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里痕的凯瑟琳》爱尔兰妇女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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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霞
摘要：《胡里痕的凯瑟琳》是威廉·巴特勒·叶芝1902创作的民族主义戏剧，以1798年爱尔兰武装起义为背景，剧中凸显爱尔兰男人们为国家独立所作的贡献，反而忽视爱尔兰妇女的遭遇。故从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分析受到本土父权制和英国殖民主义双重压迫的爱尔兰妇女形象，进而追踪她们是如何被构建成爱尔兰父权社会和英国边缘地带的他者，以及如何丧失发言权继而保持沉默。
关键词：《胡里痕的凯瑟琳》;后殖民女性主义;双重殖民;性别;他者
中图分类号：I106.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7836（2019）12-0109-04
爱尔兰文艺复兴是一场由英—爱作家为主导的民族主义文化运动，着眼于复兴爱尔兰古老的文化传统。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正是这场文艺复兴的领袖，不仅在诗歌散文上卓有建树，而且在爱尔兰戏剧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在早期的戏剧创作中，最能体现其民族主义热情的作品是发表于1902年的《胡里痕的凯瑟琳》（Cathleen ni Houlihan）。背景设定在1798年爱尔兰联合法国起义的前夕，将受英国殖民统治的爱尔兰塑造成一个饱经风霜的老妇人凯瑟琳，号召即将结婚的爱尔兰小伙子参与救国救民的战争。于是年轻人抛弃未婚妻和安逸的生活追随老妇人而去，最终献出自己的生命。该剧在都柏林上演时，茅德·冈（Maud Gonne）扮演的凯瑟琳极大地激发了在场观众的爱国热情，以至于间接影响到爱尔兰1916年的复活节起义。叶芝在《人与回声》一诗中对此次事件反省着，“是否我的那部剧本曾送出/一些人让英国人强杀屠戮？”[1]这部戏剧一度让叶芝成为爱尔兰人民心中的英雄，但读者更容易忽视爱尔兰妇女的真实处境，尤其是她们受到来自爱尔兰父权社会的压制以及来自英国殖民者的剥削。
佳亚特里·查克拉沃尔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是当代著名的印度学者、文学理论家和后殖民批评家，被认为是后殖民主义三剑客之一。她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方法不同于其他后殖民理论家只注意到西方文化与第三世界文化的二元对立，她引入了性别的视角，关注处在西方世界边缘地带的第三世界的妇女;也不同于西方的女性主义试图以一种全世界的姐妹情谊掩盖第三世界妇女的特异性，她强调在解构性别二元对立的同时要重视种族的差异。因此，她发现被殖民的第三世界妇女受到了来自本土父权制和西方殖民主义的双重压迫，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者她们的声音被刻意掩盖[2]。基于此，本文从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视角入手，追踪《胡里痕的凯瑟琳》里受到双重殖民的爱尔兰女性是如何成功地被禁声，无法言说自己的真正需求和真实处境。
一、受爱尔兰父权社会压迫的妇女
在这场以男性作家为主导力量的爱尔兰文艺复兴中，女性的贡献几乎被忽视。通过分析《胡里痕的凯瑟琳》中的女主人公凯瑟琳的象征形象以及剧中其他两位女性布里奇特·吉拉和德莉亚·卡赫尔在家庭中的处境，探讨爱尔兰妇女如何被爱尔兰父权社会禁声的。
1.爱尔兰的象征符号
