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AR法则逻辑下的海洋捕捞零增长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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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孔凡振
摘 要：一项政策的实施评价既需依赖于实践的证明，又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借助于STAR法则的逻辑思路，针对海洋捕捞零增长政策进行背景、目标、措施及效果分析，力求得到客观真实的海洋捕捞零增长政策的实施状况，以期为更多海洋渔业政策的实施提供可靠参考。
关键词：STAR法则;海洋捕捞零增长政策;政策分析
中图分类号：D92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31-0028-03
一项政策的成功与否有赖于实践的证明，同时有待于众多学者的检验。海洋捕捞零增长政策自1999年正式实施以来，至今已有二十余年，这期间该政策实施所带来的短期成效显著，长远来看仍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也存在许多值得完善和思考的地方。本文从管理学结构化面试中获得灵感，根据STAR法则的逻辑思路展开，通过对海洋捕捞零增长政策的背景、目标、措施等进行相关分析，得出海洋捕捞零增长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价，这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海洋捕捞零增长政策，也为其他相关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了重要参考。
一、STAR法则下的逻辑思路
所谓STAR法则，其实是一个缩略词，即情景（Situation）、任务（Task）、行动（Action）和结果（Result）四个英文表达的单词首字母组合（关于STAP原则，百度百科）。STAR法则是在结构化面试中常用的一种工具，是管理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具体来看，S指situation，即情景。在结构化面试中，它能够提供一个相关的背景状况，也为面试者进一步的考评提供了准备。T指task，即任务。在给定情景下，赋予理想化的目标任务与目标角色，这考察了职位与目标是否相匹配的问题。A指Action，即行动，这是这一原则的关键所在。通过考察具体操作及完成任务的过程，关注目标任务与实际任务的完成情况，并找出相关问题。R指Result，即结果，在预先假定条件及实际完成后，得到最终的评价效果。
在这个过程中，STAR法则的逻辑思路非常值得关注。具体看，情景、任务、行动、结果四个步骤，紧密联系又蕴含逻辑，先给定一个情景，后假定理想化目标，再执行具体措施，最后进行效果评价。这本质上就是一个连贯有序的逻辑分析过程。笔者从这一过程中得到灵感，尝试将STAR法则的逻辑思路运用到对海洋捕捞零增长政策的分析中，对海洋捕捞零增长政策进行系统性分析。
二、STAR法则逻辑思路下的海洋捕捞零增长政策分析
沿着STAR法则的逻辑思路，根据其包含的情景、任务、行动、结果四步骤，结合海洋捕捞零增长政策的实际状况，我们主要从政策背景、政策目标、具体举措、效果评价方面来分析。
（一）政策背景分析
农林牧副渔，渔业排第五。改革开放前，从数据上来看，渔业总产值仅占农业总产值的2%，渔业经济对农业经济的贡献无足轻重，且当时全国人均水产占有量仅为4.8公斤。一方面，这是长期以来“重陆轻海”传统观念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这也是特定历史发展背景下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发展理念的转变和国家政策的推动，我国渔业产业迎来快速发展时期。尤其是198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放宽政策、加速发展水产业的指示》下发后，渔业价格最早得以放开，在市场供求主导下，渔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水产品产量多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1]。
随着渔船数量的激增，捕捞能力的扩大，海洋渔业资源被过度利用，这对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带来了巨大壓力。20世纪70年代后期渔业资源衰减，黄渤海首先告急，东海紧随其后，带鱼、黄鱼等传统经济鱼类数量大幅减少，南海渔业资源也出现衰退形势。比如大黄鱼，在五六十年代，年均产量在10万吨以上，然而到了80年代末却不足2万吨。同时，渔获物个体日趋小型化、低龄化，海洋渔业资源质量急剧下降。
为了加强海洋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国家制定并实施了针对一系列海洋资源的政策方针。从1979年开始，国家把养殖业确定为水产品生产的重点，国家开始重视水产养殖产业的发展。在1985年确立“以养殖为主”的发展方针，更是加快了水产品产业的发展。养殖区域也在不断扩大并向内陆发展延伸，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沿海养殖区域，这使得水产品养殖产量也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国家注意到了远洋捕捞产业的发展，在1985年3月份，我国组建了第一支远洋渔业船队并开赴西非海域生产作业，这极大地促进了我国远洋捕捞产业的发展[2]。在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为海洋捕捞零增长政策提供支持的同时，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实施也为海洋捕捞零增长政策提供了保障。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制定实施，其后历经数次完善，为渔业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水产品生产养殖、渔民合法权益保障等方面，奠定了法律法规基础。1987年推行实施的渔船“双控”制度，通过对渔船数量和渔船功率实行控制，一定程度上减小了渔业捕捞压力。1992年扩大禁渔区线，增加了海洋渔业资源的保护区域。从1995年开始，我国东海、黄海、渤海海域第一次实现了全面伏季休渔，1999年伏季休渔政策更是延伸到了南海部分海域（见下图）。
（二）政策目标分析
