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鹤林玉露》的诗话对中国诗学思想的接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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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随着江户幕府的建立，日本历史上出现了一个长达260余年相对稳定、和平的政治时期。而由于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朱子学在江户时代得到了飞速的发展，造就出众多儒学家。在这个背景下，汉文学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知识分子积极地创作汉文学作品，其中在江户初期有着很大代表性的就是以林罗山为首的林家及其周边人物。堀孤山（1631-1695）是日本江户时代初期的儒学者及汉学者，其父为藤原惺窝的弟子堀杏庵，与林罗山同门。其目前已知的唯一的作品是汉文随笔著作《本朝鹤林玉露》。其中的诗话的部分，体现出孤山作为儒学者的诗学思想。因此本文将通过对书中诗话的分析，来考察中国诗学思想对堀孤山的影响情况，并以此管窥江户初期儒者的诗學观念。
　　关键词：堀孤山 《本朝鹤林玉露》 诗话 诗学思想
　　一、引言
　　日本经历了兵荒马乱的战国时期，终于迎来了一个长达260余年相对稳定、和平的政治时期，即江户时代。武士远离战火，统治着安定的社会。与此同时，天下太平也导致武士阶层陷入了某种“身份危机”。为此他们开始学习儒家思想，力图将自身打造成为文武双全的士大夫。在此背景下，朱子学在江户时代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对于中国文化的选择性吸纳，使日本朱子学的发展摆脱了科举制度的束缚，呈现出多元化的样态，同时也造就出众多儒学家。在这个背景下，汉文学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知识分子积极地创作汉文学作品，其中在江户初期有着很大代表性的就是以林罗山为首的林家及其周边人物，他们在积极地推行朱子学的同时，也创作了许多汉文学作品。
　　堀孤山（1631-1695）就是万千儒学者中的一位。他是日本江户时代初期的儒学者及汉学者，其父为藤原惺窝的弟子堀杏庵，与林罗山同门。其目前已知的唯一的作品是汉文随笔著作《本朝鹤林玉露》。它记载了日本自奈良时代以来的诸多事项，涉及诗话评议、逸闻趣事、典章制度、风俗文化等多个方面。而书中诗话的部分，则体现出作者的诗学思想。作为一名儒学者，其诗学思想免不了受到中国的影响，因此本文将通过对书中诗话的分析，来考察中国诗学思想对堀孤山的影响情况，并以此管窥江户初期儒者的诗学观念。
　　二、堀孤山与《本朝鹤林玉露》
　　堀孤山（1631-1695）本姓菅原，名正龙，号孤山、三迁子、道邻。他是江户前期的儒学者及汉学者，是藤原惺门下“四天王”之一的堀杏庵的三子。他从小与父亲一起学习儒学和医术，有着很深的汉学修养。宽永十九年（1642）父亲堀杏庵去世后，被授予二百石，得以在名古屋藩任职。关于堀孤山的资料，可谓是十分匮乏。据笔者的调查，关于堀孤山的现存记载资料只载于日本出版的《国书人名辞典》中，不论是其父亲的著作，还是堀杏庵周边人物的著作，都找不到关于此人的更多记载。而当笔者在研读《本朝鹤林玉露》时，惊喜地发现其中一个条目记录了堀孤山的部分生平：
　　予十二岁为孤，旧君（德川义直，笔者注）恤之，赐禄游学。十四岁予诗初入御览，殊为褒词。其后每谒有可励学业之仰。十九岁得旧君之许，游学于东武（江户一带，笔者注）。于时五月五日，罗浮先生（林罗山，笔者注）谒源敬君（德川义直，笔者注），敬君曰“道邻为游学来于东武，须对敬君之仰恳，被教授于学业”云云。呜呼，先生与亡父有旧交，而其不忘之，对予虽被授学业第。此年端午依敬君之仰于先生之教，殊异时辈而已。因之此冬闻《书》之二典，《礼》之典礼之讲于先生。翌年勤先圣殿释奠之事者，皆旧君之恩泽也。……旧君薨后今年廿四年也，忆端午之仰廿五年者也。予适后病愈，今年讲《书》《经》《礼记》者非不忆廿五年以前罗浮之教讲，犹所以不忘旧君之仰也。（《本朝鹤林玉露·人卷·春兴诗》）
