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域中的集体行动机制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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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根据集体行动的逻辑，集体行动是供给集体物品的行为，共同利益并非志愿合作的充分条件，搭便车将导致“志愿失灵”。而社会资本理论指出，集团成员的决策并非成本收益计算的经济过程，而是受非经济激励影响的社会过程，社会网络将为集体行动创造条件。
　　关键词　社会资本；集体行动；志愿失灵；激励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2008)06－0094－04
　　
　　二十世纪后半叶，社会科学领域发生了一场方法论革命。公共选择理论将理性人假设从市场领域推广至政治领域，认为政治家、官僚也是理性人，必须严格限制政府的干预范围。发挥市场的自愿交易功能。在此基础上，集体行动理论将理性人假设进一步从政治领域推广至社会领域，认为个人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不同领域都将根据理性的原则采取行动。集体行动理论指出，由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集团并不会像个人追求私人目标那样追求集体目标，搭便车将导致“志愿失灵”，从而为组织干预提供了合理性。围绕集体行动理论出现了各种批评意见，其中，社会资本理论比较富有启发性，它强调长期互动关系和非经济激励对集体行动机制的影响。
　　
　　一、集体行动困境的搭便车机理
　　
　　集体行动是相对于个人行动而言的，它一般被解释为多人同时采取某种行为。在对集体行动逻辑的论述中，奥尔森赋予集体行动以特定的含义，它是指在由个人组成的集团中任何供给集体物品的行为翻。只有在涉及公共问题或群体事务时，集体行动才不可或缺，集体行动是人们为了增进共同利益而采取的集体选择活动。
　　集体行动理论之所以能够对志愿主义提出挑战，主要是因为它使用了理性人假设，引入了集体物品的概念。理性人并不是对现实世界中个人行为经验特征的描述，它仅在“逻辑一致性”的意义上是“正确”的。根据理性选择理论，“理性人仅仅指这样一种人，他们在自己知识的限度内，运用每单位有价值的产出的最少的稀缺资源投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理性人模型具有重要的工具性价值，观察者藉此能够以统一的人性观研究个人在不同环境中的决策行为。集体物品(collective goods)是指“任何物品，如果一个集团x1，…，xi…，xn中的任何个人xi能够消费它，它就不能不被那一集团中的其他人所消费”。集体物品近似于经济学家使用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由于公共物品暗示公共部门提供的物品，这和事实不完全相符，“个人、私人集团以及组织也提供‘公共物品”一。所以，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理论的研究中使用的概念是集体物品而非公共物品。一方面。集体行动被解释为供给非排他性集体物品的行为，另一方面，参与集体行动的集团成员被设定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从这两个命题中必然推导出集体行动将伴随搭便车的结论，集团无法在理想的水平上自愿供给集体物品。
　　集体行动理论引入集团规模这个关键变量来分析搭便车的机理。它从集团成员个人以及集团成员间关系两个维度批判志愿主义：个人参与集体行动的激励随集团规模的扩大而减弱：集体行动的组织成本随集团规模的扩大而增加。首先，集团行为取决于集团成员的行为，集体行动理论从个人激励的角度考察集团规模和集体物品供给之间的关系。奥尔森以个人拥有“集团收益的份额”分析成员是否参与集体行动。集团规模越大，集体行动参与者拥有的收益份额就越小，就越难以弥补个人为独立供给集体物品而支付的成本，所以个人参与集体行动的激励随集团规模的扩大而减弱。其次，集体行动需要支付两种形式的成本，一种是“直接资源成本”，另一种是“组织成本”。直接资源成本是提供集体物品的生产成本；组织成本是协调人际行为所支付的交易成本。在小集团中，单个成员能够获得总收益中很大的份额，所以个人具有单方面供给集体物品的激励。而在大集团中，成员独立供给集体物品的净收益为负数，除非存在外部组织，任何人都不会单方面供给集体物品。大集团集体行动不仅受资源成本的约束，而且受组织成本的约束。随着集团规模的增加，需要协调的环节趋于增多，组织成员采取集体行动的成本也趋于上升。大集团集体行动不仅受成员激励不足之害(个人收益份额过小)，而且受组织成本过大之苦(协调环节过多)。这二者相互结合，将导致个人志愿参与集体行动的结果无法出现。成功采取集体行动的关键在于，在强化个人参与集体行动激励的同时，降低组织成本。为了使大集团摆脱集体行动的困境，必须创建正式组织，并由其实施针对成员个体的选择性激励。
