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舆论对社会的撕裂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    目前，新媒体进入红利期。对于各种社会事务，传统媒体近乎完全丧失话语权和舆论引导功能。而在自媒体领域的观点输出，就算观点中立、科学严谨，也只是社会撕裂的一种点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目前全球生产资料总和来看，其实早已经可满足全球人口过上小康生活，但资本的性质决定资源的高度集中。冲突的性质也因此发生了质的改变——不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多拿多占。孔子曰，天下不患寡而患不均，贫富差距、发展不均衡，是社会撕裂根本原因。在此过程中，舆论若缺乏统一协调，便会激化矛盾，且无助辩出真理。一直以来人们往往将“言论自由”和“舆论引导”作为二元对立的两种价值观。在十年或更长时间以前，“言论自由”一直在全球媒体中获得广泛支持;相比之下，“舆论引导”常被当做一种封闭、落后的钳制民意的手段。但俗话说：当我们争论一样东西是圆是方的时候，你要当心它可能是圆柱体。笔者长期在社会主义新闻实践中发现，“言论自由”和“舆论引导”正如圆柱体的圆面和方面，是舆论的两个维度，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传统媒体时代，世界各地社会话语权牢牢掌握在社会精英阶层手中，他们的辩论、争吵，受制于政治或经济利益，大体能保持在一个默契的逻辑框架下进行。然而在过去数年间，互联网社交平台、新媒体兴起，让社会底层更容易通过出格的、情绪化的言论博取眼球，舆论不确定性大幅增加，社会主旋律容易跑偏。
　　【关键词】    舆论引导    言论自由
　　一、关于近期“修例”风波的舆论特点。
　　近期关于“修例”风波的网络舆论中，确实也曾出现一些对“自由”、“民主”、“人权”等关键字眼的理性探讨，但最终都演变成自说自话。这些词极具诱惑力，但我们永远说不准它的意思——因为它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客观环境是时刻变化的。去年和今年，今年和明年，我们对这些词都有不同的理解;哪怕同一时空，不同人群也各有看法。大部分此类“理性讨论”是用一些模糊的概念去辩论一个复杂的变化中的事实，注定徒劳。
　　当下，只要你通过社交媒体一直强调自己的观点、声音够大够持久，总能拉拢一些小团体、蛊惑斗争。这与传统的“团结他人、凝聚力量”不同，更多是鼓动有相同负能量的人聚集起来的肆意泄愤、表达焦虑。这使公共辩论变得粗鄙不堪，网民以愤怒激化愤怒，以情绪煽动情绪——无论持何种立场。相当大部分的言论中，是用贬低他人观点的方式来表达反对意见，而不是在既定的理性框架下讨论。
　　参照本轮“修例”风波，充斥于墙外脸书（FACEBOOK）、墙内微信群网络语言，总是不经筛选。充满挖苦、讽刺意味的無需思考的激进言论最具传播力。这样的传播让人忽略事实或问题的复杂性，而只陷入不同政治立场的敌对、仇恨。缺乏理性思考能力的网民追逐阅读仇恨言论来获取情感满足，进一步扼杀了合理辩论的空间，让舆论生态变得越来越糟糕。在这个深渊里，偏见不仅严重影响舆论，更掌控者人的行为。
　　二、什么在阻碍我们独立思考？
　　2.1认知偏差：阻碍我们独立思考的重要因素。
　　我们对真实世界的思考，存在大量认知偏差而不自知。成年之后的“学习”，就是一次次纠正认知偏差的过程。在舆论交锋过程中，自我否定和被怀疑是很痛苦的。当被攻击时，我们会有天然的心理防御机制，常见的有：回避、否认、愤怒、陈词滥调、从众。然而要意识到自己对反对意见的心理抗拒，是一种大部分人没有的高级能力。只有越过这道关口才能进入独立思考的状态。正因为纠正认知偏差的难度大，这造成互联网受众，更愿意寻找符合自己“既有政治倾向”的内容，主动屏蔽不同意见。
　　2.2克服认知偏差的三个阶段：
　　哈佛大学教育学家威廉·佩里（William G.Perry）研究了大学生认知发展中世界观的变化过程，后人简化成了3个阶段。
　　第一阶段：非黑即白的二元论（Dualism） 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第二阶段：相对主义（Relativism） 当你了解到更多不同的角度和看法，你会开始怀疑一切，或者否定一切——“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所以你不能说我一定是错的。”
　　第三阶段：承担责任（Commitment） 他们会理性地认为，对任何事情的认识，都是不断靠近真相的过程。如果是通过独立思考得出的结论，不仅要对结论负责，并愿意在新的证据加入时，转变已有的结论。
