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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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Art History：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新艺术史：
　　 2000—2018年中国当代艺术
　　 2019.3.10—2019.5.22银川当代美术馆
　　 历史的重塑，总是基于历史撰写者当下的欲望和诉求。一直以来鲜有人敢直面几乎和我们重叠的时代，因为直面当下似乎意味着，我们正在当下的欲望和诉求中抢答未来。身处当下的时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时间的进度被人为地拨快了，因为社会发展的速度超越了人类历史上曾有过的任何时期。在这样一个语境下，回眸中国2000年至今近二十年的历史，这一举动的意义在于和实时发生的历史对话，铺平一条自历史到未来的道路，来重塑被“人为时间”带走的对艺术之路的理性判断。
　　 在中国梳理当代艺术史，无异于是在极短的“自然时间”内梳理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欧洲当代艺术史。这种特色来自极速发展的社会进程中各个因素对艺术语境的影响，2000年之后的中国艺术进入了这种“特色”自我生长阶段，在全球化的当代艺术布局中呈现出重要的地位。自我的“觉醒”让中国艺术开始摆脱某种西方映射的、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假想。自1979年北京中国美术馆外发生的“星星美展”事件至今，中国的当代艺术已经走过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在意识形态的鸿沟对面，西方对社会主义语境下的当代艺术好奇不已，他们的想象也因此有了某种异化后的窥视意味。1979年至2000年，中国群众自发地发出了面对改革开放的时代诉求，中国的艺术家也带着时代的特殊印迹，开始出现在欧美当代艺术话语权中的欲望搜罗中。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中国当代艺术的前二十年，也是一个主动向西方当代艺术体系进行全面学习和接轨的阶段。在这个时期，随着对西方当代艺术文献的学习和了解，艺术家开始找寻能够解答自身艺术问题的路径。他们通过对杜尚（Marcel Duchamp）、毕加索（Pablo Picasso）、博伊斯（Joseph Beuys）、劳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白南准（Nam June Paik）、阿布拉莫维奇（MarinaAbramovi）、里希特（GerhardRichter）、达明·赫斯特（Damien Hirst）等艺术家的深入解读，慢慢深入到当代艺术创作的思路和方法之中。他们的作品沿着多维度的方式前进，从对意识形态的塑造到对待哲学文本的思考，从身体语言和经验主义到后感性的研究，从形式主义开端走向对新媒介（新媒体）的转换等，中国的当代艺术就像一个激情澎湃的车队，同时启动奔向某种艺术的未来性。与此同时，一些艺术家从中西方语言和文化碰撞这一问题的角度出发，将传统东方化的语言进行“新审美式”的改造，他们将西方的艺术方法论作为镜像，或者是新的“解剖工具”，又或者是化学反应剂，沿着中国传统近现代艺术史的主要问题意识脉络向前推进。另一方面，这二十年里中国的当代艺术批评和策展人的“自觉”同样给艺术家以重要的理论支撑，如“八五新潮”“后八九”“广州双年展”以及后来的中国进入威尼斯双年展体系等，这些理论体系的构建者实时梳理着中国当代艺术的面貌。他们和藝术家相互作用，形成一股符合特殊时期中国社会图景的艺术力量。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在相当大程度上刺激了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随着大量西方资本的涌入，一个庞大的中国式艺术市场逐渐形成。我们可以完整地看到一系列同西方一样的艺术生产链条，这里有艺术学院、画廊、非营利艺术机构、美术馆、收藏群体和艺术团体，他们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艺术效应配合着资本化流动市场，将中国的当代艺术推向了更加“职业化”的道路，在2000年之后，中国本土的艺术生态圈开始成形。
