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对当今世界文化形态的重构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朱　珊

　　[内容提要]新媒介以符码的形式完成对主体的建构，进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新媒介对日常生活中的介入一方面带有殖民化倾向；另一方面消解以往媒介所具有的鲜明的大众文化或后现代特征。通过改变交往方式对原有的话语霸权进行修正，它重新构建世界的文化形态。
　　[关键词]新媒介 主体建构 大众文化 个人文化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6-0101-05
　　
　　网络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介，是相对以往的印刷和广电传媒而言的，美国媒体学家波斯特曾把这一类型的新媒介称作是“第二媒介时代”。网络的出现促成了集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的媒介系统的产生，从根本上影响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交往方式，并且通过主体构建对以往文化予以解构和重组。网络正在以它自身的技术特征和优势使日常生活内在殖民化，并构建出新的文化形态。
　　
　　八亿“鼠标土豆”遭遇新的符号垄断
　　
　　据调研机构comscore近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08年5月份，全球网民数量达到了7.72亿。数字化的生活给人带来不同以往的获取信息、交流和日常生活体验，成为当下日常生活的重要方式。网络媒介开启了全新的媒介时代，它把惯于坐在沙发上的电视人拉到了有鼠标的电脑面前。从“沙发土豆”到“鼠标土豆”，世界“网民”身份的诞生已经历了几十年的历程，如今，近八亿的网民正在用鼠标搜索着一个时代，演绎新的文化形态。
　　麦克卢汉的一句“媒介是人的延伸”让人体会到有了媒介的人类就像是插上了翅膀，从此人类生活的范围、空间、图景、思维角度和思维方式都发生很大改观。传统媒介技术作为一种信息工具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人身体的一种延伸，使人可以更适应社会、更有效率和有尊严地生活。但从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史上可以看出，新媒介的出现某种意义上说绝不只是孤立的工具，它是对传统媒介的超越。“①使得多对多(many-to-many)的交谈成为可能；②使得文化事项的同步接收、交流与再分配(redistribution)成为可能；③使得传播行为脱离国家的疆界，脱离现代性的“领域化”间关系；④提供即时性的全球接触；⑤将现代／后现代的主体置入网络性的器械中”。
　　新媒介的产生机制和实现模式有着与众不同的哲学意味，最突出的特征是主体的构建发生重大变化，从主－客体的二元对立走向互动、交流，并由此产生一种话语系统和实践理性。
　　从产生机制上说，新媒介通过一系列符号和代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计算机语言构建起来，并生成一套话语系统。曾有许多后现代理论集中探讨主体构建过程中语言的作用。索绪尔认为，语言的任何用法都是被文化和历史所决定的。巴特尔则进一步对日常经验及其意识形态构成的过程进行了祛魅分析，他要揭露隐含在所谓的自然性之下的语言的人为性和意识形态性质。因此，新媒介话语作为一种技术文化现象是技术变革和资本主义重组的产物。“话语的权力作用就是对主体与支配结构的关系作如此定位，使那些结构因此能够对他或她发生作用”。从传播学原理来看，媒体之所以拥有这种话语霸权，是因为它拥有议程设置的功能。根据沃纳・赛佛林等人的观点，“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就是指媒介的这样一种功能：通过反复播出某类新闻报道，强化该话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媒介的话语系统日益制约并塑造着我们对世界的感知、情感和价值观。新媒介弱化了作为信息中介的性质，突显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这种权力是看不见的，它隐藏在机器背后，形成自己的话语霸权。面对新媒介衍生出的“符号暴力”，我们已是无处藏身。在媒介面前我们不仅被异化，同时还受到以符号、代码为代表的无形的权力控制。