　　根据以上所述，可大概知晓堀孤山早期生平。孤山十二岁时父亲堀杏庵去世，十四岁时所作汉诗得到当时的幕府将军德川家光的赏识，十九岁在德川义直的许可下，得以去江户游学。从这段叙述也可以大致了解到堀孤山的交游关系。因为父亲堀杏庵曾侍奉过尾张藩主德川义直，而且又因为堀孤山和林罗山是同门，所以自然堀孤山与他们也有交流。
　　《本朝鹤林玉露》是目前已知的堀孤山唯一的著作。在数量众多、成就较高、相对鼎盛的江户初期汉文学作品中，《本朝鹤林玉露》其尚未被世人所熟知。究其原因，多半是因为当今日本学术界对日本汉文学的关注度不高，且解读汉文对于大多数日本学者来说具有较高的难度，再加之作者堀孤山所在的堀家，其名气并不如同时期的林家，于是导致这本著作被埋没。笔者有幸于恩师处获得此书影印本，经研读后发现其内容包罗万象，而且具有较高的真实性，同时还征引诗歌进行评议，因此值得我们关注。
　　关于作品的成立，孤山在书的序文部分这样写道：
　　余依病老之少愈，作此评注，名之日《本朝鹤林玉露》。去岁所编之目录附于始，而三式十八卷之评注肇于正月，成于四月，皆非无谓云尔。于时宽文癸丑六月吉日。洛阳堀孤山道邻。（《本朝鹤林玉露·天卷·第一丁》）
　　根据书中的序文，可知其成书于“宽文癸丑”年，即1673年。全书分为天地人三册，每册6卷，三册共18卷。关于此书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内容繁杂，有诗话评议、逸闻趣事、典章制度、风俗文化等，和其他前代的或者同时期的汉文作品相比，《本朝鹤林玉露》比其他作品具有优势。
　　第二，《本朝鹤林玉露》的每一篇则都有题目，日本有名的一些随笔作品，比如《徒然草》，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并没有对内容进行分段，更别说加题目了。而没有题目的话对随笔的搜集阅读、整理研究造成了很大的不便与困扰，因此研究笔记、随笔的陈垣先生提出整理笔记时要对其进行编目，以方便阅读研究。而堀孤山在编写《本朝鹤林玉露》之时，已经给每一篇拟定题目并附有目录，即使是短短二十几字的也有篇名，也就为后人的阅读与整理提供了便利。
　　第三，《本朝鹤林玉露》有不少篇则摘录日本前人及当代的诗歌，并阐发堀孤山自己的诗歌理论观点。书中辑录日本从平安时代到当代的著名汉诗人，如菅原道真、大江匡房、阿倍仲麻吕等诗人的佳作，堀孤山对一些诗歌进行品评，从中可以感受到其受到中国诗学观念的影响。 　　第四，最后，《本朝鹤林玉露》具有较高的真实性。《本朝鹤林玉露》所记内容多为实录，特别是涉及一些历史史实的时候，有着很高的可信度。如天卷卷之二的“丁酉火”详细地记录了日本明历年间的大火。堀孤山通过记叙自己的灾害体验，侧面表现出了当时火灾的惨况。但其中一些条目，由于来源于《古事记》等作品，这些条目的真实性有待考量。
　　综上所述，《本朝鹤林玉露》是一部几乎被世人遗忘了的优秀汉文随笔作品，其中蕴含着较大的研究价值。笔者将从书中的诗话评议方面，展开研究。
　　三、关于诗话
　　诗话，是中国独具特色的一种论诗体。第一部诗话是北宋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在这以后，诗话成为评论诗人詩作、发表诗歌理论批评意见的一种广泛流行的形式。这一论诗的形式传到了日本以后，受到了日本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从一开始学习和吸收中国诗话的思想，到模仿创作本国诗话并用来批评中日两国的汉诗作品，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一）日本对诗话的认识
　　中国诗话很早便突破了国界，抵达域外，并成功在日本、朝鲜等国家得到发展。日本诗话作为其一大支脉，从诞生之时就注定了它与中国诗话、中国文化紧密的血脉联系。
　　《济北诗话》被认为是日本的第一部诗话作品，它诞生于12世纪的室町时代，作者是五山诗僧虎关师炼。它以汉文记述，内容驳杂，主要涉及中国诗人、诗作以及数部理论著作的评述。从这部开始，日本人开始了创作自己诗话的历史。
　　而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日本人也对诗话这一体裁有了自己的见解。19世纪初出版的菊池五山的著作《五山堂诗话》中的葛西因是创作的序文部分，很好地阐明了诗话的性质：
　　话桑麻者，农夫乐事也;话利市者，商贾乐事也;话诗赋者，诗人乐事也。话也者，非论非议非辨非弹也，平常说话也。有是话而人闻之喜之快之笑之记之忘之，一任旁人所取，是话者之心也……当开口说话之时，暂有是话，及闭口说完之后，曾无是话，话之为话，如是而已。今话而笔之，此果何心哉？农商不识文字，故其话止于口头，终于一场，仅及对面数人;诗人则识文字，故把口头之话，化作笔端之话，把一场之话，化作千万场之话，把对面数人，化作不对面数万人，唯恐闻之喜之快之笑之记之忘之者之不多，是诗人之心而诗人之神通力也。
