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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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庞大群体，其在城市融入进程中受到阻碍也就意味着城市化战略的实施受阻，因此，关注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状况至关重要。从物质空间融入、行为空间融入以及情感空间融入3个方面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研究进展作以梳理，以及探究影响其城市融入的经济、社会、空间机理，以期对以后的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有所贡献。
　　关键词 农民工;城市融入;综述
　　中图分类号 C91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9）15-0005-05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19.15.002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Abstract Migrant workers are a large group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e impediment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integration mean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urbanization strategy is hindered. Therefore， it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urban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his paper sorted out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migrant workers’ urban integr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material space integration， behavior space integration and emotional space integration， and explore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spatial mechanisms affecting the city’s integration， with a view to contribute the studie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Urban integration;Review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7011191）。
　　作者简介 孙亚军（1995—），男，安徽亳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地理。
　　*通信作者，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人口地理、产业地理研究。
　　收稿日期 2019-05-15
　　早在1984年，长期研究苏南地区乡镇企业的中国社科院张雨林教授将这些企业的务工人员群体称为“农民工”，从此农民工的称法广为流传。我国的农民工对应着国外的“immigrant peasant”，即移民劳工，指的是在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大量农民劳动力，大规模离开家乡进入到城市的现象[1]。我国的农民工有广义和狭义两重含义，广义上包括跨区进城的务工人员，也包括乡镇区域内的非农劳动力;狭义的农民工指的就是离开家乡进城打工的群体[2]。2001年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春光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在2010年国务院给出官方定义，指的是80年代后的一批农民工群体，其主要特征是在外务工经商从事非农工作同时拥有农村户口，自此学术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逐渐增多。农民工城市融入也称农民工的市民化[3-4]、农民工的城市适应[5]，反也有称为城市不融入、城市隔离等[6]。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定义在学术界也是各执一词，江立华[7]认为城市融入就是农民工的社会角色、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从而适应城市生活、融入城市社会，从而具有“城市性”。吕柯[8]认为城市融入就是“农民工”的市民化过程，指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借助于“农民工”已经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优势，使其在身份、地位、价值观念及工作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经济和社会过程。符平[9]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理解为乡土世界、城市世界、想象世界和实践世界的交互作用，他们通过实践性惯习的生产与再生产方式，来寻求一种界定并表达自身身份的社会适应性。梁波等[10]定义城市融入就是农民工在空间、身份和认同上的转换，认为空间上的转换也就意味着农民工在多重社会和生活空间上的转换，最重要的就是生产空间的转换，职业身份的转换时伴随着生产空间转换进行的，价值和认同的转换是建立在成功的空间和身份的转换基础之上的。
