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陶行知的工具主义图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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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近代以来，脱离实际的读书之风一度盛行，越来越多的学人在“唯有读书高”的论调下成了只会读书的“读书人”。陶行知从实用角度出发，提出书是一种工具，是给人“用”的。同时，作为工具的图书不应是少数人的专属，人人都当读书用书。本文力求详实地介绍陶行知的工具主义图书论，为当今全民阅读提供借鉴。
　　关键词：陶行知;工具主义;图书论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陶行知（1891-1946）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在美国留学时期，陶行知受教于著名哲学家杜威，深受其实用主义思想影响，提出了以“做”为中心“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书籍的效用意义，明确指出书是一种工具，当“活用”不可“死读”，且应人人有书读，人人来用书。他极力批判旧式教育脱离实际、读书至上的陈腐观念，身体力行走进农村，在最贫困的劳苦大众中办教育，用他的工具主义图书理念开展平民读书运动，教育广大民众选好书用好书，充分发挥图书的工具效能改造生活发展生产。
　　1 工具主义图书论的产生背景
　　陶行知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剧变时期，旧中国封建体制在西方列强的侵蚀下摇摇欲坠、走向崩溃，随之而来的是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社会经济萧条，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思想文化界，救亡图存的新思想不断涌现，然而长期的封建落后观念根深蒂固，知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知识阶层固化，“一心只读圣贤书”式的教育与社会实践严重脱节，极大阻碍社会进步。
　　1.1 “读书人”阶层
　　中国古代封建制度等级森严，社会阶层的固化导致知识阶层的固化，统治者们既在生产生活中享有特权，又在知识的获取占有上优于大众。而普通民众大多没有充足的时间金钱读书识字接受教育，他们获取知识的途径非常有限，官学、私塾以及藏书楼仅对极少数人开放。这种社会知识的不平等导致知识私有阶层的出现，即所谓“读书人”，他们大多秉持读书至上的观念，为求取功名不惜皓首穷经，“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便是此景的真实写照。陶行知认为书不应成为少数人的专有，该为大众所用。“与读书联成一气的有‘读书人’一个名词，假使书是应该读的，便应使人人有书读;决不能单使一部分的人有书读叫做读书人，又一部分的人无书读叫做不读书人。”[1]
　　1.2 脱离生活实践的读书风气盛行
　　中国传统学术走到晚清，很大程度上已与社会生产生活脱节，再不复源头活水的灵动，取而代之的是大批文人为读书而读书，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们无视落后的社会生产和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把读书当成解决所有问题的敲门砖，乃至学堂里的教员和学生也沉迷于此。陶行知曾申斥：“中国的教员、学生实在太迷信书本了。他们以为书本可以耕田、织布、治国、平天下;他们以为要想耕田、织布、治国、平天下只要读读书就会了。”[1]
　　脱离生活实践的读书无异于“读死书，死读书”，最终不免“读书死”的下场。这种读书风气贻害无穷，不仅将个人的前程性命断送，而且危及社会民族的未来。“只管读书，不管父母死活而父母死;只管读书，不管民族死活而民族死。这样，小己纵然读书成名，升官发财，而袖手坐看大己枯萎，我们要不称他为读书死也不行了。”[2]在教育领域，陶行知针对当时的教科书也做出批判，称其只是认字读文之书，并不教人试验创造，在引导学生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上教科书更是丝毫无益，甚至束缚了孩子们的手脚，成了儿童成长的绊脚石。
　　2 书是一种工具，是给人用的