　　 2000年至2005年，中国的经济迅猛增长，改革开放的社会进程相比从前有了更为繁盛的势态，西方资本开始大量进入到中国的市场进行循环生产，当代艺术领域也不例外。艺术产业成为经济繁荣之上突出爆发的行业。这使得整个当代艺术链条的运转速度和规模都在不断提高。这一时期内，作为向艺术行业输送生产人才的艺术类院校，开始进行教育改革，从原有的精英式培养机制走向工业型大众化的培养模式。学院招生扩张、教育科目细化及延展、学院和市场项目接轨等都使得当代艺术从生产力量源头起开始向工业模式化转变。此外，来自西方的当代艺术市场操盘者陆续随着资本进入到国内当代艺术圈，一些重要的与国际化视野接轨的艺术机构得以在北京、上海建立。这样一些机构的兴起逐步带动了本土资本在艺术领域的国际化，也实质性地影响了从艺术家到批评学者的艺术研究、创作及判断。在此基础之上，逐步建立的展览机制也为艺术家和艺术生产搭建了重要的展示平台，如上海双年展、广州三年展等这样准国际化的艺术展览正是在这个时期进入了西方当代艺术市场的视野并得到了重视和肯定。不少中国艺术家在这样的交流中走出国门，进入到全球化艺术市场的角逐之中，国际重要的双年展、艺术博览会及学术文献展中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资本堆砌的浪潮之上，中国当代艺术展初露锋芒。
　　 2005年至2012年，随着中国经济的起伏波动、2008年前后的“北京奥运”效应以及经济危机的出现，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时期中，中国房地产实体企业的迅猛膨胀带动着当代艺术的发展。不少民营艺术美术馆、艺术机构在这个时间崛起，依附着资本和地产企业的运营模式，他们的介入让艺术家与艺术创作方向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以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为代表的新一批西方艺术机构登陆中国，使得更多人开始期许中国当代艺术情境的新局面。此后，更多艺术机构开始尝试摆脱所谓的西方幻想式的中国当代艺术符号，走向探索新的、具有独立性的中国当代艺术。同时，一批更为年轻的当代艺术家伴随着这个时期而成为艺术市场的“新宠”，看上去中国即将面临“新的与老的”当代艺术家的更迭和换代。时间往后推移，随着2008年经济危机阴霾的消散，中国式的娱乐消费时期步入正轨。消费时代的动力开始逐步涉足当代艺术领域，全民娱乐消费的时代也刺激着艺术家们走向不同的未来。2012年至今，中国当代艺术开始走进新的语境。同一个时间点上，欧美的当代艺术情境中，从市场到学术同样遇到了麻烦一当代艺术创造力疲软，理论支撑更新和建构滞后，使得中国当代艺术推演向前的可能性也受到了影响。面对失去了的“特殊时期”国际化标签，艺术家开始转而向内，深入找寻自己的独特艺术语言。正是在这样一个摸索前进的阶段，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却走向了一个放缓、徘徊的时期。经济支持和资本投入缩水，导致需要强大物质支撑的艺术家、艺术机构都在这样一个关键过渡时期缺乏有效的支持。原先泡沫过高的艺术市场走入冷却阶段，当代艺术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自我清洗、更新、调整的阶段。那些看似将会被更迭的艺术家依旧成为引领中国当代艺术的旗帜，那些曾被认为发起挑战的新起艺术家群体，却有一些逐步淹没在资本炒作的泥潭中。这样一个背景下，随着科学和技术的突飞猛进，由新媒介方式带来的新伦理问题也介入到了当代艺术当中，艺术家和批评学者面临新的高峰需要攀登，当代艺术的边界也更加趋向模糊。另一方面，原本以“high art”自尊的当代艺术，在面向娱乐消费的市场资本驱使之下，更加快速地被要求进入到“low art”的发展情境之中，当代艺术中的许多先驱者竟也走下神坛，走向大众化的“快餐消费”中去，适应资本的快速循环与再次消费。 　　 中国当代艺术第二个二十年即将结束，我们在这之中仿佛能看到一部快进的当代艺术发展史。如果说第一个二十年中，中国当代艺术的明晰在于他们强有力的时代性语言和一致性探索的话，那么第二个二十年，随着中国进一步全球化，中国的当代艺术正在走向模糊、交错和多元——这其中或许带着不安，但同时也有着可能性更为宽广的未来。通过对过去一个时代的全面分析，我们从模糊中找寻到了四条路径，这提炼于大量艺术家个体在中国近二十年发展背景下的不同形象，他们将构成的是一个带有这一时期历史性判断的艺术图景。