　　从实现模式上说，信息高速公路使信息流加大，同时传播速度的加快为人机对话和人与人的即时交流提供可能。新媒介应用双向去中心化的交流方式使主客二元式的本体论框架和认识论结构被消解，电子媒介既改变了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人与世界之间的传统关系颠覆了，在虚拟现实中，人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人。传统的社会秩序被消解，网络空间中奉行的是民主和自由。在这里没有中心，或者说，所有的人都是中心。而且，稳定的、固定的个人身份等等也不再存在。另一方面，网络空间中的音讯不再受到牛顿式空间的限制，距离和边界变得无效，从而瓦解地球的区域性特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近又远，以电脑界面或窗口来维系关系，交流方式发生根本变革。
　　新媒介的交流与互动，使主体的地位和性质发生改变，势必会对人们的交往方式和社会形式带来明显的变化，从根本上瓦解二元主体对立的情形，使生产者和受众的边界模糊、权威受到质疑和不屑。新媒介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由于其主体的多重、不稳定而形成为现代性的抵抗。它所蕴涵的哲学意味与后现代主义的精神有许多相似之处：去中心、多元化、异质性、反本质主义、碎片、延异……。
　　技术的进步提高了人们工作和生活的效率，使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有了更多的休闲时间，但事实上正如凯尔纳指出的那样，“当劳动自动化过程给工人带来更多休闲时间并创造更多自由时，它也使个体日益依赖于机器，从而导致异化的加剧”。波斯特转引海尔斯的话认为，因特网不仅是“技术性的”，而且还是准机器性的；构筑人类与机器的边界，让技术更吸引人类，把技术转化成“用剩的设备”而把人转化为“半机械人”，转化为与机器唇齿相依的人。波德里亚也认为这是一个受代码的数字逻辑所支配的社会，只有死亡才能逃脱代码。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是系统的运行逻辑侵入了生活世界，造成了生活世界的内在殖民化。在此，从理论家们的这些言语中我们读出了技术导致人的异化和无奈，网民在它面前只是一个个受摆布和控制的“鼠标土豆”而已。
　　
　　主体的解构缔造全新文化景观
　　
　　好在，人类并不像波德里亚想的那么绝望。“从传播的观点看，新媒介这些年也带来了诸多变迁的征兆：一是社会与文化的藩篱重新获得注意力；二是政治传播模式的潜在变化，‘旧式’的训示方法似乎不再适用；三是‘共同的’公共领域有衰落的迹象，共同文化模式呈现出分裂的态势”。由于文化传播的媒介技术之发展日益强劲，由此而引发的文化景观已成了我们日常现实生活的重要形式，它在当下世界的网络文化中尤其明显。曾几何时，大众受到传统电视媒体霸权的控制与摆布，被动地消费它所营造的喜怒哀乐并“娱乐至死”。而今从“沙发土豆”转战成“鼠标土豆”的网民渐渐从被动地游戏人生走向主动地参与和思考人生的阶段，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博客在网站的登陆。因为有新媒介的技术支持，大众从被动消费走向了主动，从消费者走向生产者。网络使人人都可能成为记者或作家，人人可能将自己的意愿和思想符号化，从这个意义上说，

“作者之死”的年代到了。于是，我们有了各种“门”、“客”，有了恶搞，有了造星运动，国内的“人肉搜索”、“集体打虎”等等更是如火如荼，这些网络现象共同编织一幅新的文化景观。
　　(1)“门”叙事的以小见大。从国外“水门”到“拉链门”再到国内“艳照门”事件，不难看出媒介“门”系列从宏大的政治叙事转到涉及个人隐私的小叙事的态度。然而对这些资讯的吸收接受之外，不再是一时的娱乐消遣，从传输者的初衷来看也许只是让别人共享一种猎奇心态而已，可一经新媒介的过滤，它的叙事目的和性质都变了。从这扇“门”里，“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流言家看到明星秘事，政治家看到影响和谐大局。更多香港人看到的却是法治”。于是，“艳照门”很快在网络和社会中掀起了一股狂潮，一时间就这一事件涉及的法律、社会、道德、政治，以及对媒介自我的反思等严肃话题充斥社会的每个角落，使网络成了深度思想的集散地，甚至有让位于精英话语之嫌。