叶芝在剧中将爱尔兰塑造成年老又穷困的凯瑟琳，她不断行走在旅途上，号召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救国的斗争中。此时凯瑟琳是这个国家的象征，身上带有这个民族的光环。恰是这样的象征掩盖了以叶芝为代表的爱尔兰男性作家对爱尔兰妇女的任意支配和内部殖民，这也正是斯皮瓦克在《属下能说话吗？》中分析寡妇殉葬习俗[3]135—201时揭示出父权制社会宗教经典对妇女的认知暴力[4]。凯瑟琳自身的特殊性被抹去，当陌生人侵占她的四块土地时，作为一个老妇人的她是如何逃出他们的魔爪？是如何忍受路途上的风吹日晒和风霜雪雨？又是凭借什么能够让这么多男人们為她前仆后继地牺牲？剧中找不到对前两个问题的回答，只回应最后一个问题，“他是为了爱我而死，很多人都是为了爱我而死。”[5]54此时凯瑟琳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坚强不屈的魄力被视而不见，反而用凯瑟琳的个人经历衬托出这些爱尔兰男人们的伟岸形象，继而将女性纳入与男性的二元对立之中，女性柔弱又渺小，并通过书写形成这种认知暴力。以凯瑟琳为代表的女性成为经典著作中的一个象征符号，没有自我意识的符号，听命于男性主人发号施令。在爱尔兰遭受劫难时，她是年老体衰的妇人， 帕特里克·吉拉看到她的第一眼就脱口而出，“……不管什么时候打起仗来，或是有了麻烦，就会有陌生的女人从村子里走过。”[5]50作为一个男性主体，他已经将此话视为真理并对此深信不疑。此时凯瑟琳不仅是人们眼中的陌生人，更是招致灾难的女人。
此外，凯瑟琳给迈克尔讲述她的故事时，提到为她牺牲的都是男人，例如黄毛儿多诺夫、北方奥当奈尔家的红脸汉、南方奥苏利文家的一个男人等等。 那么，叶芝创作时不知道爱尔兰妇女参加了民族运动？尤其他深爱的茅德·冈不就是一个坚定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何树在《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研究》中提及叶芝实际上是为茅德·冈写下这部戏剧，当时她在现场演出中也扮演了凯瑟琳，把民族情绪渲染得淋漓尽致[6]147。要向爱人献殷勤的叶芝直接忽略她对民族复兴的付出以及她身后广大女性同胞的奉献，却用一个失去主体意识的女性象征符号凯瑟琳掩盖真相。由此可见，一旦涉及到父权制的崇高和权威时，女性的作用不值一提，反而沦为附属于男性的使用工具。到剧的末尾，迈克尔·吉拉追随凯瑟琳而去，参加法国军队抗击英国的斗争。此时，帕特里克看到凯瑟琳变成一个走起路来像女王一样的年轻姑娘。为什么凯瑟琳会变成一个年轻的姑娘？是因为大批的年轻小伙子加入法国军队给爱尔兰独立带来希望才赋予凯瑟琳返老还童的机会？年老的凯瑟琳就失去代表爱尔兰的机会？凯瑟琳的象征形象可以任意变动，既是嘴里叨唠不停的奇怪老妇人，又是优雅高贵的年轻女王。此时她更是烘托爱尔兰男人们英勇就义的工具，也是缺乏女性主体意识的象征符号，不能代表真正的爱尔兰妇女。
在爱尔兰民族主义文学中，男性作家有意掩盖女性个体的特殊性，将其塑造成冷冰冰的象征符号。“爱尔兰女性既然是国族的象征，他们就如同爱尔兰的疆域和土地需要时时刻刻被男性看管与保护。”[7]。看似把她们推至崇高的位置，其实是剥夺她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发言权和建构女性主体的正当权益，实施内部殖民，从而她们沦为男性主体的他者，生活在父权社会的边缘地带。 2.男权的附属品
在剧中除了引人注目的凯瑟琳之外，还有两个容易被忽视的女性：布里奇特·吉拉和德莉亚·卡赫尔。前者是妻子兼母亲，勤劳能干，为吉拉家生了两个男孩;后者是吉拉家长子即将过门的妻子，在父亲们的讨价还价中确定这一桩婚姻。
首先，布里奇特作为能干的妻子，分娩前夕还在干家务活;作为慈爱的母亲，既要为大儿子张罗结婚的东西，又要为小儿子未来的生计操心。她全心全意为家庭付出，理应得到丈夫和孩子的尊敬和平等对待，可实际上并非如此。米歇尔带着未婚妻的嫁妆一百英镑回到家里时，彼得不禁感叹：“我当年娶亲时，多想能有这样的好运，也赚个一百磅，哪怕二十磅也行啊。”[5]51婚姻变成获得钱财的途径，无论多少只要挣得一些钱就是好运气，妻子个人的特殊性被掩藏，无论她吃苦能干还是勤俭持家，比不得新媳妇的嫁妆耀眼。布里奇特抱怨丈夫忽视自己这些年来的付出，彼得非但没有肯定她的贡献还把她同钱财做比较。“你是爱尔兰最好的女人，不过钱也不赖。”[5]51这句话将彼得的心声暴露无遗，尽管妻子很能干，但不能和他一样在家庭里享受决定权和支配权，终究是属于自己的一样东西，跟钱财的重要性不相上下。迈克尔和帕特里克听着父母的争论没有丝毫的反应，对母亲的委屈没有一句安慰，无疑是默认父亲的做法。至此可见，在爱尔兰家庭中，对于占主导地位的男性而言，妇女和财物一样具有可比性和占有性。她们作为个体发出的声音被忽视、被掩盖，无法得到回应，更加不能得到平等的对待。
