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非均衡发展理论的区域协调内涵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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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唐 松
摘要: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非常强的非均衡依赖性,或者说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是一种客观存在。区域协调的本质是在产业关联紧密的基础上,通过区域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区域经济有序发展,达到市场机会公平的过程。非均衡发展一般受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市场作用和政府干预三种力量的影响。无论非均衡发展效应的好坏是三者综合作用的结果还是哪一方面的作用,任何忽视区域协调内涵问题,而直接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措施,最终可能导致更坏的结果出现。
关键词: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区域协调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一五”规划2007年度项目(07205)。
作者简介:唐松(1980-),男,云南大理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金融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协调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1-0070-03 收稿日期:2007-11-22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区域协调的内涵,目前还没有统一且明确的描述,诸多有关区域经济研究的文献把“区域协调”与“缩小地区间差距”、“可持续发展”、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概念等同起来。笔者认为不妥。首先,地区间差距是在任何区域经济增长阶段都存在的客观事实,是区域发展的规律所在,是工业化以及城市化战略实施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客观后果。试图从减小地区差距人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显然是误入歧途了(吴殿廷、等,2006)。为此,区域协调内涵的界定,必须要跳出“经济不平衡就是不协调”的怪圈,不能简单地把区域协调与缩小地区差距等同起来。其次,从区域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逻辑关系来看,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且二者存在包络关系,但却非同一概念。区域协调必然是发展可持续的,但可持续发展却不必然是协调的(袁旭梅、韩文秀,1998)。
区域经济一体化所考虑的是整体经济效率而不是区域(区际)公平,而区域协调强调的是区域(区际)公平(安虎森和蒋涛,2006),即市场机会的公平。垄断以及政府干预都会导致市场机会不公平,但区域经济一体化往往由政府主导推动,其结果往往有违初衷,难以改善欠发达地区的窘况,且与区域协调的市场机会公平目标背道而驰。因此,“区域协调”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不能等同。
在古典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理论分析框架中,区域经济通过区域内部资本累积和区域间生产要素流动,最终会自动趋向均衡。但该假说的条件约束非常严格,且诸如(1)区域间要素自由流动,运输费用为零;(2)区域经济同质化、生产要素可以无边际替代、同一的固定比例规模收益的生产函数等等约束条件,与现实严重背离。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存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行政割据现象,一方面从空间上表现为(1)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之间的分割;(2)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分割。城乡之间、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之间各自沿着独立循环路径自我发展。另一方面从资源上表现为资本市场分割、技术市场分割、产业链分割,甚至人力资源流动阻隔等。在区域经济行政割据的现实背景中,经济要素不能自由流通,致使理想的区域经济的自动均衡通道难以形成,均衡状态也难以实现。因此,对于区域协调内涵问题的理解,应该舍弃按传统的均衡思维模式。
二、产业关联性与“集中的分散化效应”
在区域经济活动过程中,各地区产业都需要其他地区产业为自己提供一定的产出,以作为本地区产业的中间要素投入。与此同时,也将自身的产出作为一种要素输出,满足其他地区产业对中间要素的需求。区域产业间以各种投入和产出为联系纽带的经济联系就构成产业关联。各个地区产业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了整个区域经济的有机整体。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可能仅仅通过加快某地区产业的发展来实现,而是通过相关地区产业的协调发展来实现的,这中不同地区问的协调发展性,使得区域经济发展必然存在着产业关联性,所以,区域协调内涵的核心之一就是产业关联,这是区域协调的基础条件。
(一)关联性:增长极理论的核心
佩鲁(Perroux,1957)的增长极理论认为,增长极是一种推进型优势经济单位,具有规模大、增长快、创新能力强以及与其他产业部门的投入――产出联系密切的特点,它围绕推动型工业部门来组织有活力的高度联合的产业群,并通过对自身快速增长的乘数效应,推动其他产业部门的增长。因此,增长并非全部经济部门的同步增长,而是以不同强度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最终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推动经济整体发展(陈秀山、张可云,2003)。拉塞(1973)和布代维尔(1966)拓展了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并把产业部门关系扩展到地理空间中,强调增长极的空间特征,提出了增长极的空间含义。