　　对于农民工是否应该城市融入也是有争议的，主要分支为二，其一是同化论，其二是多元文化论[11]，同化论观点是外来人员要經历定居、适应和同化3个阶段，首先抛弃流出地的生活习惯学习适应流入地的生活方式，形成小的社区，逐渐进入当地中上层住宅区，进入主流社会的交流网络;多元文化论观点是个体和群体祖先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移民会将其文化带入流入地，并不断塑造当地的文化，构建新的多元的社会经济文化体系。一方面是鼓励支持外来人口的融入，而另一方的观点是有保留的融入，这就会产生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问题，有学者估算过接纳一位农民工并使之市民化的成本约为10万元，面对如此高的接受成本，一些城市也在考虑是否要接受鼓励农民工融入城市，即使当地政府并没有明确的规定[12]。王春光[13]将农民工的状态描述为“半城市化”，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仅仅被当做劳动者，多数被限制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从事非正规就业，并没有跟城市的经济、制度、文化有效的衔接，游离在城市的边缘。胡杰成[14]认为农民工想要快速融入城市是不可能的事情，至少需要两代人的更迭才能真正实现城市化，而农民工抛弃家乡选择进城，遇到歧视和不公平待遇，游走在城市与农村的边界之间成为悬空的一代。因此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不容小觑。 　　1 研究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空间视角
　　社会学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开始较早，研究较多，但是仅有很少定量研究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进度以及程度，如地理学、经济学、人口学、心理学、管理学等领域对此问题也有研究，其中基于地理学对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主要侧重于空间视角，并且对此设计有一整套完整的空间融入测度体系，能够比较准确地测度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度以及程度问题，列菲伏尔将空间分为3种：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借鉴其分类方法主要将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空间分为物质空间、行为空间和情感空间3个部分。
　　1.1 物质空间
　　城市物质空间指的是城市的实体空间，其基本载体为城市的建筑体系，以及为居民提供居住和生产设施，提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物质支持[15]。目前，学术界对城市的物质空间研究已经从城市层面精确细化到城市的行为群体层面，研究发现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中其物质空间逐步产生分异现象，最重要的现象就是人口城市化与空间城市化不同步，即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与城市规模的扩张之間不同步，李婕等[16]运用人口非农化增长指数和建成区面积增长指数来测度人口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的速度，表现为人口城市化的速度低于空间城市化以及人口城市化的效果不如空间城市化。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了社会、政治、文化的结构变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同步。
　　农民工作为理性经济人，进入城市首先经历地域和工作的转换，但这仅仅是融入城市物质空间转换的第一步[17]，由于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体制等都是阻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壁垒，同样在住房制度上也有所体现，城市高收入者住在豪华社区、别墅区，白领住在临近交通线的商品房社区，低收入者集中在老城区，而农民工进入城市则租住在城乡结合部、棚户区甚至是工地，农民工的住房没有保障，生活方式与城市居民差距逐渐拉大，社区隔离产生，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受阻[18]。农民工因找不到正规工作，经济条件不如城市居民，因此农民工在居住空间上与城市居民产生分异，表现为长期处于城市空间的边缘化，主要集中在城郊区、棚户区、城中村等，居住空间的隔离表明社会阶层固化以及社会封闭显示化，顾朝林等运用SPOT影像和GIS分析方法对北京的棚户区、农村居民点以及别墅区分析并且得到分布图，其研究结果发现一些老旧的村庄正成为新的棚户区[19]。
