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财富的积累与流失：基于能值视角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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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从重商主义财富论、国富论到劳动价值论、市场价值论、能量价值论，它们理论中关于衡量世界财富的标准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笔者认为太阳能值财富理论在真正意义上找到了衡量世界财富的尺度。由于美国能值货币比率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故美国在与大部分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中处于有利地位，每年获得的超额利润达3904亿美元。美国是通过资源出口国的贡献来支撑其生产率的增长与其高消费格局的。2006年全年我国大陆能值财富流失超过5.35×1024，能值一货币价值为8425.2亿美元。为了减少我国外贸能值财富的流失和外汇储备的缩水，笔者提出了四点对策。
　　关键词：国民财富；财富战略；太阳能值；外贸得失
　　中图分类号：F04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3)-0103-06
　　
　　本文应用能值理论揭示美国国家财富的积累战略，分析目前我国外贸能值财富得失，最后针对我国财富流失提出了相关对策。
　　
　　一、财富与价值相关理论
　　
　　(一)重商主义财富论
　　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有英国的托马斯・曼、斯图尔特和法国的柯尔柏、意大利的塞拉等，它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点：第一，一个国家的财富必不可少的是贵金属(如金银等)，国家如果没有贵金属矿藏就必须通过对外贸易来取得。第二，对外贸易必须保持顺差，即出口必须超过进口。第三，主张政府应该控制国家的经济，以便损害和削弱竞争对手的实力，增强本国的实力，重商主义是政治专制主义在经济上的反映。第四，人们的需求(特别是对进口奢侈品的需求)必须尽量减少，以避免因进口而消耗宝贵的贵金属，人们必须厉行节约，认为节俭甚至吝啬都是美德。重商主义重视金银货币的积累，把金银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只有通过贸易顺差才能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
　　
　　(二)《国富论》中的财富理论
　　1776年，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出版了他的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它被称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国富论》的中心任务就是弄清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以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亚当・斯密认为国民财富就是一个国家所生产的商品总量，而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正在于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兼顾好个人和社会、生产者的利益，而避免牺牲某一方面的利益，同时认为增进国民财富的关键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就是要加强分工和增加劳动力。他在批判重商主义的基础上说明了分工和贸易如何增加财富，认为分工和贸易是出自人的利己心，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之下，利己行为得到了社会财富的增加。他极力主张限制国家干预经济的作用，认为国家的作用应仅限于维护国家安全和个人竞争，以及举办一些资本家无利可图的工程；国家的政权义务是保障资产阶级有一个安全进行经济活动的环境，起到资产阶级守夜人的作用。以后的经济学家把他的这些思想简单地概括为三点：第一追求财富增加是每个人和社会的目标；第二利已是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即人是“经济人”；第三市场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把个人利己的行为引导向有利于整个社会，即经济中的自由放任。
