加工贸易区和2000年海尔美国工业园，主要依靠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在境外购置或租赁土地、自筹资金完成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并吸引企业入驻，形成主导产业明确、公共服务健全、具有集聚和辐射效应的产业园区。
　　李志鹏：《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实践探索》，《国际工程与劳务》2016年第9期。2006年商务部发布《境外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的基本要求和申办程序》后，商务部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国家开发银行等先后出台一系列关于规范、支持境外合作区的政策文件，并与财政部共同制定《境外经贸合作区资金管理办法》等支持性文件。
　　祁欣、杨超：《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若干问题探讨与建议》，《国际贸易》2018年第6期。海尔—鲁巴经济区成为商务部批准的第一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也是巴基斯坦政府批准的“巴基斯坦中国经济特区”。
　　张寅：《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现状研究》，《中国商论》2018年第22期。随后，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建设经贸合作区步入政府引导的快速发展期，数量和规模快速增长，20家境外经贸合作区通过确认考核，各类企业投资的境外合作区总数量达到近百家。2015年8月，商务部制定《境外经贸合作区服务指南范本》，鼓励实施企业从早期侧重数量和规模增长逐步转向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支持境外经贸合作区高质量发展。截至2018年9月底，中国境外合作区数量达到113家，累计投资额达到366.3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30.8亿美元。党的十九大指出，要“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逐步成为中国企业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抓手。
　　目前，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已取得初步成效。自2008年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境外经贸合作区以来，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从小到大、从点到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一方面拓展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支持了东道国工业化建设进程。
　　佚名：《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 围绕“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建言资政 汪洋主持》，《中国政协》2018年第24期。从发展成效看，境外经贸合作区填补了东道国产业空缺，成为当地经济增长极，促进相关产业协调发展，推动产业升级，形成产城联动模式，并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与当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祁欣、杨超：《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若干问题探讨与建议》，《国际贸易》2018年第6期。从发展阶段看，当前境外经贸合作区已形成资源利用、加工制造、农业产业、商贸物流、科技研发及其他6种模式，日趋成熟。从发展前景看，一方面，境外经贸合作区是当前中国企业创新对外投资模式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与世界开放融通、合作共赢的亮丽“名片”。
　　佚名：《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 围绕“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建言资政 汪洋主持》，《中国政协》2018年第24期。另一方面，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还面临融资、布局、可持续发展等阶段性问题，以及海外经营政治风险、商业风险、法律风险和社会风险等传统风险挑战。
　　二、国内外学者关于境外经贸合作区研究的文献综述
　　境外经贸合作区经过十几年的艰难探索与发展，逐步成为中国企业创新对外投资发展的重要方式，并引发了国际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从该模式本身看，Masiero等人认为境外经贸合作区是中国海外投资进入东道国市场的一种商业模式，并认为这种模式的实现强烈依赖于中国政府的金融支持和双边外交关系，具有较强的特殊性。Br-utigam等人从中国自身工业园区的发展经验展开讨论，认为境外经贸合作区反映了中国吸引外资的成功经验并成为中国开展境外经贸合作软实力的体现，符合中国企业集群式发展的文化特质。但国际上的学者，如Br-utigam等人仍坚持认为该模式是中国政府主导投资的一种体现。从该模式的扩展和使用方面来看，Zeng则进一步认为境外经贸合作区是中国经验的复制和移植，是各国均可以学习和利用的一种开放式的合作模式。从国内学者的研究来看，唐晓阳回顾了在非洲的经贸合作区发展历程，总结认为政府支持和东道国需求成为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创立的初衷和最初发展动力。李鲁等人则认为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主要由于国内产业条件的变化所导致，并从微观层面认为这是一个承载海外投资的有利平台。吾扎提等人分析了分布在“一带一路”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历程和特点，认为政府主导建设、园区开发公司主导建设和民营企业建设是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的主要动力。董千里则从价值链角度分析了价值链发展和变化的最新要求，以及产业集聚对于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的促进作用。 　　三、境外经贸合作区理论框架构建探索与中国实践总结
　　总体来看，从理论上分析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动机的文献较为有限，国外学者对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投资方式的特殊性及其背后政府的主导作用。而国内学者的关注点则集中在微观层面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的历程和经验总结，以及当前合作区发展取得的成就、困难和发展意义等方面。为进一步促进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在国际上积极宣传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应从国际投资、新地理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三个维度，针对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投资方式、投资动机和实践意义展开讨论。