1999年正式实施海洋捕捞零增长政策，随后在2000年提出海洋捕捞负增长政策，提出要保持全国海洋捕捞总产量水平不增加[3]。宏观目标是要加大海洋捕捞控制力度，逐步压缩海洋捕捞强度，促进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还要转变管理理念，弱化捕捞产量概念，要注重水产品质量、高端经济水产品发展，注重从数量向质量和效益的提升转变。如今看来，海洋捕捞零增长政策的实施深度契合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国家战略，加快渔业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推进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渔业产业朝着更加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
具体的任务指标是：1999年国内海洋捕捞产量相对于1998年不再增加，国内海洋捕捞产量保持在1 496.68万吨左右;2000年起进一步深化海洋捕捞零增长政策，在不增加的基础上争取实现负增长，争取低于1999年国内海洋捕捞产量的1 496.68万吨[4]。 （三）具体措施分析
一项政策的执行，需要多种具体手段的配合，并且每项政策都不是独立存在的，需要彼此紧密配合，最终达到一个相对有效的实施效果。
1.控制近海及内陆水域的捕捞强度。建立渔船报废制度，原则上停止新增从事国内捕捞生产的渔船，渔船的更新改造要控制在相应的捕捞强度指标内[5]。配合渔船“双控”政策，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规划方案，比如说具体减少多少捕捞渔船数和功率，如何逐步压缩海洋捕捞强度等等。
2.鼓励发展远洋渔业，尤其是大洋性远洋渔业生产[4]。为了减轻近海渔业资源压力，国家积极鼓励有外海作业能力的企业参与到远洋渔业生产，努力开发利用远洋渔业生产新动能，不断壮大远洋渔业生产队伍。与此同时，国家给予远洋渔业相应的税收优惠，比如说对自捕产品免除关税、进口增值税等税收，对有关渔需物资给予一定的价格优惠等等。
3.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创新是促进发展的原动力。强调要加快渔业科技创新和创新技术推广建设，开发绿色环保无害渔具渔法和渔船节能技术;推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渔业生产，推广新型节能渔船;创新渔业捕捞许可制度，切实控制渔业捕捞强度;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海洋捕捞配额加限额管理的有效管理方法。
4.完善伏季休渔制度。加强不同海域的伏季休渔的综合管理，逐步统一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伏季休渔日期，同时实行长江禁渔制度，加强淡水渔业资源的养护与管理。统一伏季休渔日期，适当延长禁渔期限，在便于监督管理的同时，也使海洋渔业资源进一步得到恢复。此后，仍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实施状况，不断调整完善禁渔区和禁渔期，使伏季休渔政策更加科学合理。
5.捕捞渔民转产转业。配合2002年我国开始实行的捕捞渔民转产转业政策，积极引导捕捞渔民转产转业，鼓励捕捞渔民向水产养殖业、休闲渔业等二、三产业以及其他非渔产业转移。同时有关部门要做好生活困难渔民的救济帮扶工作，符合农村低保条件的渔民家庭应及时纳入农村低保范围，并通过加大社会救济力度来解决问题，免除渔民转产转业的后顾之忧。
（四）效果评价分析
如今看来，海洋捕捞零增长政策自实施以来取得了一定成效，从1999年始，我国海洋捕捞总产量连续五年减少。从统计数据上来看，1999年全国海洋捕捞产量较1998年仅增加了0.95万吨，增长仅为0.06%，基本实现了“零增长”目标[4]。从长期阶段看，我国海洋捕捞产量呈现下落趋势，近十年来我国海洋捕捞的年产量都没再超过1999年的1 497.63万吨，基本达到了控制海洋捕捞力度、压缩海洋捕捞强度的阶段目标。
海洋捕捞产量不断下降的同时，海洋捕捞产值却在逐年增加。2003年我国开始统计海洋捕捞产值指标，按照当年物价计算的海洋捕捞产值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这既与弱化捕捞产量的指标相一致，也与渔业经济客观运行规律相符合。
另外，加快渔业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推进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也基本实现。养殖业与捕捞业的比重日趋合理，对原来依赖于海洋捕捞的第一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现如今渔业二、三产业产值的贡献有了明显提升，休闲渔业、绿色渔业及海钓产业的发展，成为海洋渔业现代发展的新形式。
三、讨论与总结
在STAR法则的逻辑思路下，笔者对海洋捕捞零增长政策进行简单分析，得出实施效果卓有成效的评价，基本达到了目标要求。但是，海洋捕捞零增长政策仍有许多待完善的地方。比如，配合实施的渔船“双控”政策取得的效果有限，并未完全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伏季休渔政策需要进一步调整，伏季休渔政策对海洋渔业资源的保护作用正在减弱等等。
海洋捕捞零增长政策仍需要时间的进一步检验。在“走向深蓝”“创新驱动”等国家战略背景下，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变得更加重要。
参考文献：
[1] 卢昌彩，赵景辉.东海伏季休渔制度回顾与展望[J].渔业信息与战略，2015，（3）：168-174.
[2] 刘志东，冯春雷，陈雪忠，王威，李志恒，刘勤，刘健，马庆保，黄洪亮.中国远洋渔业的机遇与挑战[J].安徽农业科学，2014，（24）：8474-8476.
[3] 李元刚，徐忠.我国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评价——基于广义灰色关联度分析[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6，（7）：37-40.
[4] 楊坚.捕捞“零增长”：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先声[EB/OL].渔业新资源，2019-10-11.
[5] 刘大安.海洋捕捞—海洋发展情况[K].中国海洋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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