　　葛西因是首先提出了谈论诗赋对诗人们来说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其次，他肯定了诗话把口头语言文字化的功能。有了文字记载的诗话，不但可以带给更多同时代人欢乐，而且还可以流传于后世。而这一切正是诗人们的心思所在，以及诗人们神通广大的表现。而在日本诗话的分类上，富士川英郎从内容上，把诗话分为五类。分别为：（1）讨论诗的本质和作诗的方法，多为作诗入门书;（2）作者自身诗学观念的阐述;（3）对中国诗篇中出现的难以理解的文字、动植物等各种事物的解说、考证等;（4）对日本汉诗发展历史的论述;（5）从中国和日本的诗中摘选诗句，加以注释并阐述自己的感想，亦会涉及关于诗人的逸事和作诗的背景，等等。
　　不管是从葛西因是的论述还是富士川英郎对诗话的分类，我们可以感受到日本人对诗话这一论诗体式的认识已经不再是单纯地学习和吸收，他们在充分吸收中国的诗学思想后，开始创作日本自己的诗话，并且对于诗话这一体裁有了自己的理论。
　　（二）《本朝鹤林玉露》中的诗话
　　根据上文对诗话性质的论述，笔者对《本朝鹤林玉露》进行研读，最后统计出符合诗话标准的条目有81则。而根据富士川氏对诗话的分类，可以把《本朝鹤林玉露》中的诗话分为两种，一种是第二类，一种是第五类。根据笔者的考察，《本朝鹤林玉露》中绝大多数都属于第五类，即对具体的诗句进行注释并阐述自己的感想。试举一例：
　　藤原实光傀儡诗云：“可怜傀儡虚狂辈，自界叹娱皆是同。栖卜山河幽僻地，怨深声貌老来中。羁游殆忘三轮业，世事不营万里躬。行客接襟争得驻，云明定知对秋风。”呜呼，傀儡之为事，远稽中华，起于汉高祖平城之围，用陈平计刻木为美人，立之城上，诈冒顿单于，后人因之为傀儡。梁锺有傀儡诗，今见此诗，其傀儡感人世深矣。（《本朝鹤林玉露·人卷·傀儡》）
　　正如笔者所列举这则诗话，这一类型的诗话，作者先引用全诗，之后对诗的创作背景进行说明，最后再抒发自己读诗之后的感想。这种行文方法也符合中国诗话的“论诗及事”的形式，据蔡镇楚著《诗话学》中所述，“论诗及事”即“以记事为主，重在诗本事，通常以说之笔调，述作诗之故实，兼欲论诗之意”。这种形式由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首创，被认为诗话之正宗。
　　关于诗话中所谈及的诗人和诗作，基本上都是日本的汉诗人及其所作汉诗。其年代从奈良时代到江户时代都有涉及。诗人的身份也是多种多样，有天皇、贵族、僧侣、儒者、平民等等。有名的如嵯峨天皇、菅原道真、大江匡房等等。其中也有一些未被世人所熟知的诗人，其诗作未被收录到历代的汉诗汉文集中，而因堀孤山的记录，使得其能够保留下来。
　　四、堀孤山对中国诗学的接受
　　通过对《本朝鹤林玉露》诗话的分析，可以看出，堀孤山在创作诗话时，明显地受到了中国诗学思想的影响，其具体的表现为对诗“六义”的理解，认同诗“言志”的功能和对盛唐诗的尊崇等。
　　（一）诗“六义”与和文学
　　诗“六义”指的是风、雅、颂、赋、比、兴。最早的时候称为“六诗”。在《周礼》中有“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的记叙。而在《毛诗序》中则把“六诗”称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何为诗“六义”，历来论说颇多。唐孔颖达在《毛诗正义·大序》中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从这段叙述中可以得知，风雅颂是诗的种类，而赋比兴是作诗的方法，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诗经的全部“义理”。此论说也传到了日本，对日本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但在汉诗的创作上运用此理论，在日本传统的和歌创作上也被运用。 　　在《本朝鹤林玉露》中，有这样的叙述：
　　《诗经》“六义”，人遍知之。贯之古今序，以《诗》六义述歌六义，意多同。以予见之，诗变为《离骚》、《骚》变为辞、辞变为柏梁苏武之体人知之，不知《诗经》六义之所由在唐宋元明之诗。然则歌之六义与彼《诗经》六义之分，予虽不知之，对知者则可有故。（《本朝鹤林玉露·天卷·歌有六义》）