　　
　　二、社会资本理论对集体行动理论的发展
　　
　　集体行动理论的提出，促使人们认识到个人理性并非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搭便车将瓦解人们的志愿合作。围绕搭便车假说出现了一种研究趋势，即通过试验验证集体行动理论的具体判断，进而通过方法论的调整，解析集体行动理论的逻辑困境。马维尔和阿莫斯在集体物品供给试验中发现，群体互动中并未出现普遍的搭便车现象，“诸如公平等规范(norm)因素强烈地影响了个人的经济决策”。结果表明，人们并非成本一收益计算的理性机器，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社会化的熏陶，这影响了在集体行动过程中采取合作还是选择搭便车。在拥有合作规范的集团中，大多数成员将排斥搭便车者。因为“免费搭车者破坏了平等的标准”。只要集团成员能够预期其他人采取合作，即使不存在选择性激励，他们也会自愿供给集体物品。集团能否采取集体行动的问题，就转化成集团内部是否存在充分的信任关系问题。社会资本理论通过对信任、社会网络等问题开展的卓有成效的研究，为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提供了启示。
　　社会资本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它最初由社会学家提出，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引起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关注。根据帕特南的定义，“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社会资本是相对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而言的，它强调公民社会内部的信任关系对人们行动能力的影响。物质资本表现为有形的物质形态。人力资本表现为无形的知识技能，而社会资本表现为人际信任、互惠规范和社会网络。普遍的互惠是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遵循了这一规范的共同体，可以更有效地约束投机行为，解决集体行动问题。
　　社会资本理论对集体行动理论的发展，首先在于它采用了不同于理性人假设的社会学方法。奥尔森方法论中的理性人实质上是“低度社会化的人”，理性人主要为经济利益所激励，缺乏物质要求之外的社会性需求。集体行动理论以理性人假设作为研究的起点，“但它恰恰省略了最为重要的、无时无地不在的社会关系”。在集团内部，人们之间除了经济上的交换之外，还可能形成各种非经济关系网络，这为对集团成员行为进行理性分析设置了障碍。社

会资本理论正是在集体行动理论强调“理性人”的地方恢复了“社会人”的位置，重申了社会关系对群体合作的影响。个人的经济决策事实上嵌入在社会网络中，个人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并非成本收益计算的经济过程，而是受非经济激励影响的社会过程。
　　第二，集体行动理论呈现出静态分析的特征，它没有考虑时间序列对集体行动的积极影响。社会资本理论则指出。人际互动的历史记录对集体行动具有重要影响，人们继承的社会资本能够促进自愿合作。人们最初选择合作可能是出于成本收益的计算，但在群体交往中能够产生互惠规范，并借助社会化的方式实现代际传递。规范是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它使人们在合作过程中具有双重激励，“每个人在自己和他人对规范的服从中具有利益关系”。规范的力量在于其无形性，即使它不被人们充分理解，也能够对个人产生强制作用。
　　第三，集体行动理论在分析中假定集团成员具有完全理性，对所有人的行为选择和集体物品的生产函数拥有充分的信息。而社会资本理论则明确指出个人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人们受知识稀缺的限制。为了实现群体协作，人们需要借助惯例、互惠信任提供信息。互惠的共识不仅满足了人们的情感需要，还为采取集体行动提供了“初始的社会资本”。
　　第四，集体行动理论认为大集团必须通过外在的代理者实施选择性激励才能摆脱困境，而社会资本理论指出，集体行动不必借助第三方的强制执行，依靠集团内部的协商论坛、社会企业家和信任网络的协助就可以实现自主治理。社会规范并不需要集中的代理机构加以实施。它通过多中心的惩罚或奖励机制强化了自身的权威。并为集团成员内化为个人信念。社会资本通过传递集团成员具有合作意向的信息，约束狭隘的利己行为、简化签署协议的过程、节约社会成本。