(二)产业关联性与增长极溢出效应的变化
无论是佩鲁(1957)的部门关系还是布代维尔(1959)的空间关系,其所关注的都是增长极的结构问题,其核心在于产业部门或者地域空间上关联效应。产业关联度越大,产业间的正关联效应越强。当这种正的关联效应达到一定程度时,就累积成为集中的分散化效应。基于产业部门之间的关联传导,产业部门(工厂与厂商)所在的地理区位之间也由此产生关联,即区域之间的空间关联,并导致集中的分散化效应发挥作用。因此,区域的关联性是依附在产业间的关联性的基础上的。
增长极理论中的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统称为溢出效应。当扩散效应大于极化效应,则溢出效应为正。从空间关联来讲,增长极的经济增长就能够带动具有关联性的区域经济的增长乃至发展;反之,增长极的增长对于周边地区经济发展不利。区域协作实际上就是对区域内产业间的关联性的利用,而区域协作过程就是产业问分工协作的过程,分工越细,产业问关联性就越强,区域协调后果越明显。上述产生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基础上的存在产业关联时的增长极的溢出效应的理论假说,在现实运用到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区域发展战略规划中时,却产生了迥异后果。中国经济运行的二元结构以及地区差异的扩大,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上述形成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基础上的存在产业关联时的增长极的溢出效应的理论假说,在现实运用到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的区域发展战略规划中时,却产生了迥异后果。从西欧、北美传播到拉丁美洲东南亚各国,其效果差异显著;而中国经济运行的二元结构以及地区差异的扩大,更是一个典型案例。之所以出现现实与理论的背离,一方面是因为各地区在经济体制等初始条件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原因就是对区域协调的深层本质的忽略问题。区域协调战略的实施需要具有初始条件约束,而新兴市场国家以及转型经济国家往往过分追求区际问的均衡发展目标,超越区域协调的本质,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其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对于中国而言,
由于产业趋同现象严重,欠发达地区的产业专门化率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不足,行政垄断有余,并且各区域在策略上重视培育某个区域增长极的战略实施,而忽视了增长极培育的前提条件,即整个区域产业间的关联性问题,或者说产业结构协调问题。任何忽略产业间关联的区域协调本质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都可能遭致产业失衡结果。
三、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与区域间关联效应的变换
区域经济形成的主要意义在于,根据区域内经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通过对区域内经济要素的有效组合与合理配置形成自己的优势产业,以带动区域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经济要素由于区域之间禀赋差异和价格等原因,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总是遵循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向优势区位流动,从而形成了要素在区域内部以及区域之间的集聚和扩散运动,既区域要素流动。这种经济要素的流动有利于要素在区域内实现优化配置,提高要素利用效率,实现区域生产要素在产业问和地域空间的最优组合,保持区域各要素效率的不断提高。区域要素组合效率提高的根本就是区域要素的优化配置,而配置的基础是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可见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区域协调内涵主要构成。
针对增长极理论,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Myrdal,1991)运用动态的非均衡分析和结构主义分析方法,提出了循环累积因果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不是同时发生和均匀扩散的,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在最初契机的推动下会首先启动经济增长,并由此在经济增长进程中博得早期优势或者说初始优势,并相对于其他区域而言实现超前发展。集聚经济的存在,使得优势区域会因市场作用而持续累积地加速增长,并在条件满足时产生“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区域间的资本流动和区际贸易会强化区际发展差距,但聚集优势和发达区域内需求的增长都能够提高人们对未来的收益预期,并由此导致投资增加。投资增加再次提高区域内的需求,由此往复循环,推动经济增长。而规模经济效应的存在,更是促进了这种往复循环。在繁荣区域内需求的资本不能得到满足时,优势区域会产生虹吸,从停滞区域虹吸资本,这会进一步导致停滞区域的资本短缺,致使停滞区域经济进一步衰退(陈秀山、张可云,2003)。区域间相互作用的纯效应是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合效应。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可能相互抵消,达到暂时平衡,但回流效应总是远大于扩散效应。换言之,独立的市场力量的作用后果是趋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距(陈秀山、石碧华,2000)。
基于缪尔达尔(G・Myrdal)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在不发达国家或者欠发达区域的经济中,客观存在的“地理上二元经济”可能因为回流效应大于扩散效应而遭致强化。但由于施加在区域经济关联性上的各种非市场力量,包括政府引导力、市场导向力以及社区居民偏好等等,其作用方向以及作用强度迥异,那么假定施以各种非市场作用力的刺激,能否改变自由流动的经济要素对区域间的“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的最终效果发生逆转呢?也就是说,外部作用力在不改变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的前提下,能否变换单纯市场力对于区域间效应,并最终使得“扩散效应”大于“回流效应”呢?