　　从近期脸书（FACEBOOK）上关于香港事态的网络舆论中，不难发现相当大部分的偏激言论，出自处于认知发展初级阶段的在校学生。
　　2.3矫枉过正的独立思考——批判过度：
　　批判性思维过度，就是过犹不及。生活中绝大部分的事情或争论，都不是批判性思考的议题。在香港近期风波中，当地新闻媒体对示威者与警察多次冲突有大量细节描写，这些描写往往也成为了网络舆论交锋、互相指责、批判的风口浪尖。其实在混乱场面中，无论哪一方错手伤人都是情理之中，但对这些小细节的锱铢必较，就往往形成批判过度——也就是抬杠、较真。
　　批判性思维是一种思维方式，宽容性思维，则是一种处事的原则。正如美国作家亨德里克·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所说——“宽容：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于不同于自己观点的见解要耐心、公正、包容。”在舆论发酵、无益细节被无限放大的情况下，恰到好处的舆论引导，能转移矛盾焦点、强调共识，是一种需要政府强制执行的有利社会各方的手段。
　　香港本地媒体竞争激烈、缺乏政治自觉，大部分报道偏向吸引眼球以博取阅读量，这就进一步扼杀社会宽容的空间。
　　三、言论自由的狭隘本质与社会成本。
　　我们的时间有限，精力有限，偏偏在世界上无数事情中，我们更倾向让自己忧心忡忡，限制了视野，甚至对负面言论产生过度情绪化反应。已故著名统计学大师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在其著作《事实真相：我们误解世界的十个原因——以及为何事情比你想象中要好》（Factfulness： Ten Reasons We’re Wrong About the World）指出，喜欢追逐负面信息，是人类固有的思维本能，也是错误决策的元凶——人类是绝对的悲观主义者，这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获得的一种本能——正是靠这种本能，人类的祖先，才能在严酷的环境下生存下来。于是，当代大众媒体与受众关系的底色逐渐养成：感觉讲负面才是讲真话。这种关系也间接加剧了负面思维对个人决策的影响。难免让人觉得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坏，自己即便努力也无法改变，逐渐变得消沉。媒介越发达，这种状况越严重。
　　一个社会做任何事都有成本，包括探寻真相，也是有成本的。言论自由，成本更高。如英国脱欧就是一个代价高昂的成本。正如人类的所有美德，都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和族群发展，“言论自由”和“舆论引导”，作为一种倡议，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适用性。显然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民粹主义抬头的今天，不负责任地表达的自由让社会付出沉重代价——在近期香港风波中，这正成为理性的共识。
　　四、加强党的新闻工作，创造性解决问题。
　　社会的信息化正不可逆地迅猛发展。舆论撕裂社会的最关键因素，是网上发言的匿名性——正如香港那些冲在最前的暴乱分子总是带着口罩。当今人类社会正逐渐远离传统媒体时代，通过行政手段去阻隔信息，效果大幅减弱。
　　我们留意到，内地各大官方媒体，正在新媒体传播技术上加强主流正能量舆论的建设，筑牢意识形态的安全底线。另一方面，中国的网络法规正在进一步完善，与此同时包括人工智能等一系列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正为人们的文化生活及意识形态带来深远影响。
　　发展才是硬道理，着眼人类的未来，党的新闻战线不仅要以更强的自信心、执行力，完善、丰富马克思主义新闻实践的理论，更需要以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来解决时代难题。
　　参  考  文  献
　　[1]从现存问题谈网络新闻的完善与发展[J]. 李禹廷.  新闻实践. 2003（05）
　　[2]网络新闻对我国新闻传播的影响[J]. 梅力雪.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11（10）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1513526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