　　
　　(三)劳动价值
　　论卡尔・马克思于1867年提出了成本价值性质的劳动价值论。该理论认为，作为有形的商品表面看来是一种物，但在物的背后却蕴含和体现着丰富的经济关系。商品不仅是人类劳动创造的产品，而且是劳动交换的中介和社会经济关系的载体，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的劳动，就无所谓商品、价值问题。商品具有二重性，即使用价值和价值，劳动的二重性创造商品的二重性。所谓使用价值是具体劳动的成果，它可以用来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在商品生产条件下，财富的物质内容总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使用价值同时是交换价值和经济关系的载体，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价值的实体是抽象劳动的凝结，价值量大小取决于商品中凝结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的多少。“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只有劳动才赋予已发现的自然产物以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
　　
　　(四)市场价值论
　　该理论认为某个商品有没有价值、价值是多少不能由商品供给者单方面决定，必须由社会来裁决，应由需求来认定，由社会供求双方确定。供给者孤芳自赏、王婆卖瓜是无力的，需求者也不会无视其成本而任意贬低其价值，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个商品无论其技术、质量如何，如不能为社会所需要，即使劳动成本、物耗成本再高，亦无任何价值，反而是社会财富的损失。认为劳动价值论只看到了供给，只看到了一种生产性关系，是片面的。市场价值由消费者的偏好、期望效用及市场供求关系等因素决定，消费者对某种商品的偏好由目前收入和商品效用决定，随着消费者对某一种商品拥有量的增加，其边际效用递减。市场价值随人们需求意愿和商品丰富度而变化，是经济学上用来计量价值的主要方法，它通过市场价格体现出来并通过价格调节机制使市场经济得以自我组织与发展。
　　
　　(五)能量价值论
　　20世纪30年代初，以Howard.Scon为首的专家治国论者就开始尝试运用能量价值理论。他们主张取消货币而使用“能量流通券”(energy cenifi―cates)，结果犯了将不同类别、不同性质的能量等同起来进行加减的错误，并将市场价值和公益价值混为一谈，未能做到有效的区分。该理论认为能量是衡量一切形式物质运动规模的统一客观尺度，也是衡量一切形式物质无序化运动规模和有序化运动规模的统一客观尺度。价值是一种特殊能量，是推动人类朝有序化方向发展的那部分能量，即有序化能量，其基本的度量单位就是焦耳。食物就是一种典型的价值，它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原始意义就是它所包含的生物化学能量，生物之间一切竞争的核心内容就是食物能量的竞争，生物之间其它生存要素(如土壤、空气、水分、阳光、营养元素等)的竞争最终都可归结为或化解为食物能量的竞争。它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定义价值、度量价值和判断价值，使整个价值理论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即实现了价值理论的自然科学化。
　　统一价值论把价值定义为“广义有序化能量”，度量标准为“主体的本质力量(个体劳动能力、集体生产力或社会生产力)”。度量方法有：(1)以个体劳动能力为判断标准，将所有形式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折算成一定数量的食物能量；(2)以集体生产力为判断标准，将所有形式的生产资料使用价值折算成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3)以社会生产力为判断标准，将所有形式的劳动价值折算成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总之，将所有形式的价值都折算成一定数量的食物能量。发展特性的判断方法：当事物的价值率大于或等于主体(个人、集体或社会)的平均价值率时，主体将会积极地推动

该事物的发展，反之，主体将会阻碍该事物的发展。
　　
　　二、太阳能值财富论
　　
　　能值(emergy)分析理论和方法是由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克莱福奖得主、“系统生态学之父”H.T.Odum为首于20世纪80年代创立的，应用能值这一新的科学概念和度量标准及能值转换率(transfoormi-ty)，可将生态经济系统内流动和储存的各种不同类型的能量和物质转换为同一标准(太阳能)的能值，并形成了一套特定的指标体系，可以客观地对区域人口流、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进行综合的定量研究，该理论对于区域环境资源评估、国家经济政策制定、人地和谐等具有长远而现实的意义。
