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奇三不朽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钮先钟

　　假使有人问谁是西方历史中最成功的职业军人，我的答案毫无疑问就是德国的毛奇元帅（Ｆｉｅｌｄ－Ｍａｒｓｈａｌ Ｈｅｌｍｕｔｈ Ｖｏｎ Ｍｏｌｔｋｅ）。假使有人问谁是西方历史中最伟大的参谋总长，我的答案毫无疑问又是毛奇元帅。在此要略做一点解释：老毛奇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职业军人，而且也以职业军人终其身，这是他与许多古今名将不同的地方。有许多名将并非职业军人出身，又或身兼军政领袖―――其中有些是世袭的君主，例如亚历山大和腓特烈，有些是后来掌握政权，例如恺撒和拿破仑。纯粹为职业军人的名将中，毛奇要算是最成功的一位。
　　毛奇不仅是名将而且也可以算是福将，他除了早年不得志以外，一生事业都是一帆风顺，他每战必胜，从未打过败仗，这是任何其他名将所不及的。他不仅位极人臣，而且克享大年，所谓富贵寿考兼而有之，在我国历史上也许只有唐朝的郭子仪可以勉强与他相比，但是郭子仪的成就与处境又远不如他。
　　毛奇在事业方面最令人感到羡慕的是他乃开国元勋，不像许多其他的名将都只是撑持残局。他一生只有成功的经验而无失败的教训，此诚可谓异数。他与俾斯麦（Ｖｏｎ Ｂｉｓｍａｒｃｋ）和罗恩（ＶｏｎＲｏｏｎ）共同完成了德意志帝国的建国伟业，诚如威廉一世在大封功臣时所云：“你，陆军部长罗恩，曾经磨利了宝剑；你，毛奇将军，曾经使用它；而你，俾斯麦伯爵，曾经凭借政策的指导，使普鲁士达到了其最高顶点。”
　　若用我国历史来作一对比，则他们三人似乎很像汉初三杰萧何、张良、韩信―――不过所扮演的角色却不完全相同，这当然一部分也是由于时代背景的差异。罗恩与萧何相似，其工作大致是在后勤方面，张良比较接近俾斯麦，但不如俾斯麦那样重要，而且汉高祖与威廉一世也是两位不同类型的君主，前者长于谋略，短于用兵，后者则为一位纯粹的军人皇帝。至于毛奇所扮演的角色虽与韩信相似，但远超过其限度。韩信所负责的只是作战的指挥，但毛奇的最大成就却是在战争准备方面。
　　作为克劳塞维茨的信徒，毛奇深切了解机会与天才两种因素在战争中的交相为用。他固然也像克劳塞维茨一样，认为战争与商业颇为类似：兵力是投资，胜利则为利润，所以一切都应有精密合理的计算，但他又深知战争问题并非仅凭计算即可解决。毛奇虽主张指挥官对军事行动应有完全的决定权，但他又深知战争是政策的工具，也承认变化莫测的政治目标和环境，可能迫使军人随时准备改变战略。
　　虽然政策对战略的影响，使军事领袖经常面对着一种不确定因素，但毛奇又认为动员和最初的集中还是可以计算，因为那是在平时即可作充分准备的。他说：“军队原始集中时若犯错误，则在战役的全部过程中都很难改正。”所以平时即应作周密的考虑，以使部队对战争有适当准备，交通有适当组织。
　　但超过了这个阶段，战争也就变成了果敢与计算的结合。毛奇曾说：
　　当实际作战已经开始后，我方的意志不久就要遭遇到敌方的独立意志。诚然，假使我方有准备并决心采取主动，则可以限制敌人的意志；但除非凭借战术，换言之，也就是透过会战，否则仍不可能粉碎其意志。任何较大规模的会战都会带来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后果，而这也会造成一种新情况，并构成下一步新措施的基础。任何作战计划对超过第一次与敌方主力交手之后的情势，都不可能作精确的预测。所以指挥官在整个战役中，都将被迫根据不可预测的情况来作决定。在战争中的一切连续行动都并非预定计划的执行，而必然为随机应变的措施。因此，仅凭理论知识还不够，到此时，性格和心智的力量也就会表现无遗。
　　毛奇不认为战略是一种科学，有一定的原则可以遵循。他说：
　　战略是一种随机应变的系统，而不仅限于知识，它是知识对实际生活的应用。它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观念，随着不断改变的环境而发展。它是在最困难条件压迫之下的行动艺术。
　　因此，他非常重视指挥的组织。毛奇认为指挥必须统一，切忌一国三公的现象。战争不能用会议的方式来指导，参谋长只是指挥官的顾问。即便是恶劣的计划，如能彻底执行也还是胜于综合性的产品。在另一方面，即令是最好的计划也还是不能预测战争的摩擦，所以个别的战术决定必须在现场作成。毛奇认为对作战计划作刻板的执行，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对于有的指挥官，不分高低，都必须经常鼓励他们发挥主动精神。