再来看德莉亚这位在戏剧末尾才出现的女性，事实上在剧中也多次在场，但是成功地被禁声，造成不在场的假象。彼得炫耀自己与未来亲家商量嫁妆时得到了便宜，那么在他与老约翰·卡赫尔讨价还价时，德莉亚在哪里？难道她没有站出来澄清自己不是买卖的货物？迈克尔成功拿到嫁妆返回家中时，彼得问德莉亚对这笔钱有没有什么打算时，他立即回答：“她可没有什么想法，她才不看重钱呢，或许看都不会看一眼。”[5]52此时本应该德莉亚站出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可迈克尔在没有通知以及商量的情况下替她做了回答。为什么她的声音会无故缺席？当德莉亚请求未婚夫留下来结婚时，他义无反顾地离去，为什么她的发声得不到回应？斯皮瓦克在分析印度寡妇殉葬制度时，查阅了相当于律法的印度教经典《达摩经》和《吠陀诗篇》，发现这种自杀是被默认的、得到许可的，此外经典宣扬拥有女性身体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只有在丈夫的火葬堆上銷毁掉才能摆脱它。印度父权社会在意识形态上操控妇女对自身的认识，并且把殉夫的妇女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妇女实际上想死”[3]140。印度妇女被本土的父权社会构建成为一个大写的他者，其发声被刻意掩盖或缺席得不到正视。由此可见，女儿的想法对于老约翰来说无足轻重，德莉亚的归宿掌控在他的手中;至于迈克尔，他早晚拥有德莉亚，代替她发言是正常的事。德莉亚面对家里做主的父亲，她无言反对只得默默听从;面对米歇尔这个将要主宰她命运的人，更没有机会说出自己的想法。正是因为这两位男性拥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支配权力，他们成功地构建一个温顺听话的女儿和未婚妻形象，德莉亚的个人想法和选择就不得不被掩盖，在男人们的世界里如同隐形人一样生活。
无论带有爱尔兰象征光辉的凯瑟琳，还是来自普通家庭的布里奇特和德莉亚，她们都是父权社会的他者，受其支配和摆布，丧失自主性。她们身后广大的爱尔兰妇女面临着相同的处境，生活在男性主人的掌控之下，无法发出自我的声音，或是发出的声音得不到回应。
二、受英国殖民者压迫的爱尔兰妇女
爱尔兰妇女在本土社会被构建成依附于男人的他者，在英国殖民者入侵后，爱尔兰沦为英国社会的边缘地带，这些女性又变成了英国边缘区域的他者，受到来自殖民者和父权社会的双重压迫。
1.病态的女性符号
凯瑟琳是爱尔兰的象征，可同时也是英国殖民地的象征，是受英国殖民者剥削和压迫的对象。戏剧开篇，吉拉家正喜气洋洋地筹备迈克尔的婚礼，这时出现一个陌生的老妇人，说自己在路上走了很久。布里奇特问她为何要这般流浪，老妇人说：“家里有太多的陌生人……我的土地被人夺走……四块美丽的绿田地。”[5]53此时老妇人的身份才被公布，她是爱尔兰的化身，夺走她四块领土的陌生人是英国殖民者。凯瑟琳行走太久疲惫不堪，四处倾诉自己的土地被人抢占，要向朋友求助;又莫名其妙地唱歌，回忆那些为她牺牲的男人们;之后用歌声吸引迈克尔为她参加战争献出自己的生命。她的这些举动让吉拉夫妇感到很奇怪，彼得说，“她的麻烦使她神志不清。”[5]54布里奇特也认为她有点不正常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凯瑟琳在其他人的眼里是个奇怪又有点精神失常的女人，此时受英国殖民的爱尔兰就像生了病的女人。迈克尔为她献出生命以后，她又变成了年轻的女人，富有蓬勃朝气，还像女王一样高贵优雅。这种变化暗示着像迈克尔一样的男人们把凯瑟琳从又老又穷、疲惫不堪和精神错乱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使她重新获得生命。