　　（一）国际投资理论与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
　　境外经贸合作区属于中国对外绿地投资的一种方式，在理论研究上属于国际投资理论范畴。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实践情况看，其与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并无明显区别，遵循国际直接投资的一般规律，不应将其作为特例过度解读。从海外工业园区的发展历程看，新加坡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与中国政府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在海外工业园的实践上要早于中国企业投资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从实际发展情况看，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遵循了“市场运作、企业主体、多方共赢”的国际商业惯例和规则，是中国企业依靠自身能力开拓海外市场的投资活动。
　　1.传统国际投资理论与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
　　传统国际投资理论主要基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实践提炼而成。Dunning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总结前人的研究，认为企业跨国投资动机基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依靠企业自身的所有权优势或垄断优势，如专利、管理、技术和品牌等;二是实现国际生产内部化，即跨国投资中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技术扩散以及契约不完全等，这些因素造成市场交易成本过高，企业扩张生产边际将外部市场内部化，消除不完全竞争;三是利用东道国区位优势，包括自然资源、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地理距离以及制度性因素等。从后续理论发展来看，传统国际投资理论除了包含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基于静态因素考虑的理论外，还包含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边际产业理论以及投资发展阶段周期理论，这些基于动态因素的理论揭示了成本变化、产业结构变革等国际直接投资动机。
　　从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情况看，当前境外合作区发展实践符合传统国际投资理论的预期。从竞争优势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快速成长，积累了一定程度的竞争优势。1995年只有2家中国大陆企业入选世界500强，2000年仅有9家，2018年上榜企业数量达到103家，位居世界第二。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快速提升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市场投资合作的重要优势。海尔集团、中国有色集团等早期参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中资企业均属于具有较强竞争实力的中国跨国公司。目前，中国境外合作区主要分布在亚非拉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与当地企业相比，中国跨国公司整体竞争能力较高，在技术、管理能力以及市场销售网络等方面具备一定优势，属于基于自身优势和能力开拓海外市场的投资行为。此外，从东道国区位优势情况看，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分布较为密集的俄罗斯、印尼等国家具有较为丰富的要素资源，加工制造合作区分布较密集的东南亚地区具有劳动力成本等比较优势。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区位分布与东道国区位优势较好地有机结合在一起。再有，从境外经贸合作区特别是加工制造类园区从事的产业情况看，纺织、造纸、橡胶制造等劳动力密集型和环境成本敏感型产业属于国内生产成本优势不断削弱、技术水平不高且不符合国内产业导向的边际产业，在当前国内人均收入不断提升以及各类要素成本快速上升的背景下，在较大程度上映证了传统国际投资周期理论的主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近期随着发达国家为保护国内就业、维护自身地位不断推出内顾性、保护主义政策，通过投资生产型和物流型境外经贸合作区，中国企业可以在较大程度上规避贸易摩擦的冲击，维持自身国际贸易份额。
　　2.当代国际投资理论与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自由化、全球化的迅速推进，发达国家跨国投资的模式不断深化，并推动了国际投资理论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微观数据的丰富推动了基于异质性企业的国际投资理论进步，Meltiz发展的新新贸易理论证明了企业生产效率的高低决定企业是否参与国际市场，生产效率最高的企业可以通过投资的方式参与国际市场。Helpman结合资产专用性提出绿地投资企业具有较高的沉没成本和较低的可变成本，解释了制度因素对于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和行业选择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国际投资理论逐步从动机解释转向效应分析。国内外学者通过经济指标的实证分析表明，国际直接投資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技术溢出、劳动收入增长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基于微观视角的实证分析揭示了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的深层机制，完善了对东道国经济影响渠道的研究，也为从理论上探讨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借鉴。