　　Emergy是H.T.Odum由enorgy改写而成的科学新名词，它表示某一流动或储存的能量所包含另一种类别能量的数量，也可理解为产品或劳务形成过程中直接或间接投入应用的一种有效能(availa―ble energy)总量。因地球大部分能量直接或间接来自太阳能，故将不同类别、不同性质的能量转换成太阳能值(solar emergy)，单位为太阳能焦耳(solarerajoules，简写为sej)，单位不同类别的能量或物质所含太阳能值量为太阳能值转换率(单位为sej/j或sej／g)，其值越大该能量等级越高。
　　
　　(一)能值财富与金钱货币
　　金钱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可成为衡量国家经济财富的一种标准，然而金钱并非真正的财富。在劳动价值论中，只考虑了人的抽象劳动，自然环境生产出许许多多的资源作为原料免费地提供给人类制造各种各样的产品财富。在市场价值论中，市场价格并不反映资源和环境对生产的作用与价值，无法评价自然资源环境的巨大贡献，而且资源环境对商品生产的贡献越大，商品所包含的该种资源越丰富，商品的市场价格(或市场价值)反而越低，这与衡量社会真正财富的尺度相去甚远。金钱是一种流通工具，它可以衡量经济活动中的人的作用和贡献，但并不衡量自然资源与环境的作用，显然金钱作为财富的衡量标准具有片面性。
　　真正的财富应包括自然和人类所创造的一切可供人类利用的东西(资源、商品和科技文化等)，它们都是太阳能转化而成，都包含太阳能值，所以能值是衡量自然和人类经济活动的客观标准．太阳能值就是真正的财富。能值与金钱的数量关系可用能值/货币比率加以表示和反映，在一个经济系统中货币与能值呈相反的方向流动。
　　
　　(二)能值分析与外贸评估
　　一个国家的商品进出口贸易、劳务输出、跨国旅游等都可以依照能值转换率计算该国每年能值财富的得失。如果某个国家大部分出口的是自然资源原始产品或初级产品，因为这些资源产品是大自然长期“工作”而形成，该产品能值含量较高，而卖出时仅收回一些人力开采和加工生产的劳务费(货币)，故该国便损失了财富。大部分发达国家依靠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原料而使本国能值财富日益增加，同时这些能值又使它们能再获得更多更好的能值财富：输出原料的发展中国家以资源换得的金钱折算成能值财富远远低于原料产品的能值量，在这个过程中得不偿失，经济状况愈来愈坏，这就是当今世界富国愈富、穷国愈穷的缘故。
　　相对来讲，各个国家所拥有的能值总财富相差不大，但不发达的国家由于流通的本国货币明显少于发达国家使用的本国货币，故不发达国家具有较高的能值/货币比率，相反发达国家具有较低的能值/货币比率。当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借贷时，借来的钱的购买力由借出国的能值/货币比率所决定，但还的钱的购买力由还钱国的能值／货币比率所决定，因此许多不发达国家债台高筑，不只是利上滚利的问题，更是通过金钱一借一还的形式，造成了它们无法弥补的能值财富损失，于是陷入经济恶性循环中难以自拔。
　　
　　三、美国国家财富战略
　　
　　应用能值理论，可以发现美国自然与经济社会对世界的依赖程度，可以计算出美国外贸财富得失，可以剖析支撑美国高消费格局的基础，可以解析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深层次原因。
　　
　　(一)外贸积累
　　可知，美国2000年消费的能值总量占世界能值用量总值的35％，人均能值用量是世界人均水平的7.72倍，是印度人均能值用量的23.46倍，是泰国人均能值用量的9.37倍，是中国大陆人均能值用量的4.30倍。这意味着一个美国人的一年消费的真正财富是一个印度人23.46年或一个泰国人9.37年或一个中国大陆人4.30年内的财富消耗量。当前，许多人把美国的高消费当作是对世界经济的一种贡献，因为它繁荣了世界进出口贸易市场，带动了发展中国家的大量商品出口，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顺差。但他们没有发现，如果美国人的生活标准向全球推广，全世界一年的能值产出量仅能养活6.79亿人口，世界的资源会更加快速耗竭，环境会更加快速退化，同时也要注意到美国本土的环境负载率很高，它是世界平均水平的8.10倍。
　　美国能值自给率为77.18％，总能值的22.82％依靠进口，每年能值进口量为1.94×10，它是泰国(属低消费型国家)1992年能值总量的12.18倍，它是荷兰(属高消费型国家)2000年能值总量的4.97倍，说明了美国经济社会对世界资源(石油、铁矿石等)的依赖程度很大。
