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苏联经济体制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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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左凤荣
中图分类号：F151.21 文献标志码：E 文章编号：1008-0961(2008)05-0090-03
陆南泉教授的新著《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从列宁到普京)》的封面就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克里姆林宫图案上方列宁和普京相像而又背对背的头像会让人联想起许多：在上个世纪之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俄国诞生了一个新的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一批年轻有为的领袖们走上了政治舞台，当时列宁只有47岁，苏维埃政府恐怕是当时世界上最年轻的政府，它要给民众带来“和平、土地、面包、自由”，要建立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公正、平等、让民众感到幸福的新社会。但是，短短的74年后，这个政权不复存在了，俄罗斯人抛弃了这个制度，效仿西方，走上了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意识形态多元化之路。进入又一个新世纪时，普京这个与列宁有着同样名字――弗拉基米尔的人成了领导俄罗斯走向未来的领袖，他同样年轻，当时只有48岁。俄罗斯走了一圈，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历史起点上。那么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陆南泉教授的这本书可以为我们提供部分答案。
《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这部多达70万字的著作，系统论述了从十月革命到普京时代苏联(俄罗斯)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苏联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形成、发展与僵化，对斯大林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艰难与最后失败，新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苦难历程，直到普京任总统后，俄罗斯总算基本找到了符合本国特点的经济发展之路，但俄罗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之路还远未完成。该书向我们描绘了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形成、发展和衰落，以及俄罗斯重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全景图。
该书抓住了苏联七十多年斯大林模式经济体制的形成、发展和改革这条主线，利用详尽的资料，分析了苏联经济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严重问题。苏联的经济体制是斯大林一苏联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其核心部分，作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了苏联经济体制模式形成的原因与条件、这一体制的发展与僵化。
苏联经济体制模式是在斯大林时期形成和确立的，这一经济体制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完全不同的，“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运用市场机制，通过市场和贸易、工农业之间的经济交流，达到从经济上巩固工农联盟、活跃经济和迅速恢复濒于崩溃的经济的目的。”(第15页)关于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形成的原因，作者更多强调的是主观因素，俄共(布)内部对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与发展前景有分歧，许多人包括斯大林并没有真正理解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真谛，俄共(布)内部在社会主义两种模式(军事共产主义模式与新经济政策模式)、两种社会主义观念的斗争十分明朗，实际上在整个苏联时期这一斗争都没有停止过。“从1928年起，斯大林对农民的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击败布哈林后，斯大林在1929年全面停止了新经济政策，推行他自己的一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可以说斯大林模式萌芽于1929年，而付诸实践于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第24～25页)通过工业化在苏联确立了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苏联的工业化强调高速度、片面发展重工业、靠剥夺农民的办法积累资金，“超高速发展重工业，以高积累与剥夺农民的办法集聚资金，是斯大林工业化道路的基本原则和特点”。苏联的工业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斯大林的工业化，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具体政策上，都存在很多严重失误，出现很多难以理解的不正常现象。因此，斯大林工业化的道路，不可能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应遵循的共同规律”。(第44页)“斯大林的工业化道路，在经济上造成的严重后果是，经济结构严重畸形，比例严重失调，农业长期落后。这些至今还影响着苏联继承国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经济的发展。”(第43页)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行政指令的作用大大提高，为了保证工业化快速实行了农业全盘集体化，农业也被统制起来了，斯大林还搞了大清洗，清除了对手，“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并把这一模式一步一步地推向极端，斯大林成了独揽大权的最高统治者，他凭借手中掌握的权力与专政机器，使全党、全国人民服从于他一个人，从而使社会主义遭到了极大的扭曲”。(第42页)
列宁认为，市场关系是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从列宁的立场后退，他不顾苏联的实际，急于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坚持产品经济观，致力于工业和农业间不经过商业这个中介人进行直接交换，一步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产品经济观，即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否定价值规律、市场的调节作用的观点，一直居主导地位，从而也就成为斯大林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成为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难以对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第65页)苏联的经济学家们把计划性上升到规律的高度，创造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与价值规律对抗，“发生自发作用的价值规律代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具有计划性作用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代表社会主义产品经济。计划原则的绝对化，把计划性提升为规律，不只意味着斯大林计划经济体制的强化，而且也意味着指令的随意性和唯意志论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大大提高了对经济控制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并对斯大林在政治上实行极权体制奠定了经济基础。这样也防止了价值、货币的权力压倒计划的可能性”。(第69页)
“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最为集中地反映了政治斗争对形成高度极权政治体制的影响，这种政治体制又反过来使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日益巩固与发展。”“‘大清洗’运动不仅是实现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重要政治保证和手段，也是最终形成斯大林模式的重要因素。”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及其体制模式虽然受到多次冲击，但直到苏联解体前一直存在。“片面认识斯大林工业化运动，是苏联经济体制难以进行根本性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第45页)长期以来，苏联从最高领导人到学者都把工业化问题变成了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宣传问题，只宣传其巨大成就，看不到其存在的任何问题，“既然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就，那么对这个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也就只看到其积极作用而不会发现其存在的种种难以克服的弊病了。这样，斯大林模式也像工业化一样，成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样板和大家必须遵循的模式了，在斯大林逝世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内所进行的改革，也只能在斯大林模式框架内作些修补了”。(第46页)苏联经济理论长期批判“市场社会主义”，政治体制阻碍等也是难以改革的重要原因。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阻碍机制越来越大。
