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与中国外贸结构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周宏春

　　近来“低碳经济”、“碳关税”、“节能减排”等词语逐渐成为主流社会的新关注点,也出现在国家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方针中,但“低碳经济”的内涵与外延却鲜有人提及。本文将从“低碳经济”产生的背景与过程、对中国外贸结构的影响、甚至于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作用等方面详尽阐述这一新的经济发展方式。
　　
　　“低碳经济”是一个国际通用词汇,发端于能源战略调整,重点在于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目的是应对气候变化以减轻其对人类的不利影响。2009年,气候变化与金融危机并列为世界各国所面临的两大挑战,而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则使“低碳经济”成为国人耳熟能详的发展理念。
　　
　　国外提出低碳经济的背景
　　
　　低碳经济概念的形成和提出背景,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应对气候变化,是低碳经济形成和提出的最直接和最根本原因
　　低碳经济是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一一地球的客观需要。随着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人们对大气中二氧化碳(CO2)等温室气体浓度升高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等问题的认识日益深化。1988年由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国环境署(UNEP)共同成立气候变化政府间专门委员会(IPCC),2007年发布第4次评估报告指出:在过去100年中世界平均气温上升了0.74℃,平均海面上升了17厘米。如果不能扭转这种趋势,21世纪末气温将上升4℃,海面将上升60厘米,严重降低人类的生存环境水平。因此,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强度、提高碳生产率,成为一种新的世界发展潮流和人类的努力方向。
　　
　　发达国家迈过了以使用高碳能源为主要动力的发展阶段
　　发达国家工业化时的经济是以高能耗、高碳排放为主要特征的“高碳经济”;保持现有福利水平,可以不依赖高碳能源、特别是煤炭的生产和消费降低了,即发达国家的吃饭、住房等生活消费可以依靠可再生能源To一般来说,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是依赖低碳能源实现工业化的。更一般地,工业文明是建立在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基础之上的。发展中国家则完全不同,不仅要生活,还要生产。摆脱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仍是一项历史任务,更是第一要务。因此,发展低碳经济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煤炭、石油等能源资源耗竭是发展地图经济的内在要求
　　低碳经济最初出现在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目的是能源战略调整。有关预测认为,按目前趋势2020年英国80%的能源将依赖进口。从全球看,人类使用化石能源的经济成本越来越高,技术要求越来越强。如果说气候变化存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不可再生性则没有争议,消耗一点就少一点。发达国家把低碳经济的发展重点放在节能、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的技术开发上,正是出于对能源可持续利用的考虑。
　　于是,低碳经济、低碳技术、低碳发展、低碳生活、碳足迹、低碳社会、低碳城市、低碳世界等新概念、新政策应运而生,反映人类试图探索出一条迈向生态文明的新路。
　　
　　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发展战略的主动调整
　　
　　我国从“九五”提出转变增长方式以来,虽然单位GDP资源、能源和废弃物排放强度均有所下降,但资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重、粗放式发展等问题仍然相当普遍。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是我国主动调整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
　　
　　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迈向科学发晨的必由之路
　　虽然中央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但一些地方仍以资源高消耗和环境重污染换取一时的经济高增长,把GDP作为发展的全部,用廉价资源或低价出口来换取GDP。如果口袋里的钱多了,但生存环境恶化了,空气变脏了,水变黑了,就与发展本意背离了,也不是中央要求的科学发展。发展低碳经济就是要减轻单位GDP的资源量和环境代价,通过向自然资源投资恢复和扩大资源存量,运用生态学原理设计工艺与产业流程以提高资源效率。
　　
　　发展低碳经济,是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途经
　　在我国产业结构中,工业比重偏高,服务业比重偏低;在工业结构中,高碳的重化工业占工业比重的70%左右。我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钢材、水泥、电力等产业发展,这些“高碳”产业既是我国新一轮增长的带动产业,也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满足国内需求,即这些产业的发展有其合理性。但以此为借口,千方百计地推进重化工业的大发展,资源支撑不了,环境容纳不了;更不用说给子孙留有足够的资源和空间了。因此,发展低碳经济是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是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
　　
　　发展低碳经济,是优化能源结构的应有措施