　　由于美国能值货币比率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故美国在与大部分国家的进口贸易中处于有利地位，根据美国的进出口能值比为1.75，可计算出美国每年获得超额利润＝(进口能值量一出口能值量)×(1/美国能值货币比率-1/世界能值货币比率)＝3904亿美元，占美国2000年GNP值96591亿美元的4.04％，是印度2000年GNP值4596亿美元的84.9％，是澳大利亚2000年GNP值3875亿美元的1.01倍，是泰国1992年GNP值454亿美元的8.599倍。
　　
　　(二)外债支撑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外贸盈余，积累的主要是美元这种未来具有不确定价值的不可兑换货币。(1)当今各国货币汇率调整不断，在2002年的一年时间内，美元对欧元已经贬值了18％。美元的价值不确定性，使得掌握大量的美元货币财富具有极大的风险。(2)这些美元标价的外汇储备不能转换为出口国自己的通货，因为它们必需储备起来，以防止全球金融市场上对该国通货的投机性攻击，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了防范金融投机风险，出口国不可能进口等量的货物来平衡贸易，就必须把贸易盈余投资到美国的债券上。当将经常项目盈余投资于美元金融资产时，由于该国出口的货物多于进口，该国经济从出口中得不到实惠，该国将真正的财富拿去换取的是一堆货币符号。如今，我国的外汇储备有几千亿美元投资在美国国债上，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美国经济的繁荣。
　　国外研究表明，自1974年以来，美国生产率增

长了70％，但是如果除去进口效应，美国很多部门生产率增长仅在0.1％之间，这也就是说，在当今这种国际贸易体系下，美国是通过资源出口国的贡献来支撑其生产率的增长与其高消费格局，这也是美国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大搞军事威胁、经济控制和技术壁垒，控制世界能值财富流向的主要原因。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只要美国政府每天没日没夜的印制美元大钞，其能值货币比率就会继续降低，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中继续实现贸易逆差。就可不断得到实实在在的超额能值财富，同时由于其调节性的贬值就会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盈余(或外汇储备)大大缩水。
　　
　　四、我国财富流失与对策
　　
　　(一)2006年中国大陆外贸能值分析
　　从表2可以得出，2006年中国大陆外贸顺差达到1774.7亿美元，较2005年增长74％。外贸顺差激增导致外汇储备增长迅速，2006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0663亿美元，同比增长30.22％，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当然外汇储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国家对短期外债的偿付能力，从它的大小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但我国的外汇储备一般以美元等不可兑换性货币形式储存，大部分难以转化为我国现实生产力，这未尚不是国家财富的大量流失。通过对表2中的8项指标能值总量的计算，得出2006年全年我国大陆能值财富流失超过5.35×10，占我国2000年总能值用量的59.84％，是泰国1992年总能值用量的33.65倍，是澳大利亚2000年总能值用量的5.75倍，流失的能值一货币价值为8425.2亿美元，数目大得惊人。这还不包括我国外汇储备每年因为美元的贬值而导致的大量缩水。
　　
　　(二)对策与讨论
　　如何减少我国每年外贸能值财富的大量流失，如何减少我国外汇储备的大量缩水，如何将巨额外汇储备转化为我国现实生产力，如何实现我国能值财富的国际积累，它们已成为我们追在眉睫需要解决的现实课题。
　　1、大幅度降低我国能值货币比率，逐渐实现贸易顺差向贸易逆差转变。美国2000年的能值货币比率只有0.88×10/s，而我国2003年的能值货币比率为6.35×10/s，是前者的7.22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23倍，因而我国在外贸中实现贸易顺差是相当不明智的，因为它会导致我国能值财富大大流失，尚且我们外贸盈余积累的是难以兑换的货币而不是实实在在的物质生产资料，这些政策或许是我们受到传统重商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现代经济理论证实，如果一个经济体在从事出口贸易的同时，相应地进口必需的商品和服务，那么这种出口贸易对于自己及其它经济体都是有益的，但如果只一味的通过出口来积储黄金或美元而没有适当的进口，那么这种追求就极其危险。