男人拯救女人，这一观点与英国人对爱尔兰的殖民话语恰好吻合。英国殖民者把英国构建为富有阳刚、健康的男性，而把爱尔兰构建为阴柔、病态的女性。迈克尔·德尼在《不列颠的病妹妹：爱尔兰性与英国的新闻媒体，1798—1882》中也谈到在1798—1882年期间英国媒体用性别的二元对立将爱尔兰构建为一个生病的女人，把英国塑造为一个救助她康复的男医生[8]。为何把殖民地爱尔兰比作一个生了病的妹妹而不是生了病的弟弟？叶芝的父母双方都是英—爱新教徒，家庭多次迁往伦敦居住，他从小受到英国教育，创作风格深受英国艺术家的影响。叶芝处在爱尔兰社会的精英阶层，与真正受到英国帝国主义压迫的爱尔兰百姓有一定的距离。尽管他在爱尔兰文艺复兴中举足轻重，但不可否认英国殖民者对爱尔兰的殖民观念已经潜移默化到他的创作当中，这在剧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尤其体现在对爱尔兰妇女的压迫中。叶芝选用女性而不是男性代表着被殖民的爱尔兰，这与他的男性傲慢脱不了干系，但同时也反映出英国对爱尔兰女性的殖民话语。 在构建爱尔兰的形象时英国殖民者毫不掩饰对爱尔兰妇女的种族偏见，给她们贴上病态的标签，由此使她们成为英国社会边缘地带的他者，继而通过书写形成对她们的认知暴力。叶芝受到这种殖民观念的影响，把凯瑟琳塑造成一个看似崇高实则疯疯癫癫的女人。此时凯瑟琳无法为自己辩护，也不能摆脱身上的病态特征，其他普通的爱尔兰妇女更加不能站出來为自己言说。
2.无家可归的妇女群体
迈克尔追随老妇人离去，他的结局早已注定，必将为爱尔兰的独立献身。那么他为国家英勇就义时，是否顾及到等待他回家成亲的德莉亚？她还能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吗？她最后的结局会如何？
从凯瑟琳的诉说以及吉拉一家人的反应中可以找到德莉亚最终归宿的蛛丝马迹。老妇人说到自己四块美丽的土地被陌生人抢走时，彼得想起一个有相同经历的寡妇，于是跟布里奇特小声说，“你看她可不可能是前不久在基尔格拉斯被人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的寡妇凯西？”[5]54没有了丈夫的凯西无法守住自己的土地，被人赶出了领地，丧失家园。赶走她的正是凯瑟琳口中的陌生人，也就是英国殖民者。英国统治者为了解决爱尔兰人民的叛乱和暴动将土著爱尔兰人赶出他们的土地，继而移进大批对皇室忠诚的英国人[6]54。不管凯西的丈夫有没有参与暴乱，此时独身一人的她从父权社会的控制之下转移到英国殖民者的剥削和压迫之中，自己的土地沦为殖民地，不得不漂泊异乡，举步维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布里奇特会在巴拿利镇上见到她，进而肯定了凯西被驱逐这一事件的真实性。
迈克尔受到凯瑟琳的召唤热血沸腾正准备跟随她离去，看到未婚妻像看到陌生人一样，这是准备抛弃她的预兆。于是德莉亚便着急去拉住迈克尔的手，“迈克尔，迈克尔！你不能离开我！你不要参加法国军队，我们还要成亲呢！”[5]57迈克尔义无反顾地冲出家门，留下德莉亚在布里奇特的怀抱里静静地哭泣。尽管没有举办正式的婚礼，但德莉亚已经走进迈克尔的家门，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迈克尔为爱尔兰牺牲时，她的结局将和黄毛儿多诺夫的女人一样失去丈夫，成为寡妇，无家可归。为什么德莉亚会默默地哭泣？斯皮瓦克分析寡妇殉葬的一个例案——舍摩国王妃自焚时，发现在英国殖民者眼中，王妃是他们掌控这个国家的一颗棋子，无论如何都要阻止她自焚，故用冠冕堂皇的理由劝说她打消念头。实际上，国王去世使她刚好摆脱父权制的掌控，但英国殖民者的入侵使她受到陌生白人男性的摆布。英国殖民者侵占爱尔兰的领土，引入英国的宗教传统和生活方式，又处处打压爱尔兰人民的反抗，狂热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在镇压中越挫越勇，还联合国外的军队一起同英国殖民者做斗争。迈克尔是有志气的爱尔兰青年，得到国家独立事业的召唤勇往直前奔赴战场。而德莉亚即将成为寡妇，脱离丈夫的掌控，却受到英国殖民者的剥削和压制，赖以为生的土地将被夺走，成为家园的他者。至此德莉亚还没有摆脱来自父权制的束缚，继而要承受来自英国殖民者的剥削，成为受双重压迫的主体，默默忍受家破人亡和失去土地的悲痛。