　　(2)网民身份的反客为主。网络技术提供了不同于现实环境的虚拟空间，网民可以相对自由地参与其中并和其他网民发生关系。网络的“客”文化发端于“黑客”，反映的是网络虚拟空间里网民的一种交往方式。黑客、闪客、维客、奇客、数字朋克突出了技术性极强的特点，而新近出现的掘客、威客和换客以分众为手段，积极吸引网民参与交往活动。他们一方面是网络虚拟空间的看“客”或过“客”，另一方面又是自己所在“客”文化里的主人和“意见领袖”。这样的多重角色和角色的不稳定性非常形象地消解了过去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局面，造成反客为主、主―客体互换或重构。
　　(3)私媒让恶搞有理。“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让许多人知道了恶搞这样一种娱乐形式。私媒作为一种全新的娱乐方式，通过戏仿、反串、拖沓、变脸、脏口、排泄等等贬抑夸张、调侃的方式形成对大众文化秩序的抵制。这种形式表面看起来滑稽夸张和幽默可笑，但往往在恶搞的背后隐藏着对现实的思考，在对当下意识形态或社会现象的隐喻和讽刺之中获得吊诡的快乐，在看似无厘头之中突显内在的逻辑性和意义的影射作用，因此，具备明显的理性特征。
　　(4)造星运动迅速幻化为昨夜星辰。从美国的“脱口秀”到“超级明星”，从国内的芙蓉姐姐到天仙妹妹等等，世界大众文化的造星运动曾经势如破竹。然而新媒介层出不穷的兴奋点和大众的审美疲劳，使一批批超男超女、“妹妹”“姐姐”们犹如昨夜星辰在我们的视线和记忆中迅速褪去。布克一穆斯在讨论本雅明的《拱廊计划》时提到，马克斯・韦伯强调现代性进程乃是一个世界的祛魅过程，而本雅明却进而发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程带来了世界的返魅。作为这种工业化结果的大众文化，也正在使一种神话力量获得再生。然而，造星运动的失败使人们重新祛魅，重新相信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明星或神，大众文化的草根意识分化了。
　　(5)“人肉搜索”将虚拟打回原形。近两年，互联网上的这一新概念使人联想到福柯提到的“全景监狱”这一术语，它反映出一种与国家层面相对的日常生活层面上的权力系统。新媒介通过数据库等技术手段侵入社会空间和私人领域，并将个体的身份多重化，置个体的意志、意愿和感情于不顾，通过触犯和侵害个人的隐私权来实施多人对某个人的道德审判。尽管它具有很强的网络暴力倾向，但从另一方面它也表达出人们想通过文化暴力手段对大众文化生态进行干预的愿望。当大众文化使崇高和猥琐、公共与私人、应然和必然、甚至正义与邪恶的界限都变得模糊不清的时候，新媒介通过这样的方式使某些被大众文化消解的价值观念重新复原和予以纠正。
　　(6)现代武松“集体打虎”：这是迄今为止由国内网民推动的一次最大的政治事件。在传统媒介下，周正龙虎照事件被反复质疑是绝对不可能的，而新媒介使质疑变成了透明的民意，质疑在传播、接受和追问中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并最终被政府注意并回应。对政治事件的介入使网民这一概念多了几分参与和民主的政治内涵，它和大众文化政治淡漠化和娱乐化倾向形成鲜明对比。
　　事实上，网络传媒对现实的再现很多时候是在修正和重塑之中进行的。在这种修改和重塑中，现实的景象也就不自觉地被魅力化了。作为中国当前网络文化的新形态，它的滋生与泛滥也最终造就了当前中国文化“返魅一祛魅”共生的景观。从机械复制艺术初期对“灵韵”的消除，到大众文化的“返魅”，再到新媒体文化中的“祛魅”，这一组轮回无形中暗示了当代媒介文化对社会文化形态的重塑价值。波兹曼在传统媒介中曾流露出“娱乐至死”、“童年之死”的悲观情绪，不过我们仍可以从巴特尔的“作者之死”之中看到的解放的希望，后者就是要打碎日常经验中那些习已为常的观念，借助于能指和所指关系的解析，通过符号和社会潜在关系的揭露，改变人们看待世界和看待自身的方法，从而影响社会的文化秩序。从这个意义上新媒介似乎映证了这一思想，新媒介以不同的主体建构方式消解了当下的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的消解与流变
　　
　　新媒介不再以单边的、固定的技术模式出现，主客体的状态都有所改变，尤其是受众，过去常常被认为是消极、麻木和被动的。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司图亚特・霍尔在《编码，解码》一书中提出受众的三种解码立场：一是主导――霸权立场，受众与传播者立场完全一致，意义根据编码者的设想而生产出来。二是协调的符码或者立场，受众一方面承认支配意识形态的权威，另一方面又保留自己的独特意见，形成充满矛盾和微妙竞争的协商立场。三是对抗的符码，受众了解传播者的意图，但坚持自己的立场，以一种与文本愿望格格不入的方式进行解读，不接受文本传递出来的各种信息。在此，霍尔从传统大众文化单质的、机械的和消极的大众观中，发现了异质的和能动的个体。
