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同视角下的青少年家庭语言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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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当前社会双语启蒙教育、读经教育、英语母语教育等各种家庭教育理念和语言政策层出不穷，如何辨证地看待家庭语言政策是值得研究者和教育者深刻反思的问题。作为家庭语言政策执行者，当代社会父母的语言意识、对家庭语言管理方法、父母所受教育和文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让他们对官方语地位问题、外语教育问题、方言地位问题、语言文化问题都有各自的看法。本文对家庭语言政策进行了个案和地区分析，对洛阳地区青少年家庭语言政策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并进一步调查和探讨影响洛阳地区青少年家庭语言政策制定的因素、家庭语言政策的执行情况和效果以及家庭语言政策对青少年语言发展和规划、社区生活交际等方面的影响。
　　关键词：家庭语言政策;语言态度;文化认同
　　doi：10.16083/j.cnki.1671-1580.2019.07.036
　　中图分类号：H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9）07-0152-05
　　一、引言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手机微信、APP、Kindle、平板和各种移动终端都在以多种模态的形式呈现阅读，语言的呈现方式和认知机制也在不断变化。当今社会文化交流的多元化让接触和学习多种语言或者言语变体成为可能。科技信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当今青少年交际和学习提供了客观环境，同时由于家长的期望、个性化的需求等主观原因，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在语言交际和阅读学习中处于多元识读的背景之下。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家庭语言政策的规划有客观需求。随着当今社会文化的多元发展，人们多元语言文化的接触和交流机会日益频繁。单一的家庭语言政策已经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如何看待家庭和学校教育中的多语学习和交际，如何保护和发展地方语言文化等都是诚待梳理的问题。从“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到“改革开放后的全民学英语的热潮”再到“对英语占用了太多的学习时间的呼吁”等现象，不难看出不同时期的语言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一直以来英语和汉语之争是围绕教育者、学习者和家长的问题。不仅如此，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说，更是三语之争的问题。家庭是语言政策呈现的微观团体，是具体实施和执行的地方，也是矛盾的集中体。当前社会双语教育启蒙、读经教育、英语母语教育等各种家庭教育理念和语言政策层出不穷，如何辨证地看待家庭语言政策确实是值得研究者和教育者深刻反思的问题。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式，对家庭语言政策进行了个案和地区分析，立足在文化认同的视野下对洛阳地区青少年的家庭语言政策进行了调查和研究，以期了解当代影响洛阳地区青少年家庭语言政策制定的因素、家庭语言政策的执行情况和效果以及家庭语言政策对青少年语言发展和规划、社区生活交际等方面的影响。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根据Schiffinan的“显性”和“隐性”语言政策的劃分，国家政府机构制定的语言使用策略，国语和官方用语的确定以及语言文字的推广使用等属于“显性”语言政策，是官方主导推广，至上而下语言规划的体现。而“隐性”语言政策则是那些包涵在语言文化中不容易直接察觉的语言社会文化因素，如家庭语言使用、语言态度和立场等语言意识形态方面的体现，可见家庭语言政策是微观层面的多维存在体。随着国家语言政策的实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以及国民对自身语言发展的要求，家庭语言政策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国外学界对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既有理论性的研究（polsky2004、2009;Schwartz & Verschik 2013）又有实证性的个案分析（De Houwer 2007;Fogle 2013），其都对家庭语言政策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理论和实践的探讨。