　　虽然我国能源结构在不断优化,但一次能源生产的2/3仍然是煤炭。煤炭是“高碳”能源,我国也没有廉价利用国际石油、天然气等“低碳”能源的条件;资源和能源密集型产品大量出口,又增加了我国单位GDP的碳强度。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约束下,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权成为发展的资源;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减排指标的确定和分解实际上也是在争夺排放权的这一发展空间。因此,发展低碳经济,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可以有效地避免一次能源以煤为主的弊端,降低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强度。
　　
　　发展低碳经济,是依靠技术创新实现现跨越发展的可能路径
　　我国现有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研发和创新能力有限;这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换技术”政策,导致了国内市场被外国占领,但并没有得到多少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拿钱买不到核心技术”、我国要自主开发技术等,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发展低碳能源技术、CCS技术研发等已纳入我国“973计划”、“863计划”,并取得初步进展。发达国家在这些技术上起步不久,我国的差距并不大。如果我国加大投入,可以实现这些领域的跨越式发展。
　　
　　发展低破经济,是我国参与国际“规则”的可行领域
　　虽然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享有全球化、制度安排、产业结构、技术革命等后发优势,但不得不接受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和规则,不得不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微笑曲线”底端,不得不在资本和技术上处于依附地位,甚至被发达国家转移来的资源密集型、污染密集型产业“锁定”。发展低碳经济不仅可以直接参与新的国际游戏规则的讨论和制定,也有利于我国的中长期发展和长治久安。
　　总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并作为新兴战略性产业来推动,这是着眼长远谋发展的战略选择,也是引领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进方向。

　　
　　低碳经济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低碳经济对发展中国家存在较大风险,这种风险体现在企业生产、商品运输和产品使用的全生命周期中。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碳关税、碳足迹评价、国际航空协会和航海协会业已讨论的碳排放标准等,而碳关税或边境调节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更要引起高度重视。
　　
　　碳边境调节税作用有限
　　有关边境碳调节措施的设想,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提出,北欧国家已经实施能源税或碳税。随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及欧盟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建立和实施,逐渐成为国际热点议题。法国曾于2006年提议建立统一的欧盟边境碳税制度,拟向来自没有依据《京都议定书》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国家的出口产品征收碳税,由于有较大的争议,暂时处于搁置状态。
　　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以下简称《法案》)规定,进入美国的特定货物需购买IRA,以避免“碳泄漏”(所谓碳泄漏,实质上是将排放碳的生产过程从有总量管制的国家向没有总量管制的国家转移。)和国内企业的不公平竞争,最早于2020年实施。实施的前提是:至少15%的高碳产品从如下国家进口,使用配额:在国际条约中没有承诺和美国一样严格减排目标的缔约国;或没有和美国签订行业减排协议的国家;或特定行业的制造企业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比美国同类企业高的国家。
　　降低减排措施对国内产业竞争力的不利影响。是边境碳调节措施的首要目标。大多数研究表明,竞争力容易受到影响的产业主要是高能耗、产品可替代性强以及不具备经济有效降低碳浓度技术的少数产业,如钢铁、铝、纸张、化学品和水泥等。根据对英国受碳减排措施影响最大的5个行业的研究,国内生产商承受的成本占产品附加值的比例在40%多到10%之间,这5个行业占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的0.5%多一点。美国学者在《法案》酝酿过程中也得出了近似结论。著名智库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学者Trevor Houser在2009年4月向美国国会作证时指出:《法案》生效后,受就业和排放向国外转移影响较大的是那些对国际贸易依赖较大、会因碳排放价格明显提高生产成本的少数产业,占美国总就业的0.3%和经济活动的1.4%。对《法案》中有关排放许可减免条款(第763～764节)的实证分析,他认为现有条款足以在推动企业投资清洁能源技术的同时,可以有效防止“碳泄漏”。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以产品原产地为主要标准的边境碳调节措施,能否收到预期效果还很难说。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两位美国学者认为:美国采取的碳调节措施主要针对中国和印度,但碳密集产品主要来自加拿大和欧盟。如在2007年美国碳密集产品的进口中,来自中国的进口平均仅约11%(其中,钢铁进口约15%,铝制品进口约6%,纸类进口约12%,水泥进口约19%,化学品进口几乎为零),这样的贸易份额决定了美国的贸易措施很难对中国和印度的气候政策产生实质性影响。
　　由此可见,边境碳调节措施既不能真正维护“公平贸易”,也难以达到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影响他国气候政策的效果。试图用WTO领域的“公平竞争”概念规避业已形成国际共识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向发展中国家施压,则是美国在《京都议定书》后增加国际环境协定谈判中政治筹码的意图所在。
　　
　　征收碳关税将对中国外贸乃至中目经济产生重大影像