　　 首先，在全球化中最独特的意识形态背景下，艺术家继续探讨着个体和社会之间存在的政治关联和身份不同带来的语境差异。他们之中更多人强调当代艺术创作如何介入社会，同时思考着自身身份认同，讨论个体权力和社会化进程之间的特殊关系。这个问题的继续推演也衔接着中国当代艺术第一个二十年里最有力量的思考和表达。其次，这一时期的艺术家们深处于娱乐消费时代之中，在互联网接轨的时代，他们把视角转向讨论娱乐消费时代资本所构建的人类新欲望与身体新感知，他们用艺术创作呼唤所有人警惕娱乐消费对于这个时代个体主体性的侵蚀，努力破除资本对于人经验感受力的同质化克隆，积极讨论资本和艺术之间的博弈。再次，来自艺术家们的新挑战一科技与艺术。面对互联网时代、人工智能和新媒体技术，艺术仿佛走向了前所未有的与技术的正面碰撞，艺术家需要讨论艺术创作的新材料、新伦理问题。他们从原有个人经验的探索表达中走出来，和具有智能化、大数据式的计算机形式语言结合，找寻拓展当代艺术创作的边沿，选择肉身意义和媒介意义之间的多重路径。并且在这个领域中，艺术家最终将同技术和艺术一起走向形而上，直面对根本世界观的讨论。最后，则是一直以来中国艺术家持续关注的话题，即中国传统艺术语言和文化的再造，在新的情境下，这种再造也被看作一种“后传统”时代的核心动力。和前二十年关于对“传统”一词的运用不同，近二十年的关注点更加趋于多重建构，他们之中包含着前面三组问题的深入探討，在对于东方性文化身份的挖掘和改造上，艺术家彰显着自己更为彻底的觉醒态度。从“迷恋”走向“对语”，艺术家扎根现实，重新审视当前的局面，让文化身份回归日常性，新的时期艺术家的态度无疑更能够激活这种“后传统时代”的迷惘。从这四个方向上可以看出，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们正在建构一个有别于前二十年的艺术语境，在混乱中寻找清晰的艺术面貌。或许，我们只能用一个“新”来重新概括我们的这段艺术历史，但其实这足以让我们对未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做出大胆的判断和猜测。
　　 2017年，美国古根海姆美术馆举办的展览“1989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我们暂不谈及其展览选择的独特视角，仅从其目的性意义上看，这次展览基本宣告了具有“中国”性议题的当代艺术的完结，面对经济全球化局面下继续发展的当代艺术，中国的意识形态特殊性不足以支撑其良好发展。但是，我们认为未来可能会有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艺术家能重新获得氛围良好的创作环境，一部分坚守深刻议题的艺术家能杀出重围，中国当代艺术“景观”的再造也具有一定可能性。站在国际化的情境中来看，随着智能化科技的推演，工业化文明的升级，人的伦理道德改变尤其可以在形而上的层面上重新建构起新的视野。在中国，文化艺术产业的重点发展已经不可逆，当代艺术的创作将更趋大众化和娱乐化，被消解的精英化模式很难重新建构，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将受到资本化流动趋势的影响，进入到全面跨界和升级阶段。艺术家的手头工作也在慢慢发生转变，艺术语言和创作，多数不再以建立起具有殿堂性信仰为出发点，而是脱离白盒子空间，走向公共艺术领域，介入大众生活——当代艺术从高冷走向快餐消费，逐渐干预和改变人们的日常情境。进一步推演，公共艺术领域的创造力将在中国得到某种发展，未来中国政府的主导将起到重要作用，此外，随着国家政治方向的影响和驱动，我们的民族文化自信将带来对当代艺术的进一步撰写。伴随这一切而来的是当下深入以“后传统”话题下带来的文化艺术输出，这种大范围.的讨论，或许是当代艺术迄今为止讨论“传统”的最佳时期。从艺术家个体的塑造来看，时代对于中国的艺术家的要求越来越高，优秀的艺术家个体需要承载的创造能力及个人素养也会是更为综合，艺术家会成为一个文化艺术的综合性人才，而不再像以往的时期那样，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成为一个经典的缩影。
　　 四十年前，一群艺术家没有进入中国最高规格的艺术展厅，却进入了历史;四十年后，当代艺术是否会从艺术权力的象征一白盒子美术馆群中走向日常的时空，这两者或许是一次极为有趣的对照。归根结底，无论我们如何构造过往的艺术历史，其最终的目的不是找到所谓的“正确”未来，而是做出一种准备，不再于“当代”留下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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