对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这样有争议的苏联领导人，陆南泉教授做出了实是求是的分析，针对有些人把苏联剧变的责任归咎于赫鲁晓夫反对
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陆教授指出，包括经济体制的斯大林模式早在战后初期就应该进行改革，但是，斯大林把这一特殊条件下形成的体制等同于社会主义制度，认为二战的胜利是这一体制的胜利，没有意识到应该改革，当时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阻碍着改革。斯大林死后，面对苏联的种种危机，苏联领导人必然要进行改革，而要改革首先必须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赫鲁晓夫为了推行改革，需要对斯大林的遗产有个清楚地认识：先要站稳脚跟，掌握权力；必须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第122页)“通过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揭开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严重弊端，是改革斯大林体制模式必须走的重要步骤，因此，从体制改革的角度来看，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128页)通过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揭露与批判，才有可能对苏联传统模式进行批判性的认识。“赫鲁晓夫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勇敢地站出来破除斯大林个人迷信，成为苏联第一个改革者，使苏联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活跃了气氛，振奋了人心，给苏联历史留下了谁也不能抹杀的深深的印痕。”(第215页)
关于戈尔巴乔夫，针对有人指责戈尔巴乔夫只改革政治不改革经济的说法，陆南泉教授指出：“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后，首先从经济领域着手改革的。”“从他执政七年的历史发展来看，戈尔巴乔夫本人与当时的领导班子在相当一个时期里，工作的着力点放在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解决严重的经济问题。”1985年3月到1987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准备阶段，1987年到1990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实施阶段，开始了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但是，经济改革成了政治斗争的“人质”，从1990年底到1991年底苏联剧变，经济改革停滞并最后夭折，经济体制模式的转型是在苏联解体后才开始的。但与过去相比，苏联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还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企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变成了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指令性计划被取消，改革具有综合性，不仅包括经济，还有政治、外交等方面。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也发生了变化，着重解决人、人权和人与生活资料的分离问题。
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了，客观上最重要的是阻碍机制强大：“由于斯大林逝世后的历次改革并没有对斯大林体制模式发生根本性的触动，因此，这一机制虽然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产生影响，但并不突出。但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进行根本性体制改革时，情况就不同了，阻碍机制对改革所体现的阻力就开始强化并最后发展到政治冲突的地步。”(第585页)主观上戈尔巴乔夫的一系列政策失误，加速战略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后果，没有从解决农业问题人手，致使食品供应紧张；政治体制改革过激过快，没有促进反而干扰了经济体制改革；戈尔巴乔夫的妥协政策等等。“虽然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失败了，并成为苏联剧变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他在改革初期，针对斯大林专制制度产生的严重问题，重视人与人权问题的理论探索还是应该肯定的。”(第524页)
针对有人把苏联剧变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的说法，从对苏联经济体制的研究中陆教授得出的结论并非如此，他认为：“根本原因或深层次原因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丧失了动力机制，它的弊端日趋严重，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阻力，这种模式走不下去了，走进了死胡同。之所以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的特点；二是斯大林逝世后的历次改革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种制度模式的问题与矛盾日积月累，最后积重难返，使危机总爆发，苏联东欧各国人民对其失去了信任。”(第616页)“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失败了，从而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苏联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有其十分复杂的原因。”(616～617)一是经济体制改革本身的严重错误最终导致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严重错误，逐步迷失了改革的方向；三是存在严重的阻碍机制。作者强调，不要因为苏联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而忽略了苏联历史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忽略引起质变的诱因，忽略量变背后更为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
该书分析了苏联对斯大林―苏联经济体制模式改革的过程、政策与措施、改革理论的变化，以及改革失败的原因。“如果说赫鲁晓夫只反斯大林不反斯大林主义，那么，勃列日涅夫既不反对斯大林又不反对斯大林主义。”(第388页)
政治体制不改革，反过来使经济体制改革也无法进行。
该书研究了苏联解体后新俄罗斯如何进行经济体制转轨的，叶利钦面临的仍然是传统的经济体制模式，俄罗斯新领导人要改革的仍然是苏联时期的经济体制，所以，不把苏联后俄罗斯经济体制转轨的内容写进来，是不完整的。叶利钦推行激进式的“休克疗法”有十分复杂的原因，有政治上的，也有经济上，当时经济形势严峻，不大可能实行渐进式的改革，“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实行激进改革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这也充分说明，到了这个时期，苏联社会中已积累了能够破坏一切的能量。寻找一个宣泄这股破坏性能量的出口是俄罗斯转轨的当务之急。从这个意义上讲，激进式‘休克疗法’不过是释放了1991年俄罗斯经济与社会生活中所积累的破坏性能量的一种较为可行的策略选择，亦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危机应对策略。”(第637页)叶利钦时期采取的一些重要政策，都是围绕摧垮旧体制和巩固权力而进行的。
作者观点鲜明，提出了许多新看法和新见解。作者提出，在评价苏联经济建设成效的问题时，不能只从发展速度、重工业的发展和军事实力的增强来看，应该有更宽广的视角，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不能持久，苏联长期坚持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苏联经济结构严重畸形，苏联经济的封闭性，苏联的经济政策脱离人民需要――书中对造成这些问题的多方面原因的分析很有启发。
该书时间跨度长，涉及面广，理论层次深，实践内容丰富。这是国内第一部研究历史跨度长达90年的关于苏联、俄罗斯经济体制改革的论著，对于这一历史进程中苏联、俄罗斯制度变迁的梳理与分析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陆南泉教授独自完成这部难度相当大的《史论》，直观地展示出作者雄厚的理论功底和高超的科研驾驭能力。不仅如此，我作为同行读者，还深深地体味到作者对这一研究领域数十年如一日的学术追求和为此付出的巨大的辛苦和劳动。
作者遵循“论从史出”的原则，采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其论证与结论都是建立在扎实资料基础上的，令人信服。作者对苏联经济体制模式的形成、各个历史时期改革的特征及成因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评价。
责任编辑：初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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