英国对爱尔兰实施殖民统治的几个世纪里，除了实施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之外，还在道德、文化和种族优越感等意识形态层面来实施殖民活动，把爱尔兰塑造成他者的形象。然而生活在爱尔兰社会边缘的妇女更是殖民者眼中他者的他者，被构建成病态的象征，承受着战争带来的后果，却始终无法言说出自己的声音，故而她们成功地被英国殖民者禁声。
三、结束语
被塑造成爱尔兰的凯瑟琳失去自身的独特性，是没有主体意识的符号;以布里奇特和德莉亚为代表的爱尔兰妇女依附于男人，发出的声音被掩盖或是被代表发言，失去表达自我的机会。受到英国殖民的爱尔兰被刻画成病态的女性符号，又让爱尔兰青年们来解救她，这暴露出英国殖民者给爱尔兰妇女贴上病态标签的殖民话语;失去丈夫的爱尔兰妇女承受着家庭破碎的痛苦，还被英国殖民者赶出自己的土地，成为殖民统治的最终牺牲者。叶芝在展现爱尔兰妇女形象时，忽视她们是如何生活在爱尔兰父权社会的阴影之下，也不可避免地站到英国人的角度看待她们，于是将她们构建成爱尔兰父权社会的他者以及英国社会边缘地带的他者，使她们保持沉默，无法言说，失去构建女性主体的机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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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丽.《胡里汉之女凯瑟琳》与爱尔兰的女性化政治隐喻[J].外国文学评论，2012（1）：130.
The Image of Irish Women in Cathleen Ni Houlihan
LUO Xia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Cathleen Ni Houlihan is a nationalistic drama written by William Butler Yeats in 1902，setting a background of the 1798 armed uprising in Ireland. As the play puts great emphasis on Irish men who perform a vital role in the independence of Ireland， it ignores the sufferings of Irish wome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age of Irish women who are oppressed by both local patriarchy and British coloni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ivak’s postcolonial feminism. Then， it traces how Irish women are constructed as the other of the Irish patriarchal society and the British marginal areas， and how they lose their rights to speak for themselves and keep silent.
Key words：Cathleen Ni Houlihan; postcolonial feminism; double colonization; gender; the other
（责任编辑：陈树）
doi：10.3969/j.issn.1001-7836.2019.12.035
收稿日期：2019-04-28
作者简介：罗霞（1994—），女，湖南衡阳人，硕士研究生，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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