　　这样的能动性使我们在承认媒体话语霸权的同时，开始重视到个人力量的抗衡。个人在新媒介中的角色定位取决于个人的选择，选择这一行为本身就突显理性的作用，同时体现出自主、开放和自律的理念。从日趋成熟的网络文化中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并关注这一精神的显现，一种新的文化从中孕育和萌动。有学者曾预言，“网络化个人电脑的出现，意味着一场媒介革命的来临――作为大众传媒之王的电视将寿终正寝，通过大批量复制信息而大批量复制无个性的人的大众文化将逐渐消亡。个人电脑造就的是一种崇尚少年精神、鼓励越轨、强调创造性的个人文化，它使中年期和更年期的文化返老还童，社会成员将像汤姆・索耶那样在不断的历险的寻宝中体会到一种‘孤独的狂欢’。同时，人与人的交往抽象为机与机的交往，人类浪迹在虚拟的世界里，远离大地和尘土。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孤独的狂欢’”。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有了这样的体验。当自己独自面对机器时，我们的身体被暂时搁置在一旁，我们开始用我们的思想去触及没有生命的机器，机器

使我们沦为半机械人，而我们却乐此不疲，非常自我地沉醉其中，因为在我们被异化的同时，我们成了自己的主人。当意义的被动消费者成为主动的生产者时，个人的自主性占了上风。
　　现代性建立在理性原则基础上，现代性的危机，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理性的危机。所以，它遭到了后现代的质疑，也使深受其思想影响的大众文化呈现出非理性、娱乐性、平面化和无深度。现在，新技术的不断更新“已经拓展可传递信息的数量和种类，以至于文化领域中的质变可能即将到来。”在新媒介对大众文化的不断消解中，“新的文化空间的各种构成方式都在发挥作用”，这就是理性的作用。从网络恶搞与“门”叙事背后所蕴涵的意味，以及“集体打虎”中流露出越来越多的政治倾向，网民通过新媒介已经夺回了一部分话语权，露出了精英意识的端倪，使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有了重组的可能性，理性重新回来了。
　　过去人们坐在沙发里无需自我思考，不用自我判断，只要按动电视机的遥控器就可以平静、安全，毫无风险地把媒介预先设置好的意识、观念欣然接受下来。而现在人们用鼠标点击界面和菜单，完全依据个人的选择和喜好表达自我、张扬个性，比如木子美、比如范跑跑，他们极具个性的另类思想回击了大众文化的千篇一律和一味模仿。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媒体在实施自身话语霸权的同时构建出一种创新、理性、个性化的文化，这是它积极的一面，也是技术对文化在价值理念方面的修正和补偿。
　　麦克卢汉将媒介的变革解释为从“村落化”到“非村落化”(都市化)，再到“重新村落化”。对我们来说，“重新村落化”也许就是个人文化的时代，也是“孤独的狂欢”的时代的到来。有学者称：“口传媒介的时代属于‘贵族文化’，印刷媒介的时代是‘精英文化’，播放媒介时代是‘大众文化’，至于数字媒介时代则是‘个人文化’”。关于“个人文化”的概念和阐释学界至今还没有定论，但新媒介正在造就一种新的文化，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它将过去的征兆变成了现实，使我们对新文化抱有幻想，以至于轻易地忽略新文化暗藏的玄机。正如一位媒体观察家所言：“新媒体是新旧文化价值在新的技术平台上整合的结果，是在新技术背景下新旧媒体在竞争中合作的产物。我们必须认识到：媒体的新旧是相对的，思想的源泉却必须是常青的。分众并不意味着散漫无羁，个性化并不排斥规范和共识。”
　　如果说美国政府用自由市场、法国和加拿大等国用政府行为对文化进行某些干预、从而营造生态环境的话，那么新媒体正在用它特有的模式构建着新的媒体生态环境。只要媒介的变迁继续，世界文化的转型和重塑就还会不断地继续下去。
　　
　　责任编辑　张业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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