　　从企业投资主体情况看，通过确认考核的20家境外经贸合作区中，中央企业及关联企业仅占3家，大部分企业为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总体来看，无需承担过多社会职能的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成本控制较为良好，成为推动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的主要力量。从境外资产的专用性情况看，土地及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境外合作区的主要专用性资产。大部分土地为建区企业购买或签订了长期租赁合同，资产能够得到较好保证。基础设施投入较高的资源利用型、加工制造型合作区的产品销售有确定的合同保证，进而保证了投资回收，在较大程度上解决沉没成本高、资产专用性强等限制绿地投资的主要问题。从投资效应情况看，商务部数据显示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额、上缴东道国税费、创造就业岗位逐年提升，截至2017年底分别达到307亿美元、24.2亿美元和25.8万个，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当地劳动收入和促进技术溢出的重要力量。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也印证了现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主要内容，成为企业通过市场化方式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方式。 　　（二）新地理经济学与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
　　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借鉴了中国工业园区创立、发展的宝贵经验，应同时考虑工业园区以及新地理经济学（区位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成果。在探讨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经济效应时，不仅应纳入可直接量化的投资效应（就业创造、税收贡献、工资增长等），还应充分探讨合作区创设给当地产业集聚带来的间接效应。事实上，产业集聚是近代以来一国工业化发展的必经阶段，是促进一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基础，而这也是促进两国共同合作，“共商、共建、共享”经贸合作区的理论基础。
　　1.新地理经济学主要理论与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
　　新地理论经济学产生以前，关于产业聚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典区位经济理论的讨论中，而后者主要来源于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产业聚集发展的实践经验总结。杜能针对农业产业聚集提出运输成本决定了农业产业分布，并进一步提出政府可以通过调整农业布局来节省运输费用，最大限度增加农业利润。在此基础上，韦伯将运输成本的讨论引入对工业企业布局的研究中，认为工业企业的聚集问题实质上是关于生产成本的最优化问题。20世纪30年代，克里斯特以及施勒等学者将消费市场引入古典区位理论的分析框架中，综合考虑消费市场（城市）、原材料市场（资源）的分布情况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以上学者均基于市场完全竞争和企业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同时认为要素和市场的天然地理分布决定了产业集聚。20世纪70年代以来，Dixit和Stiglitz将规模报酬递增和厂商垄断竞争引入区位理论中，推翻前人关于初始要素禀赋造成产业集聚的观念，强调产业聚集是一个自组织和演化的过程。Krugman提出“区域核心—外围”理论，认为随着运输成本的下降，初始分散的生产和人口开始聚集并形成工业核心区和农业边缘区，解释了城市化发展、大都市成长和周边乡村地区产业和人口消减等问题。随后，Fujita等人和Baldwin等人从聚集演化过程、机制、国际贸易对于内部经济地理、知识溢出的有限性、政府税收竞争以及福利问题拓展了新地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从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实践看，早期的园区选址或是靠近消费市场（海尔美国工业园），或是靠近原材料市场（俄罗斯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区、印尼综合产业园青山工业园），或是靠近劳动力密集市场或出口便利地区（越南龙江工业园），属于成本驱动特征明显的园区发展模式，符合古典区位经济理论的一般规律。随着早期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成功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乃至第三方国家的企业逐步入驻园区，园区的产业结构不断丰富和完善，园区内产业互补发展，实现了规模经济，形成依靠自身发展的内生动力。在此基础上，园区发展逐渐摆脱了对天然地理区位要素的依赖，逐步展现出自组织和演化特征。近几年，部分东道国政府认识到园区模式对于拉动当地经济、形成产业集聚推动宏观经济增长、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意义，共同商建境外经贸合作区。2015年，中白工业园成为首个两国政府共商建立的境外经贸合作园区。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逐步从早期企业艰难探索逐步发展成为获得更多国家认可和欢迎的国际经济合作新模式。
　　2.新地理经济学最新研究进展与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远距离通讯费用降低极大程度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产业聚集对运输成本的依赖程度逐步降低，而知识溢出、本地市场以及对外开放则对聚集的作用越来越显著。Ge研究发现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影响了制造业的聚集。Estevadeordal和Martincus验证了贸易政策改革促进了拉美国家制造业专业化水平，导致国家间产业重新分配，形成了区域差异化的分工结构。Ellison 等人则发现美国制造业聚集更依赖区域产业的投入产出关联程度。此外，学者们还探讨了早期沉没成本导致区位聚集出现路径依赖的现象。Redding等人通过分析德国从分裂到统一过程中机场枢纽的变化，发现早先的枢纽城市投入成本过高，后期重新布局难度增大，导致区位聚集多重均衡的出现。
　　越来越多的研究强调运输成本之外诸如制度（贸易开放）、消费（市场水平）、产业结构联动性（投入产出关联）以及路径依赖等因素对现代产业聚集的影响。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近期的发展也逐步体现了这些现代理念和观点。一方面，更多境外经贸合作区从对早先的国内财政支持和当地优惠政策的依赖，逐步向合理招商实现产业关联互动、优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园区公共产品服务等方向转变。目前，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大部分都明确了自身的产业定位和发展方向，如泰国泰中罗勇工业园等已形成集制造、仓储物流、转口贸易和商业生活区为一体的现代化综合园区，建区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中文服务的招商服务并大力促进园区内企业沟通交流，通过软环境建设和促进园区内产业联动，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新地理经济学最新进展逐步突破了地理因素决定产业集聚的传统观点，这为各国政府主动培育市场、培育企业竞争力提供了重要指引。一些東道国政府也通过积极引入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享受中国企业入驻带来的技术交流、知识溢出，为当地企业发展提供新动力。这些理念的进步推动了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快速发展以及与当地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理念。