　　陶行知一向主张立足现实，以实际生活为一切行动的指南针。生活丰富多彩又充满问题，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发现问题，并付诸行动解决问题。但解决问题之“做”不可盲目机械，要在“劳力上劳心”，这样才有创造创新。人类社会的真知无不是在行动中获得，所以陶行知否定了王阳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说法，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并以此为自己更名。图书作为人类知识集合的象征，无疑是人类长期实践行动的所得，所以追本溯源来看，“书和书中的知识都是著书人从行动中得来的。”[1]同时，书中的理论知识还能继续指导生活实践，将生活推向更高境界，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可以说，书本知识源于行动又指向行动，它是行动与再行动间的桥梁。既然行动与书籍联系如此紧密，那么将书籍作为“做”的工具、“为行动而读书，在行动上读书”[1]便是应有之义了。
　　2.1 对书的根本态度
　　陶行知从他的教育理念出发，指出“过什么生活用什么书”、“做什么事用什么书”。[1]他在讲演中多次强调书只是一种工具，万不可为读书而读书。“我们对于书的根本态度是：书是一种工具，一种生活的工具，一种‘做’的工具。工具是给人用的;书也是给人用的。我们对一本书的见面问，是：您有什么用处（当然是广义的用处）？”[1]“遇到一本书我们必须问：您能帮助我把这件事做得好些吗？您能帮助我过一过更丰富的生活吗？我们用书，有时要读，有时要讲，有时要听，有时要看;但是读、讲、听、看都有一贯的目的，这目的便是它们对于‘用’的贡献。”[1]书籍好比一把利剑，是人类发明的一项伟大的工具，“用”好它能更高效改造生活提升自我，而书籍的价值也正是在“用”中得以发挥，得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所以陶行知特别强调图书的工具性，在他看来，书和锄头、锯子、剪刀等工具一样，都是为人所用的。譬如种稻“关于种稻的看书，不是为看书而看书，乃是为种稻而看书”，[1]在这里，图书显然是服务于种稻的工具。况且书籍中还充斥着大量“伪知识”，即人们凭空想象捏造出来的“知识”，若是為读书而读书，恐是一辈子也难辨真伪。而若是把书中的知识用一用，假的便不经用，真的自然能见实效。
　　陶行知在南京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学校时，曾办了一座名称独特的图书馆——“书呆子莫来馆”，意在警醒死读书的书呆子们少读点书，不要整天沉迷书本，要多动动手脚，手脑并用，如此方可改变呆头呆脑的模样。书本是被人使用的一种工具，绝不是麻醉人神经的毒品，沉迷其中“为书所役”，切不可取。 　　2.2 判断选书
　　中国古籍浩如烟海，近代以来西方思潮传入，翻译介绍的外来文化图书又层出不穷。这些图书在质量内涵上良莠不齐，给读书用书的人造成很大麻烦。鉴于此，陶行知曾指出书不可尽信，应保持怀疑精神，他劝导青少年要多读前进的书刊杂志，“前进的书是比较更有系统，更能帮助你前进”。[1]如何鉴别一本好书，陶行知从工具主义图书论角度出发，提出了三个标准：“（1）我们要看这本书有没有引导人动作的力量，有没有引导人干了一个动作又干一个动作的力量。（2）我们要看这本书有没有引导人思想的力量，有没有引导人想了又想的力量。（3）我们要看这本书有没有引导人产生新价值的力量，有没有引导人产生新益求新的新价值的力量。”[1]
　　3 人人读书，人人用书
　　在陶行知看来，书既非达官贵人们求取功名的智囊，又非文人墨客附庸风雅的宝卷，它只是一种普通的、为人所用的工具，而且是为平民大众所用，绝非小部分人的专属。书是三百六十行的公物，士农工商皆需用书，只有这样真理才能普及大众，文化才能对大众解放，全社会的知识水平方可提高，而所谓“读书人”的饭碗就不攻自破了。
　　在开办乡村流通图书馆之初，陶行知就开宗明义指出：“流通图书馆的对象是大众，它必须为劳苦大众充分地服务，才算是一个真正的流通图书馆”。[1]考虑到农民们在读书上缺乏资金和时间，他就简化借阅手续，允许代借，不收保证金，甚至送书上门，奖励借书最多者。陶行知把流通图书馆比作拯救文化饥荒的“小饭馆”，“这种文化小饭馆要普遍的设起来：一镇一个，一村一个，一街一个，一弄堂一个！”[1]此外，他还创造性地发明了“小先生制”，即读书的小孩子下学回家后教自己的兄弟姐妹和长辈，以“即知即传人”的方式普及平民读书用书，粉碎知识私有。
　　4 结语
　　陶行知的工具主义图书论内涵丰富、贴近实际，它一反盲目的读书崇拜之风，把书籍从至高无上的“云端”拉回现实，并将读书用书普及大众，冲击了长期的知识私有现象，为提升全民文化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当今，全社会积极倡导全民阅读，构建书香社会，我们应充分学习借鉴陶行知的工具主义图书论，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力。
　　参考文献：
　　[1]方明.陶行知教育名篇[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2]華中师大教科所.陶行知全集（第2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作者简介：原强（1989-），男，本科，山西省图书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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