　　第五，集体行动理论虽然认识到个体激励不足和协调环节过多是大集团集体行动的不利条件，但它论述的重点是改变个体的激励结构而非降低集体行动的组织成本。所以，集体行动理论在认为选择性激励具有组织动员效能的同时，并未充分论述因实施选择性激励而支付的组织成本对集体行动的消极影响。在这个意义上，集体行动理论并未足够重视交易成本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社会资本概念的引入。在指出集体行动必然伴随交易成本的同时，促使人们认识到互惠网络对于降低交易成本的重大意义。
　　第六，集体行动理论在缺乏政治制度背景的条件下抽象地论述集团规模的消极影响，而社会资本理论认为。有限的政治干预可以打破集体行动困境的恶性循环。政府介入并非取代群体成员之间的自我组织，而是为自主治理创造条件。合理的政治干预能够为集团合作提供稳定的预期，有助于培育社会资本。小集团积累的社会资本具有“溢出效应”，它能够在大群体中扩展传播。集体行动并非简单的利益得失计算过程，它是制度资本自然增长的过程，曾经陷入群体困境的集团成员能够自主渐进地过渡到有序的集体行动。
　　
　　三、社会资本理论的局限
　　
　　对集体行动理论的批评主要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拓展了奥尔森提出但并未详述的理论内容；另一种是使用了不同于奥尔森的方法论，进而得出了和集体行动的逻辑相反的结论。这两种类型的批评在社会资本理论中都有所体现。社会资本理论为解决集体行动问题提供了替代性解释，它使人们的注意力从抽象的理性人转向具体的社会关系。由于社会资本理论在回避理性人假设的条件下批判集体行动理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集体行动理论的补充和完善，而非颠覆性的否定。
　　社会资本理论试图通过利用社会中已经存在的信任、规范和网络解决集体行动困境，但它并不能解释社会资本产生的具体过程。在自我再生产方面。社会资本的积累仍旧难以摆脱集体行动的困境。在特定的群体中，社会资本是具有非排他性的集体物品。投资社会资本也是一项特殊的集体行动，它带来的大部分收益将被其他人分享，投资的过程同样会遭受搭便车的困扰。所以，即使那些提出社会资本理论的学者对投资社会资本的行为也不乐观，认为社会资本是人类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副产品”。
　　社会资本理论不同于集体行动理论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有较强的历史感，强调社会演化对社会资本的积累作用。但在社会资本理论中。存在着可辩驳的论断，即社会资本能够在时间进程中出现，并最终在空间范围内传播。社会资本的积累是有条件的，在缺乏稳定的活动边界和支持性制度安排的情景下。不信任也会自我复制，社会资本存在“阴暗性的一面”。
　　社会资本并不能彻底解决集体行动问题，但它启发了人们全面地认识集体行动的动力。比如，物质资本因使用而消耗，而社会资本则是因为闲置不用而消逝。人们越是依赖相互间的信任，就越能够产生更多的信任。再如，社会资本理论并不否认小集团具有集体行动的优势，小集团中更容易产生互惠规范和相互信任。小集团易于采取集体行动，这未必源于集团成员难以采取搭便车，它还和集团成员更愿意投资社会资本有关。
　　
　　四、结论
　　
　　从集体行动理论到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中。人们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的研究模式：一种模式使用理性人假设和方法论个人主义，主张使用经济学方法研究集体行动；另一种模式使用社会人假设和方法论集体主义，主张使用社会学方法研究集体行动。经济学模式将个人从身处其间的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认为搭便车导致了集体行动的困境。而社会学模式突出社会关系对个人选择的影响，认为社会规范制约着个人的搭便车动机。奥尔森曾经区分了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理想社会图景：经济学的理想社会由理性的个人组成，他们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而在社会学的理想社会中，人们珍视共同的价值和规范，追求组织团结最大化。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理想社会的设计中，可以发现他们各自所倾向使用的研究方法，前者突出人的自利性，而后者突出人的社会性。围绕集体行动的研究，国外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相互借鉴对方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同学科方法的融合已经成为研究集体行动问题的主流趋势。
　　
　　责任编辑　陈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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