　　毛奇认为上级对下级的命令是愈少愈好，愈简单愈好。换言之，统帅不应干扰战术性的安排。他甚至容许其部下擅自改变其作战计划，只要能获得重大的战术成功，即可将功折罪。他说：“只要战术能获胜利，则战略可以让步。”
　　以上所述仅为毛奇军事思想中比较重要的部分，至于其他部分或细节则无法全部细述。毛奇著作的数量非常的惊人，他虽然不像一般作者有完整的理论性著作，但他的思想散布在许多战史研究和备忘录中。
　　毛奇一生事业中最令人羡慕者是他在思想、计划、行动三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所以在古今战略家当中，他也许要算是最突出和最幸运的一位。自从１８５７年出任参谋总长以来，毛奇就一直在埋头作未来战争的准备，但他所考虑的问题并非以纯军事为限。他精通大战略，所以一切的计划和行动能与俾斯麦的政策相配合。
　　他在１８６０年曾对普奥战争的展望提出一项备忘录。英国的富勒将军认为那是代表逻辑推理的杰作。由于原文太长，在此只能简述其要点如下：
　　一、普奥战争将影响所有欧洲国家。若某一方面能获相当成功，则将会结束日耳曼的现有分裂情况，并在欧洲中央建立一个统一国家，其权力和势力将优于其任何邻国，或至少与其相等。
　　二、在大国之中，英国在欧陆上最需要强大的同盟国，而最能配合其利益者即为统一的德国，因为后者永远不可能要求制海权。不过英国也可能想维持旧秩序而反对欧洲的政治重划，于是它又可能与德国为敌。
　　三、法国最不希望有一个人口七千万的德意志帝国出现。但就眼前而言，它却可能希望从这场战争获致最大的利益―――兼并比利时、荷兰等地区。如果战争旷日持久，普鲁士主力被陷在战场中，则法国势力必会乘机而动。
　　四、俄国为了想夺取君士坦丁堡，可能帮助普鲁士，但此种援助又有二害：一是太慢；二是太强。太慢将赶不上时机，太强将产生喧宾夺主的后果，反而使俄国坐享其成。
　　所以毛奇的结论是必须完全不赖外援，速战速决，并使欧洲秩序不受重大破坏，然后胜乃可全。他的这种战略思考代表高度的智慧，与俾斯麦的外交运用也配合得恰到好处，所以普鲁士的确是“胜兵先胜而后求战”。
　　１８６６年的普奥战争，对毛奇的将道才是第一次真正的考验，而且也是其毕生事业中的最大考验。当时的奥军被誉为欧洲最佳陆军之一，其兵员是服役七年的老兵，骑兵受过高度训练。双方兵力大致相等，而毛奇所要克服的地理和政治问题远较困难，但他仍能在六个星期之内赢得决定性胜利。
　　最初，威廉一世不想开战，尽管俾斯麦终于还是把他推入了战争。在这个阶段战略问题变得非常微妙，实际上，普军的动员是远在奥军之后。毛奇一方面支持俾斯麦，力劝国王早下决心，另一方面又能尽量使政治问题不受军事措施的干扰―――这与其宝贝侄儿小毛奇恰好成一强烈对比，小毛奇在１９１４年曾报告威廉二世说，参谋本部的战略计划不能修改，于是也就剥夺了政府的行动自由。
　　关于普奥战争的详情无法细述，不过毛奇之所以能大获全胜，主因不外下述两点：
　　一、毛奇利用近代交通工具，提高军队的行动速度，所以能后人发而先人至，换言之，他证明了时间可以征服空间，并粉碎“内线”的神话。
　　二、普军后膛枪的火力产生了极大的杀伤力，使奥军士气为之崩溃。在沙多华会战时，虽然奥军享有三比二的优势，而且大致还是采取防御态势，但其死伤数字反为普军的一倍。
　　关于这两点，毛奇本人曾有精辟的论断：
　　仅当保有足够的空间时，才可以说内线具有毫无疑问的优点，如果空间已经缩小，则内线不特不能收各个击破之效，反而会受到包围，于是战略之利将变成战术之害。
　　不过这又并非表示毛奇绝对赞成外线而反对内线，实际上，他在普法战争中对于两种观念都曾作成功的运用。毛奇战略的特点就是有充分的弹性，合于“兵形象水”的原理。
　　不过对于这两次战争又有一项争论值得提出，那就是毛奇的指挥方式。有人认为毛奇简直没有指挥而是听任其部下各自为战；有人认为毛奇当时的处境是特殊而困难，所以不得不如此。有人认为他利用参谋本部系统来控制全局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手段，但也有人认为他使指挥官的权柄被削弱，并造成一种恶例，１９１４年的韩池事件就是其后果。这些议论可以说是见仁见智，而且也都言之成理。
　　不过从毛奇的著作中去寻求证据，可以发现他非常重视指挥官的才能，而参谋本部系统则只被视为一种辅助工具。至于实际情形与理论发生差异，那也是事理之常，似乎不应因此而有所苛责。反而言之，德意志参谋本部的创立固然应归功于沙恩霍斯特和赖希劳，但使此种制度发扬光大，并成为全世界楷模者又还是毛奇。到今天，世界各国只要有参谋本部制度存在，则无不奉毛奇为大宗师。仅凭这一点，他也就取得了历史上的不朽地位。
　　（李萌摘自《战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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