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在时间和内容上都不及国外，但也有不少关于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成果：有对家庭语言政策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类探讨的文章（如雷军2017，李英姿2018），有对国外和国内家庭语言政策的综述文章（如尹小荣、李国芳，2017;刘群，2017），有对我国家庭语言政策的实证研究文章（如邬美丽，2008;尹小荣、刘静，2013）。从这些研究中不难看出家庭语言政策研究方兴未艾，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虽然不乏对不同国别和群体对象的研究，但在特定群体，如少数民族学生、家庭语言政策的执行者家长等方面的研究不多，对大众群体如特定地区居民和大学生群体的研究占多数。众所周知，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语言即是文化认同的一种表现。语言确实是交际和文化的载体，“当一个社会存在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文化和语言接触的时候，家庭语言的选择就是其认同的表现。而儿童学习语言的过程就是建构某种认同的过程。”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为国家官方语（普通话）、地方方言、英语、民族语言等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的视角。而这方面基于心理认知和文化认同方面的实证性研究还是有待发展的领域，特别是当代是文化多元识读的信息时代，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不再是孤立和静止的，时代和社会的需求让家庭语言政策不仅有理论研究的意义更有深远的社会意义。家庭语言政策问题不仅关系到语言的代际传承问题，也是国家社会语言政策在微观小群体家庭单位的体现和发展，更是本体文化和外来文化有机融合下的新产物。鉴于此，本文拟从认同的维度下解析青少年的家庭语言政策。
　　三、认同视野下家庭语言政策的界定
　　语言的使用者是人或者群体，其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于社会交往中。认同其是“社会经验的产物，个人的自我认同是一个与社会互动的过程。”《当代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新词典》对认同这样界定，“其是指群体中的成员在认知与评价上产生了一致的看法及其感情。群体中的成员有着共同的需要、目的和利益，彼此容易产生相同的认知倾向和价值取向，并能自觉地保持这种一致性。”车文博在其书《弗洛伊德主义原理选辑》中对认同的表述为“个体将其他个体或群体的行为方式、态度观念、价值标准等，经由模仿、内化，而使其本人与他人或团体趋于一致的心理历程。”从上述概念可见不同学科对认同的界定也不尽相同。不论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关注认同的社群互动过程，还是从文化的角度解读认同和文化心理的关系，认同是一个多维动态发展的概念。本研究的认同在大概念的基础上聚焦文化认同这个方面，具体呈现为语言认同、身份认同、宗教认同、地方文化认同、民族社会心理认同这五个方面，其是相互包容、互为整体的关系。 　　Spolsky（2004）将家庭语言政策细化为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语言因素包括家庭语言的使用、父母语言意识和父母家庭语言管理。非语言因素包括社会语言的使用，社会文化及政治文化经济的因素等。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通过对家庭成员的语言态度和语言文化认同的影响，从而对家庭语言政策起到重要影响。本文的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围绕上述语言和非语言因素，从语言认同、身份认同、地方文化认同、民族社会心理认同四个方面为切入点，对洛阳地区不同社区的家庭群体进行调查和研究。
　　四、研究过程
　　（一）研究的问题和方法
　　本研究中关注的家庭语言政策是语言政策在微观层面上的反映。其既是语言政策的直观呈现，又同时受到学校、社区、国家语言政策的影响。因此在研究问题的选择上分成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向和Spolsky的家庭语言政策的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等多个方面。调查研究关注：从青少年的阅读选择和语言态度方面观察国家社区和学校相关语言政策在青少年中的普及情况;个体家庭语言政策的制定者制定语言政策的主观倾向和外部语言环境对家庭语言政策制定的影响;家庭语言使用代际差异方面，特别是信息屏读时代下，这方面对家庭语言政策的影响;语言文化认同下的家庭语言政策的制定和维护。基于以上的研究问题既是个体又和家庭、社会发展相关联，其自身也是动态发展的。在调查对象和调查范围的选择上，本文结合了洛阳地区学生分布的特点，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家长和学生都自然配合调查问卷），选择了洛阳老城区的民族学校的一个班级、洛阳新区学校的两个班级和笔者所住的社区相关学生和家长进行了问卷调查（电子和纸质）和相关的访谈，本次调查分为家长问卷和学生问卷两种，一共发放问卷218份，收回问卷212份，其中有效问卷205份，有效率94%。