即使在重金属货币时期，重商主义也具有极大的风险性，因为当国家猎取的黄金越来越多时，金价也会随之贬值，例如当西班牙把拉美的大量黄金输入欧洲后，黄金在欧洲便大幅降价。如今美元已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猎取对象，但在当代它的单位价值是明显被高估的，一旦发生贬值，发展中国家所储存的美元财富中的一部分会化为乌有。如此来看，这与古今重商主义存在的风险是一致的，那就是目标货币的贬值。特别是今天的世界已经放弃了金本位制和重金属货币的使用，在这样一个汇率浮动的货币体系下实施重商主义，危险更大。前几年西方金融“大鳄”制造的金融危机，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为了防范和抵御西方的金融狙击，发展中国家要额外地积储外汇，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本国资源的输出和浪费，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西方大国的“进贡经济”做了贡献。降低我国能值货币比率，关键是增加我国每年的GNP，当然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是必要的途径，但我们可以在固定汇率的前提下每年适当过多地发行人民币，即适度的通货膨胀而不是通货紧缩，或者调整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实现人民币升值，即一定的人民币可换更多的美元。
　　2、循序渐进地实现人民币升值，外汇储备尽量转化为物质财富。中国外汇储备的积累，其实质是中国向世界大量出售本国产品和资产，意味着本国资产比例的减少和他国资产比例的增加。当前我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是资产和财富的货币形式，美元占很大比例，尚且美元已经贬值了不少，如果仍然低估人民币，只能导致本国资产的大量流失。外汇储备增长将引发通胀、资产泡沫及投资反弹等风险，而人民币升值将有效缓解这些风险。中国人民币升值的优势在于存在着大批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广大的国内市场以及较高的国民储蓄率。奉行节俭文化和借鉴了他国经验的中国，在人民币币值适当升值后，基本上不会影响外资的进入和出口的竞争力，更不会重蹈日本和阿根廷的覆辙。当今我国一系列战略物质缺乏，如原油、铁矿石、铀矿等，将大量外汇储备中的货币财富转化为物质财富是相当实惠的，肉只有烂在锅里才是肉。
　　3、稳步扩大国内需求，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没有国内需求的启动，中国就难以改变历时已久的资源输出型经济，就难以实现由贸易顺差向贸易逆差转变。加大国内需求的途径除了大上国债项目、增大投资外，还有提高低收入人口的消费能力，通过减税和增大货币供给等手段，迅速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使国内消费适当提高几个百分点。中国的国债投资内容应当向人力资源转移，即加大公共教育的投入，提高中国的“软力量”，要适当纠正过去见物不见人的投资思想。
　　4、提高我国出口商品的环境成本，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20多年来，传统的重商主义导致我国自然资本损失惨重。中国大陆2003年的环境负载率达9.89，是世界平均水平的8.6倍。许多出口厂商为了在国际竞争中占领市场，商品出口价格非常低廉，为了降低成本，不惜破坏和污染生态环境。目前我国已形成了几大块生态危区，例如，东北三省的黑土地经过近几十年的毁灭性开发，水土流失非常严重；我国的羊毛羊绒产品生产对西北地区的沙漠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每年拯救生态环境的费用相当巨大，几千亿元的治理投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发展的成果。如果将环境代价计人成本核算，我国许多的出口商品在国际上根本没有比较优势。提高我国出口商品的环境成本已经迫在眉睫，国家需要制定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例如，对于某些商品不实行出口退税，通过税收政策降低这些产品的出口竞争力，通过关税调节来控制这类商品的出口。目前，我们要认真清查一部分出口商品的真实成本，如丝绸、皮革、农产品等，把漏掉的环境成本加上去，通过比较优势来淘汰那些不具竞争力的商品，最后达到调整国内产业结构的目的。这样做的结果，从表面上和短期来看，可能影响到一些地区和部门的既得利益，但它可保障中华民族的长久活力和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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