　　（三）发展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
　　二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经济史学家的研究支持了早期发达国家更多依赖政府的主动干预和产业政策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国内外学者们普遍认为：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固有的制度不完善制约了市场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赫尔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钱纳里的“两缺口”理论都对此进行充分的研究和论证。在总结东亚国家发展成就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基础上，林毅夫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强调了基于要素禀赋优势、市场资源配置的政府积极干预作用，支持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充分促进自身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另一方面，国际经济体系结构性问题导致了发展中国家无法依靠自身禀赋优势充分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并获得相应的回报。对此，学者们普遍主张支持发展中国家从传统的“中心—外围结构”走向“双循环结构”，形成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循环模式和以新兴经济大国为中心的循环模式，促进世界经济平衡与可持续发展，进一步鼓励“南南合作”。 　　國内产业园发展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向资金及技术密集型科技园区、创业园区过渡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园区内产业链条逐步形成和完善、产业集聚效应逐步释放的“中国经验”。这些经验是中国企业参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重要优势，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经验的重要“可视化成果”，更是为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自身特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的“中国方案”。从发展成效看，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新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长期、稳定的直接投资资金供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长期制约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储蓄缺口、外汇缺口——“两缺口”问题，成为新兴经济大国主导国际经济合作、“南南合作”的新模式。再有，境外经贸合作区在东道国区位选择、产业布局安排等方面充分考虑当地市场的禀赋优势，依靠企业主导、市场原则的方式开展经贸合作，充分尊重市场和价格机制对于投资流动的调节作用。同时，通过与东道国当地政府合作，政府在依靠自身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积极灵活地运用产业政策鼓励经济发展、促进产业集聚，使境外经贸合作区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新增长极。此外，部分境外经贸合作区还承载了政府经济外交的重要职能，与援助发展等有机地结合，践行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外交新理念，促进了“一带一路”合作与建设。
　　四、总结与政策建议
　　经过十几年的探索与发展，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积累了一系列积极成效，并获得国际社会的好评。通过梳理经济学相关理论，当前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是符合国际直接投资经典理论的、市场化的海外投资活动，并非政府刻意支持、违背比较优势、带有国家战略安排的经济活动。境外经贸合作区是体现产业集聚的现代新地理经济学理论的区域经济发展现象，并成为政府按照最新发展经济学理念，基于自身比较优势，实施积极产业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政策抓手，是切合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为促进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进一步统筹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规划，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企业“走出去”的促进作用。市场发展需要是企业成长的重要动力，顺应和尊重市场发展规律是保证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对此，应鼓励企业坚持按照市场原则开展与东道国的经济合作，坚持与东道国政府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共同建立和开发合作区。
　　二是进一步鼓励境内企业通过合作区平台发挥海外经营的最大效益，实现“集群出海”。国内市场发展较为完善，大部分企业在国内统一产业链上下游生产服务配套契合度较高。应继续遵循这一发展规律，鼓励企业“抱团出海”，保障海外经营安全。
　　三是进一步鼓励优质产能项目开展海外投资，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发展。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各类要素成本不断提升，一些传统行业面临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境外合作区项目所在东道国相比国内在劳动力、资源、土地等方面具备一定的优势，有助于部分传统产能企业进一步优化成本结构，提升全球竞争力。
　　四是鼓励政府发挥经济外交作用，进一步提升境外合作区的影响力。境外经贸合作区具有显著的外溢效果，对于东道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水平提高具有影响力。应发挥行业协会及相关政府机构在涉外活动的作用，通过双边交流、为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创造良好环境，造福两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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