赫希曼(A・O・Hirsch man,1991)则把非均衡看作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最现实的存在方式。他认为,经济发展不会在各处同时出现,单一旦它在某一点出现,强大的经济增长力将在这最初出发点周围形成空间集聚。因为增长点或增长极的增长动力来自于核心企业家善于发挥聚集经济的优势和“动态增长气氛”,因此,一个或几个区域中心的经济增长的积累与集中是必然的,但在一部分区域的经济增长会变为促进其他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赫希曼用“渗透效应”和“极化效应”来描述一种机制的存在,这种机制使得一个中心区域的经济增长对相邻区域形成积极的推动,把发展的刺激在空间上向外扩散。从长期来看,地理渗透效应将足以减少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当然,在赫希曼非均衡增长的理论中,经济要素自由流动基础上的非市场力量的参与,包括政府的积极干预等,将在渗透效应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干预行为对区域间效应的刺激效果,也只有在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的基础上才能显现出来。
威廉姆逊(Williamason,1965)在对24个国家统计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人均增长与地区差异间的“倒U型”,从而也证明了赫希曼的渗透效应会大于极化效应的观点(陈秀山、石碧华,2000)。而渗透效应大于极化效应这种区域关联后果的客观存在,为非均衡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撑。非均衡发展战略的目的就是首先推动基础好的区域首先发展起来,然后切实利用渗透效应推动后发展地区的发展,从而实现相对均衡的经济协调增长。非均衡发展只是达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一项战略步骤。在之中,区域协调内涵着的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本质在非均衡发展理论中,对于区域间渗透效应的存在发挥着基础作用因此,解决好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这个基础问题,非均衡发展的战略实施对于区域间关联效应的刺激效果,才能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体现出来。
四、倒U型模型与市场机会公平
公平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分配是以起点公平、机会公平及过程公平为基础和前提的,否则,分配就将是缺乏效率的,或者将是不可持续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转型实践及工业化发展实践都印证了这一点。因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区域协调最终追寻的目标很大程度是协调市场机会的公平。
威廉姆森(williamason,1965)的“倒U型”理论揭示了经济增长与区域发展不平衡之间的依存关系,但笔者认为,在这样的一个“依存关系”中,还隐含着另外一对关系,那就是“倒U模型”曲线的形成与市场机会公平之间的依存关系。
在对横断面数据分析结果的比较过程中,威廉姆森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即区域间的不平衡程度较小的国家(区域)都是发达国家(区域),而在发达国家区域差异缩小的过程中,政府行为是弱化的,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市场作用发挥主导作用,而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市场作用力重,内含着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后果,既市场机会公平。回顾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我们会发现,缪尔达尔布可能得出“倒U模型”,也难以得出市场机会公平的乐观结论,因为其分析是基于不发达国家(欠发达区域)经济中现实存在着“地理上二元经济”的背景中所展开的。不发达国家(欠发达区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诸多政府行为,无论其初衷何在,其外部性现实存在,最直接表现就是对市场机会公平的侵蚀。换言之,任何一项为实现“公平”而推出的政府制度安排本身,对于不同经济主体而言,都可能是一种市场机会公平的损失。尽管对倒U型理论的争论从未终止过[],但有必要的强调的是,区域协调的本质内涵恰恰是包含了市场机会公平这个重要因素,而这正是倒U型发展理论的价值所在。
五、结论
从历史发展和实践来看,转型国家或者后发展国家(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地区差距不断扩大、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严重、产业分工不合理和地区之间缺乏有效合作等区域经济问题,在解决区域经济问题上,大多通过指定经济发展战略,采取不同的区域政策,来推动和协调各地区经济发展,调控区域经济运行,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有趣地是,许多国家在制定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无论是采用均衡发展战略,还是非均衡发展战略,其实施效果截然不同,即使采用相同战略在不同的国家实施,效果也不相同。追根到底,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的目标也是最终追求区域协调发展,对区域协调发展内涵理解差异,也会导致战略实施效果的差异。
区域协调问题不过是效率与公平问题的现实逻辑解释,而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非常强的非均衡依赖性,或者说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是一种客观存在。正因为如此,区域协调不过是一个区域经济增长从非均衡到均衡,再到均衡被打破从而实现另外一种均衡的往复循环的动态递进过程。由此反推,笔者认为,区域协调是基于非均衡发展战略下,保持适度的区域差距,同时区域经济全局效率提高的过程。是在产业关联紧密的基础上,通过区域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区域经济有序发展,达到市场机会公平的过程。
对于转型国家或者后发展国家(区域)而言,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任何有违初衷的实施效果,归根到底是对于区域协调的内涵本质的错误理解,并由此而实施制度安排的结果。而规避政府推动的区域发展战略目标偏差的继续出现,也正是本文对区域协调的本质内涵加以重新解释的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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