　　（二）研究的范围和对象
　　本次调查问卷中关注家庭语言政策制定的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家庭语言使用中语言使用的情况和频率、语言态度、家庭语言代际影响和家庭语言政策制定者的语言倾向、语言意识和语言使用管理等方面都是问卷调查涉及的问题。正因为调查不仅关注社会、国家语言政策的外部因素这些非语言因素，同时更关注这些语言因素问题和其背后的成因。因此在问卷访谈的范围和对象上考虑到了访谈者的情感和自愿性，对问卷的调查隐去了姓名等个人真实信息，以便问卷能够更客观、真实地反映家庭语言政策制定的效果和内在问题。在访谈对象的选择上，鉴于家庭语言政策话题的复杂性，笔者选取了自身所在小区和相识的访谈对象，在对访谈对象充分认知的基础上，有效进行访谈问题的编排和提问。本次问卷调查中特意选取了洛阳老城漯河回族区的一个中学的班级和涧西区厂矿中学的一个班级进行调查研究。
　　五、研究的实施与结果分析
　　在研究的调查对象确定后，笔者借鉴和学习了相关语言态度和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问卷，结合有关家庭语言政策方面的理论，拟定了问卷和访谈的问题。家庭政策问卷和访谈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被调查者自身的语言素养情况，包括语言学习情况、工作和生活中语言使用情况，特别是普通话、方言和英语的使用频率、家庭语言教育和语言选择、父母的语言意识等。
　　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包括年龄、性别、籍贯、家庭成员、居住地和收入情况，特别是对语言学习的经济投入情况。
　　对被调查者的本族语、方言和外语等语言学习动机、途径、方法和效果进行考察。
　　本次问卷调查中问卷的设计分为家长问卷，以上三个方面的内容由于调查者的身份对应有所差别，在调查少数民族家长时关注其汉语和本族语的调查，在问题上略有差异。调查问卷的设计采用了李克特语义量表对语言态度和语言使用进行了测试。结果得分越高，表示对本族语、方言或者英语的语言态度越积极，通过对其家庭语言政策方面的客观问卷和主观问答，从家庭语言教育投入情况、执行过程和期待等进行分析。
　　调查的结果显示被调查者语言基本素养和语言态度对家庭语言政策的制定有着积极影响。从被调查的家长对家庭语言教育的投入可以看出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在家庭语言教育上经济投入和关注就越多。调查中关于“你对孩子的语言教育的投人”的提问，语言教育的投入多少与学校、老师和考试是关联的。以孩子兴趣自主选择语言读物或者语言学习辅导的家长比例仅占6.2%，多数家长选择将语言教育的投入和孩子的升学相联系，如作文班、写字班、课程同步辅导班、英语班等。但对于国学经典诵读或者演讲、辩论等语言素养或者技能等这类课程，选择者仅占45.2%，作为初中和高中生的家長，在访谈的过程中，他们大部分都表达了语言，无论是语文还是英语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升学和以后的生活学习工作都是必备。家长在家庭语言政策的实施中，如介绍和引导孩子了解观看语言文化节目、参与语言文化民俗活动和维护保护本族语的语言文化等方面，家长的选择和其语言素养有相关性。在调查问卷中，选择这类选项的家长在语言态度上都是积极的。他们维护本族语言和热爱本族语言文化，积极参与社会语言交际活动。在调查问卷中，这类家长的语言情感因素、行为和认知都呈现积极状态。
　　在家庭语言政策的调查中，笔者发现以下四个突出特点：
　　家庭语言政策执行的持续性和间断性。由于家庭语言政策是语言政策的一个微观层面的显现，受到国家语言政策、学校语言政策和地方经济法规等影响，同时也和家庭语言政策的执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家庭语言的使用和选择既是家庭语言政策的执行过程又是效果的显现，是语言文化认同的表现。一个家庭语言的使用和选择是家庭语言政策一个阶段实行后的反馈和呈现。在调查访谈中，被调查者谈及孩子语言学习时，一半以上都提到从孩子小学甚至是幼儿园就给孩子报过英语班、口才班或者写字班等这类语言技能学习班或者参加过学校组织的暑期或者课外的语言文化体验活动，如夏令营等，可见一个家庭语言政策的执行是一个长期系统工程。另一方面由于升学和个人兴趣爱好等方面的原因，家庭语言政策的执行过程也呈现着间断性，其表现在家长自己的语言教育经济投入的变化以及关注点的变化，特别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学校语言政策对家长家庭语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起到了决定作用。 　　家庭语言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不一致性和执行中的代际差异特点。