　　农民工的工作与城市居民的工作产生空间分异，农民工由于其户口问题和自身文化水平以及专业技能的缺乏使得他们不能进入城市的正规就业市场工作，往往以一些体力工作和技术含量不高的工作为主，主要在建筑业、零售业、餐饮业等。城市中的就业空间结构逐渐变成多中心的空间结构，然而在此过程中居住与就业的不同步产生分离，即出现了职住分离、空间错位等现象[20]。党云晓等[21]的研究结果表明低收入群体在居住和工作地点空间上靠近城市外围且呈现由内而外逐步增加的态势，职住空间存在显著演化特征，研究发现影响职住分离的因素是文化程度、收入、职业类型以及交通工具等。这种职住空间的分异现象不利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发现随着用工制度的不断完善，农民工的经济收入逐渐上升，这种职住空间分异的状况正在被打破，形成新的城市空间。
　　城市对农民工在物质空间排斥还体现在公共资源配置上。城市的公共资源体系是为城市的所有人口提供的，但是由于农民工的收入低、被歧视等因素无法享有公共设施，自身缺少争夺城市公共资源的能力，也很少参加城市的公共文化活动，常常被隔离在公共资源、福利设施之外。
　　1.2 行为空间
　　行为空间是正在发生的日常行为活动的场所总和，指个体日常行为活动的时空间特征，从正面反映了城市空间利用的时空间需求，行为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实践，形成了行为空间，反映了人在特定环境的社会关系是衡量社会排斥、社会剥夺、居住隔离的新维度[22]。行为空间首先在地理空间上表现为日常生活场所，主要以社区空间为主且人们在该空间中能够享受生活，且主要包括工作、家务、购物、休闲4种主要活动内容构成，工作以工作单位为活动空间，家务以家为活动空间，购物以商场等为活动空间，休闲以休闲中心、公园、度假村等为活动空间[23]。体现了城市行为空间的本质。钟志平[24]针对西安市农民工，测度其城市融入程度，构建3级指标，其中包括日常生活行为空间在内的休闲娱乐活动情况、日常生活交往情况等，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中休闲活动主要集中于居住地的周边，空间上基本呈现距离衰减规律 。傅辰昊等[25]研究表明，居民消费时空间行为体现在四个维度，时间层面包括的消费时段以及持续时长，空间层面包括消费出行距离以及活动范围，而居民的消费偏好以及出行偏好影响着其对商业空间属性的感知力，进而影响了消费时空间行为 ，农民工的日常消费活动多以自家为主，且也呈现空间上距离衰减的规律[24]。李彦等[26]构建包括通勤时间比、每周户外活动次数、娱乐消费等在内的指标体系测度西安市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研究结果表明西安市农民工日常生活融入程度较低，城市融入水平总体不高。农民工的居住空间多集中在集体宿舍、租房，这就导致了农民工群体的交往封闭，与市民的交流减少，社会距离拉大，且居住在城郊等城市边缘区的农民工群体，由于职住空间产生分异[21]，导致其通勤时间较长，主要表现为内向通勤，加之非正式工作收入不高工作时间长，导致其购物和休闲的需求大大降低，与城市居民的行为空间产生分异。
　　行为空间还表现在农民工对公共活动的参与程度以及与城市社区居民的互动关系等。城市是农民工进入城市生活，渴望能够表达并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希望自己在城市的管理能有一份话语权，但是面临政治排斥的他们因为自身农民工的身份不能很好地参与城市的管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无法充分行使，他们的部分权益也没有受到法制性保障。农民工群体被边缘化，基本没有能力与城市居民争夺城市空间资源，且很少有能力改变自身的居住状况，所以他们觉得城市的发展与自己没有关系，因此也很少参与城市的公共活动，如募捐活动、居委会组织的文化活动、居委会自治选举等[27]。王桂新等[28]对上海市外来农民工的社区参与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其社区参与程度较低，很少的农民工经常使用附近的文体设施，接近一半的人表示从来没有用过，且绝大多数人不知道社区内拥有外来人员之家的组织，充分反映了外来农民工的社区参与度较低。农民工在行为空间上与城市居民产生分异，其直接表现为两种群体的行为方式不同，这就导致城市居民不愿与其接触，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受阻。 　　1.3 情感空间
　　情感空间也称文化心理空间、认同空间、文化与生活空间等，指的是农民工群体在城市融入实践过程中对所在城市形成的认知、态度及其价值观[29]。我国城乡二元分割制度使得我国城乡文化长期处于割裂状态，农民工自小就在农村生活，他们在农村的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已经相对固化，且具有一定的落后性，因此进入到城市之后就会出现跟不上城市的生活方式，不能很好地适应城市的价值观，出现自我排斥，人际交往被边缘化，这种城乡文化之间的冲突形成了居民的身份优势心理和农民工的自卑心理，且城市居民始终对农民工持有刻板印象，心理上对农民工排斥，因此情感空间具有两面性，一是农民工自身，二是城市居民，这两种情感空间都出现互相排斥的现象。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情感空间排斥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不对该群体提供帮助，因此农民工多是依靠亲缘、地缘的社会资源解决自身困难，且农民工初始禀赋较低获取城市资源的能力较弱，甚至都不知道该获取什么样的城市资源，他们只能在自己的圈子內获取信息以及情感支持，始终排除在城市的资源体系之外[30]。