　　孤山明确地指出《诗》之“六义”在中国诗歌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从《诗经》到《离骚》再到楚辞再到柏梁诗，都贯穿着“诗六义”的诗学思想。而“诗六义”的思想，传到了日本之后，影响了日本的和歌创作，形成了“歌六义”。“歌六义”的产生，成为了日本和歌文学的创作理论之一。
　　（二）认同诗“言志”的功能
　　诗言志是中国古代的一个诗论主张，最早体现在《诗经》作者关于作诗目的的叙述中。但它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提出来是在《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它集中反映了中国早期人们对诗歌的认识。“志”者，意也，主要是指作者的抱负、志向等心灵意趣。“诗言志”概括说明了文学创作与创作主题的密切关系，认为诗歌是作者心灵世界的表达，这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以后的长时期内，“志”曾被人们解释为合乎礼教规范的思想，而与诗人的感情相对立，于是又提出了诗有“言志”与“缘情”的区分，体现出了人们对文学的不同要求。
　　堀孤山也认为作诗者，应通过诗来寄托自己的抱负、志向，以诗明志。如堀孤山在品评笠仲守的诗“山房晓风”时，这样写道：
　　笠仲守“山房晓风”诗云：“孤峰仰与白云同，到晓深寒满院风。雁影吹来古塔上，泉声潺定近溪中。侵窗老树虽鸣叶，闭户妙灯犹护虫。百籁相和山更静，禅心弥观世间空。”此诗真写山房之晓者乎？人间在山房晓，考此诗，别须知其意味，于彼来往风尘之辈何知之乎？（《本朝鹤林玉露·地卷·山房晓风》）
　　此诗描写了作者所居山房，晨晓时风来之景象。而孤山在此诗的品评部分，却提出“此诗真写山房之晓者乎”的疑问，他认为在鉴赏此诗时，“须知其意味”。即要透过景物描写，品味背后所蕴含的作者的真情实感，即对隐居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而一般的“风尘之辈”并不能够体会到这一点。通过孤山的评议，我们可以了解到，孤山在鉴赏诗歌时，主张透过表面看其深层的含义，追溯作者的真情实感，而这真情实感多半就是作者所言之志。可见孤山对诗言志之理论的认可，并主动地运用到诗歌评点中。
　　（三）对盛唐诗的尊崇
　　在中国，明朝中期时出现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不读宋以后之书”的文学复古运动。这场运动长达半世纪，而最终也来到了日本，影响了江户初期的日本汉诗文坛。并在江户中期，由荻生徂徕开创了日本古文辞派。
　　堀孤山在《本朝鹤林玉露》的诗话中，对五山文学的诗风有着如下的叙述：
　　及唐之中兴，李杜以诗名高。宋有六君子，诗风异李杜。及彼胡元稍变。我朝丛林之禅僧，不学诗盛唐之风，而只效胡元之风作之，称“丛林风”。然而月秀以下弥陵夷，加以佛语，弥不知盛唐之诗味，皆以惜之。（《本朝鹤林玉露·天卷·丛林诗文》）
　　孤山先对唐以来诗歌的流变進行一个说明，对五山禅僧作诗效仿“胡元之风”而不学“盛唐之风”，最后导致逐渐这种“丛林风”逐渐衰落之事感到惋惜。可见孤山认为，要使诗歌能够永葆生命力，必须要效仿盛唐诗风来创作，这很明显地表现了孤山以盛唐诗为尊的诗学价值取向。
　　五、结语
　　堀孤山出生于儒学世家，和同时代的儒学者一样，从小就阅读中国典籍，汉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同时由于父亲堀杏庵的关系，他也有机会接触到当时的赫赫有名的大儒林罗山，并且听其讲学，这一点在《本朝鹤林玉露》中就有记述。因此他的儒学造诣与其他同龄的儒学者相比更加的深厚，也意味着他受到中国思想的影响越深。在诗话评议的方面，也同样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中国传统诗学理念地影响。因此笔者通过分析堀孤山创作的诗话，着重考察其诗学思想与中国传统诗学思想的渊源;同时笔者也想以诗话研究作为切入点，进一步对堀孤山的《本朝鹤林玉露》的其他方面进行研究，使这一被世人遗忘了的优秀汉文随笔作品能够走进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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