　　发达国家消费了“中国制造”的产品,却把排放的大量温室气体留在了中国。有关学者通过计算得出中国CO2排放量中7%～14%是由出口美国的商品造成的;通过中英贸易,2004年英国减少了11%的CO2排放量,中英贸易使得全球的CO2排放量增加了117吨。据国内有关机构研究测算,2006年中国“内涵能源”(“内涵能源”是指产品加工、制造、运输等生命周期中消耗的总能源。)出口量6.3亿吨标准煤,占当年一次能源消费的25.7%;净出口“内涵能源”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10亿吨,占当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35%以上。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制造”降低了发达国家的碳强度,用中国能源贴补了发达国家的消费者。
　　征收碳关税将对中国外贸乃至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在后京都时代,发达国家以碳关税的形式,堂而皇之地攫取中国财富。依照巴西《圣保罗案文》的研究,中国在CDM市场达到―定规模、实行总量减排目标后,将由“卖碳”翁变为“买碳”者,企业利润将由此大量流失,使自己的未来利益遭受极大的损失。
　　当今国际游戏规则、话语权、裁量权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在后京都时代,发达国家对“中国制造”征收碳关税并非遥不可及,届时低成本的“中国制造”优势将不复存在。如中国新能源的电池组件就是如此。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2008年中国GDP为4.22万亿美元,进出口总额2.56万亿美元,其中出口1.43万亿美元,进口1.13万亿美元,贸易顺差2954亿美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出口约占34%,净出口约占7%。
　　出口依存度过高,不仅提高了我国碳排放强度,造成内外需失衡,还带来三方面的消极效应。一是受国外经济发展和需求变化的制约,特别是受到国外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存在难以预计的诸多风险。二是贸易顺差扩大带来种种贸易摩擦,特别是西方国家会借机给我国制造麻烦,施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三是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而不是主要依靠国内需求拉动,不利于提高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与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相比,主要依靠国内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是最稳定、最无风险的发展动力。而且,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相应提高劳动群众的收入水平,缩小收入过大差距,会形成良性循环,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把低碳经济作为我国外贸结构调整的重要抓手
　　
　　低碳经济对我国的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既要有一些企业被淘汰出局,也会出现新的成长性企业。因此,把提高碳生产率、降低高碳产品出口比重等指标,作为我国调整贸易结构的抓手,促进企业提高产品竞争力,以便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争占一席之地。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主要贸易大国和制成品出口国,温室气体排放还居于世界前列,这就决定了中国在国际贸易和气候变化领域中的独特地位,决定了中国可能受到边境碳调节措施的巨大冲击。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十分重视应对气候变化,不仅制定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还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谈判,在国际合作中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还通过进出口关税不断优化国际贸易结构。作为应对边境碳调节措施,我国应从以下方面做好工作。
　　―方面,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协调立场,在国内和国际的不同场合,表明这类措施的“绿色壁垒”性质。由于有关边境碳调节措施的立法方式、内容及相应国际法规范(特别是WTO涉及贸易与环境的规则及判例)还在发展之中,我国应加强对相关法律、经济、环境等问题的研究,加强对西方国家最新动态的跟踪,做到未雨绸缪,知己知彼。应通过不同渠道积极影响wT0涉及贸易与环境关系的规则制定和判例发展,特别警惕现有规则和判例在西方国家(包括有关非政府组织)推动下,从备受争议的“海虾一海龟案”进一步向片面强调环境保护的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由于多边谈判的复杂性和长期性,2009年12月哥本哈根大会没有达成具有约束性的协议;随着时间的推移,《京都议定书》失效在所难免;2007年巴厘路线图确定的“双轨制”也可能被发达国家抛弃,对此必须早做准备。美国《法案》中的边境碳调节措施及其对国际环境协定的谈判目标,构成了美国既“打”(单边贸易限制)又“拉”(多边谈判)的两手策略,以逼迫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就范。与此同时,国际航空和航海协会关于碳排放标准的快速推进,势必对国际贸易产生较大影响。
　　对此,我国应以低碳经济为抓手,优化进出口结构。应提高工业制造部门的能源利用效率,发展高科技产品并向低能源密集型的服务业转移,促进出口商品结构升级。我国出口贸易是粗放型的,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难以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我国许多地方以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而占出口比重较大的外企出口产品,相当部分也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类产品出口越多,意味着对国内能源的消耗也越多,排放的二氧化碳也越多;我国付出高代价出口的廉价商品,自己收益甚少,还带来种种贸易摩擦。因此,应尽早确立进口替代战略,减少高能耗、高碳密集产品的生产,在减少贸易顺差的同时也有利于保护环境,还能产生节能效益,有益于产业整体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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