　　情感空间融入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内在层面，也称心理适应、心理认同等，主要指农民工接受且适应城市的价值观、习俗、标准等，且对城市可以产生归属感，郭聪惠从农民工的群体归属感和身份归属感角度来研究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所受到的阻碍[31]。王东红[32]从身份认同、城市归属感、文化认同等方面研究农民工的心理认同，结果表明70%多的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比较模糊，认为到城市里仅仅是为了挣钱，对城市缺乏归属感，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于父辈农民工更向往城市的生活，融城意愿较强，但是由于制度隔离和城市居民歧视这种努力并没有得到城市的认可，加重了农民工的隔离与排斥。龚文海[33]建立了包括情感融入指标在内的城市融入测度体系，分别从自我身份认同、对城市市民的态度感知、对城市的适应性三个方面测度，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心理融入水平较低。李彦等[26]采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了包括心理认同在内的指标体系测度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状态，包含情感认同和身份认同两方面，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心理认同最低，占统计的44.6%，表明其在社会生活和心理认同的融入难度大。
　　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接纳已经开始向良好态势转变，张建丽等[34]研究发现市民对新生代农民的社会认同较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形象在不断改变，居民开始在情感空间上接纳该群体，而且研究还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比市民化意愿高，该群体具有市民化的潜力。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虽然在政治经济地位上处于弱势，但是其本身具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富有正义感，且部分农民工的求知欲强，渴望学习获得培训的机会，渴望得到合法权益的保护，但是部分农民工依旧缺乏进取意识且法制观念和主人公意识依旧不强[35]。李开宇等[36]研究发现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对农民工的情感空间融入有正向作用，因为其生活环境差异较小，因此引起的感知度不高，仍然保留有其原有的生活习惯，且群体之间彼此交流没有差异，能够较快融入其文化中，且城乡结合部的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差异相对较小，文化心理差异较小更容易相处，彼此之间的隔离较弱。
　　农民工的情感空间融入过程中，其价值观的转换需要建立在成功的空间和身份转化基础之上，又反过来影响空间与身份的转化，强化对自己的身份认知，影响城市融入进程，农民工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比较模糊，较多农民工依旧认为自己身份上始终都是农村人口，身份认同被边缘化，他们以城里人为参照，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并且不断获得区别于农村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只有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转变才是真正意义上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标志[37]。
　　2 研究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机制
　　通过对已有的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机制研究相关文献资料梳理，主要可以分为以下3种：经济机制、社会机制和空间机制。
　　2.1 经济机制
　　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原则是让部分群体、部分地区首先富起来，然后由这个群体、或地区带动别的群体和地区再发展，而首先富起来的群体往往是城市，被带动者则是农村，这就体现了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起点不公平，在两者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不公平现象，因此必然会出现城市社会空间的隔离以及分化现象。有研究称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的基尼系数一度超过0.4，在社会财富分配上存在着极大的不公平，权力和资本的勾连下，城市化正在消解村落等传统的社会联结，由于城市化社会建构缺失使得人们原子化，在社会空间中游荡[16]。