当代家庭由于家庭成员的工作和生活等因素，父母直接照顾孩子生活学习的在被调查中仅占15.8%，多数家庭在孩子上初中后是选择住校或者由家里的长辈（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照顾，不少家长还为孩子选择了课后辅导机构，因此家庭语言政策制定者在当下的学习环境下不一定对等家庭语言政策的执行者。校外辅导机构教师、家里的长辈等往往成为家庭语言政策的实施者。由于个人的语言素养等差异，家庭语言的使用也存在着区域差异或者代际差异。年长的语言者，孩子爷爷奶奶等长辈对外语或者新兴词语的认知情况明显，不如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在负责照顾孩子成长的隔代家长中还有这样一个特点，有些老年人对于传统民俗文化，如口头民谣和民俗号子等都对孩子进行过有意或者无意的传唱，所以隔代家庭语言政策执行者也具备良好语言素养，但和孩子父母辈相比在对家庭语言实施的方式和态度上有差异，年轻一辈更倾向于使用电子科技技术和网络资源，更注重语言资源的时代性。
　　家庭语言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认同性。任何家庭的语言使用都离不开其对语言文化的认同。在调查访谈过程中，调查的家长选取了老城区漯河回族自治区中学的家长。该学校由于在少数民族自治区中，学生生源自然是少数民族居多。在问卷访谈时，家庭成员中父母和孩子都是少数民族的占86%，也有父母一方是少数民族的家庭。在该地区家庭语言政策对于个人来说是要和国家政府的语言政策相符、要能适应学校语言政策和教育政策的。在调查中被问及是否能够流利使用普通话交流时，绝大多数家长都是肯定。在涉及民族本族语的问题时，民族自治区的语言者对民族语言的情感态度强于非民族自治区的语言者。在社会群体生活中，地区的方言和民族语言被看成族群的一个认同的特征。调查者在工作或者公共场合通常都是用普通话进行交流，在生活社区和休闲中多是以方言或者民族语与他人交流和表达思想，特别是在和同乡和本族人谈话时，地方话和民族语言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标志。在其宗教仪式上和地方门牌标志用语上都常使用本族语言，这些地区的家庭语言教育中，教育者一方面对本民族的语言态度肯定，一方面又希望他们的下一代能更好地融入社会，对下一代家庭语言教育中汉语普通话的教育十分看重，不仅如此，他们也希望孩子学习英语。可见当今家庭语言政策中的多语并存显现，不仅是文化政治，国家繁荣稳定的需要，更是个人发展，民族文化认同的需要。
　　本次问卷专门针对青少年的课外阅读做了相关的问卷调查。调查中85%的青少年被要求课外阅读，这个课外阅读本身就包括学校的课外阅读指定书目。被问及指定书目问题时，家长问卷中76%的家长是按照学校和老师的要求安排课外阅读读物，由于考试导向，时事政治、中英文经典名著等都是家长对孩子的要求，除了基本读物，人文和社科读物以及报刊杂志也是一些家长的选择，这部分家长在家庭语言政策，特别是阅读政策方面多是较民主和关注孩子兴趣取向的，家长的语言态度越积极，家庭语言政策制定和执行就越开明，这部分在高知家庭语言调查中反映明显。高知家庭的父母将自身的阅读态度和习惯言传身教在家庭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会比普通家庭在语言教育上更多元和民主化。这些体现在被访谈者在被问及语言政策实施的方法和困惑时，其在解决问题和态度方法上更灵活和开放。
　　六、启示
　　家庭语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与家庭语言政策者的语言意识、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调查结果可见，当代青少年，无论汉语是否是其本民族语言，其在公共场合如学校和公开交流表达时，在学习和使用普通话和汉语方言时都处于积极态度，这体现出国家社会普通话政策的普及在家庭语言政策方面的影响。尽管生活在民族自治区域，且家长对本民族的语言也高度热爱，但受访的一些少数民族家庭的家长为了让孩子更好地接受学校教育和融入社会还提出让孩子在家里也使用普通话交流。这部分家长和高知家长非常相似，高知家长期待孩子更好地学习英语或者其他外语，在家庭语言的使用和语言教育的投入和语言教育实践上更多倾向于语言交流和对外发展。可见民族文化认同和社会文化认同在家庭语言教育和政策的制定执行上也是非常重要的。
　　当前社会双语启蒙教育、读经教育、英语母语教育等各种家庭教育理念和语言政策层出不穷，如何辩证地看待家庭语言政策确实是值得研究者和教育者深刻反思的问题。作为家庭语言政策执行者，当代社会父母的语言意识、对家庭语言管理方法、父母所受教育和文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使其对官方語地位问题、外语教育问题、方言地位问题、语言文化问题都有各自的看法。如何科学客观地了解他们对家庭语言政策的观点和执行的理念，对家庭语言教育和学校语言教育的发展、家校合作的开展和国家地区语言政策的实施和反馈都有重要作用，从社会文化发展角度，健康积极的家庭语言政策更有利于建立和谐的语言生活环境、防止家庭语言暴力、促进地方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有机融合，同时在民族稳定和社会和谐发展方面也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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