　　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农民工出于比较经济利益考量做出的决定，期望在迁入地就业机会要比在迁出地更好[38]。农民工进入城市首先必须找到工作以维持生活，因此经济融入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前提。他们的工作大多数都是城市居民不愿意做的同质性较高、劳动强度大、收入回报率低的职业，且对其劳动保护的政策和制度往往受到挤压，使其不能享受到真正的劳动权利。张永丽、肖华堂认为农民工较低的工资水平和体面的城市生活之间具有矛盾，城市中分割严重的劳动力市场配给农村劳动力的大多是一些体力活，且多是一些非正规部门，因此在工资水平上，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普遍有差距，在面对城市居民体面的城市生活，农民工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核心原因即是经济条件难以满足[39]。梅建明[40]对武汉市的进城务工农民调查结果表明收入水平高的农民工意愿成为城市市民的比率越高，反之，收入水平低的农民工对城市融入的意愿相对较低。王桂新等[41]的研究也得到同样的结论，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与其市民化的意愿呈正比，收入水平高的农民工，在物质生活上有所保障，当经济收入到达一定水平时，甚至可以跨越市民化的制度门槛，成为城市居民。谭克俭[42]研究表明阻碍农民工定居城市的因素有很多，对于绝大多数的农民工要想在城市安定的话，其中收入低是首要限制，要想让其很好的融入城市，重点解决收入的不平等化问题。 　　农民工经济融入低主要表現在劳动环境差、时间长、强度大等方面[10]，其一是因为农民工的初始禀赋的限制，其二是因为一些需要劳动时间长、重活累活、工作以及住宿环境不太好的小型企业往往需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43]。经济待遇受到歧视导致了农民工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差距逐渐拉大，农民工越来越受到歧视，逐渐陷入恶性循环，经济障碍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首要障碍，解决农民工经济融入问题迫在眉睫。不仅如此，农民工的薪资待遇差、工伤造成的多阶剥夺、医疗保障、社会保障遭到剥夺等都对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农民工城市融入产生影响[44]。由于经济制度上的不完善，导致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经济收入水平差距越来越大，进而福利保障也出现了问题，农民工的收入不能足以满足在城市的基本需求，也就不能够享有城市居民的住房福利、工作福利等，不能享有城市居民优质的物质生活，经济上的差异导致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受阻。
　　2.2 社会机制
　　社会机制指社会制度带来的差异以及社会资本和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对城市空间融入的影响。影响农民工社会制度包括教育制度、住房制度、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和土地制度等。社会资源条件在城市居民和农民工空间分配上具有差异，农民工依旧游离于城市住房保障体系之外，不能同城市居民一样享有经适房、廉租房等，而且制度空间的非正义同样影响到农民工的下一代公平，农民工的子女无法在其打工地进入公办学校，不能享受到城市子女所享有的优质教育资源，即使其子女在打工地上学，也需其子女缴纳学习费用和各种借读费，而且农民工子女的高考也受阻，教育公平出现问题[36]。
　　户籍制度是空间政治性的表现，是权力在空间中的产物以及国家多地方的空间控制、管理的根本，这种制度空间的分异阻碍了农民工权利空间的平等性，同时会给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冠以不同的身份差别，而这种身份差别使得农村籍农民工与城市籍市民之间的权益分化，农民工享受不到政府的公共服务以及社会保障，农民工在社保空间中普遍存在空间非正义现象[5]。土地制度同样也存在问题，农民缺乏耕地的转用权和处分权，因此使得农民所承包的土地财产权不足，也就是不会给农民带来多大的经济收入，另外农民的宅基地转让和处分受到限制，也就是宅基地的财产权能难以体现，若农民选择进城定居，那宅基地相当于形同虚设，而且集体收益分配权也具有不完整性[45]。
　　社会资本指的是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的并且对行动者的目标产生作用的社会资源，借助于信息传递和人情交换的社会关系网络机制是普遍被接受的，行为主体间的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存在形式，因此必须要借助关系网络和人情交换才能运行社会资本[46]。叶静怡等[47]将社会资本划分为原始社会资本和新获得的异质性社会资本，其中原始社会资本包括农民的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小型社会群体，关系性强，同质性强，这种彼此之间相互信任的强关系形成群体内的强纽带，外在表现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新获得的异质性社会资本是指农民工进入城市中后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表现为以业缘以及更大范围的地缘关系网络。研究发现原始社会资本即意味着该部分群体被阻隔在以其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小群体之内，具有封闭性，外部人不能进入该圈子内，内部的人不想走出该“舒适圈”，创新无法实现，因此这种原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不利的，因此叶静怡等逐渐关注农民工的原始社会资本向新获得的异质性社会资本的转化，且这种转化对城市收入的增加是有正向作用的。
　　社会资本的存在形式就是社会网络，社会网络分为非正式和正式的社会网络，非正式的社会网络指的是依靠血缘、地缘的以家庭、亲戚、朋友为主的小型社会关系网结构，而正式的社会网络指依靠业缘、更广地域，以企业、社会团体、政府部门等为主的社会关系，研究表明农民工进城主要依靠非正式的社会网络，找工作等主要依靠同乡，而非向市场和政府寻找资源，这种以内部关系网络为核心的社会资本强化了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界限，并不利于其城市融入，但是近年来也有研究发现这种情况在逐渐改变，李志刚等[48]对广州的8个城中村进行调研，结果表明新移民的社会网络表现为多样化、现代化、分散化，网络成员的社会分化、血缘关系变弱，对外的封闭性降低，不断超越聚居区的界限，社会关系网络逐渐向外拓展。
　　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即整体素质对其城市融入进程产生作用，包括自身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等。谢美玉[49]研究表明由于政策、制度以及文化的影响，农民工的总体现代性素质较低，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城乡二元制身份导致农民工效能感难以实现，二是农民工组织化程度不高，利益表达不能充分彰显，三是农民工游离于城市文明圈之外，导致现代性的缺失。李伟东[50]对北京市农民工的研究发现，超过一半的农民工觉得跟城市居民有社会距离，外地人的标签对社会的区别功能依旧很强，其中文化程度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感成反比，文化程度越低则其与城市居民的社会空间分异程度越高。吕莉敏等[51]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比老一代农民工文化素质高，但是其文化水平依旧普遍较低，影响转移就业，缺乏就业技能，会影响就业的稳定性，而且技能结构不合理，会影响到结构性就业的选择优势。
　　2.3 空间机制
　　空间机制是区位的空间特性对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客观的空间利益、时空制约以及主观的空间偏好。制度空间划分出不同的权利空间，这阻碍了农民工的平等权利空间的内在要求，城市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很少考虑到农民工群体，福利制度如工作待遇、社会保障以及子女教育等的相对缺乏使得其遭受城市的疏远和排挤，在脱离了原有的乡村文化之后未能顺利嵌入城市，农名工的制度空间与城市相背离[52]。农民工进入城市，直接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空间利益，他们想要和城市市民共同享有城市的资源，诸如土地、水资源、住房、医疗以及培训、就业、社会保障等，这无疑会大大增加其在城市立足的生存成本和发展成本，据学者估算，接纳一位农民工并将其市民化的成本在10万元左右，尽管社会在倡导城市化，然而一些城市却在无形之中阻碍农民工进入城市以降低其成本[16]。 　　关注农民工群體在城市中的活动，对城市空间的公平以及生活质量的提升有重要意义[53]，农民工多居住在员工宿舍、城乡结合部等，原因在于以上的房租低能够降低城市的生活成本，其次由于城市的制度排斥，正规就业机会缺乏以及农民工的自身素养不高等，导致农民工群体只能在城市从事如建筑等行业，远离城市繁华中心，以降低通勤的交通成本[54]，钟志平[24]研究发现农民工的时间利用特征是以自家为主的消遣型休闲活动，其休闲活动空间呈距离衰减的规律，新生代农民工偏好于外出休闲，而中年老年农民工主要选择在自家消遣休闲，男性农民工有较多的休闲时间而女性农民工则由于料理家务休息时间会比较少。
　　农民工作为理性经济人即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之所以选择进城务工是因为在城市的工作能够给其带来更多的收入，因此进城务工人员多集中居住在企业的员工宿舍、简陋的工棚、老城区的边缘地带，这些地区常常伴随着环境差、治安差、孤立化等特征，与城市居民的生活空间相隔绝，脱离于主流的城市生活[13]。但是这种与城市居民生活的隔离具有正当性，因为外来务工人员对休闲娱乐活动的需求不大，主要是满足生活上的需求，这一群体生活在不管是员工宿舍还是老城区，附近都有能够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的购物商店以及菜市场，能够满足其基本需求，农民工群体对于居住地以及休闲活动的偏好使得其与城市居民的生活空间相隔离，阻碍了其城市融入。
　　3 结语
　　该研究仅从空间视角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评述，依旧有未能涉足的研究视角。综合所研究文章发现，大多数文章都是从宏观、中观的角度，即国家政府的职责所在以及整个城市居民群体和农民工群体的价值观，很少有从农民工个体的行为角度出发的研究，因此微观上行为空间融入的研究视角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以及空间机理与社会、经济机理相结合的协同作用也是未来值得研究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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