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驽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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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合心
经过考古学家的艰苦探索，近年来，在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连续发掘出土了陶寺早、中期城址，宫殿区核心建筑，墓葬区出土了精美的玉器、彩绘陶器等七十二件套随葬品及以观象授时为主并兼有祭祀功能的观象台。通过文物考古专家进一步考证，证实襄汾陶寺遗址极可能就是四千多年前尧时代的“唐尧帝都”。这一发现不仅确证了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及生生不息的延续性，而且为我们托出了一个清晰可见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广泛认同价值的尧及尧的时代，并以其自身长久积淀的文明印迹遂使远古时期的人文社会景观凸现眼前。
这一考古发现的报道一时间轰动海内外，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因为这一发现，将意味着在已公布的夏商周年表的基础上，把中国的历史再向前扩延了一千年，上溯至炎黄时代，从此三皇五帝将不再是传说的故事。完成这一艰巨而神圣任务的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队长、陶寺城址发掘领队何驽博士和他的队员们。
何驽是一个有着强烈事业心的人。早在湖北荆州工作期间，他就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所钟爱的考古事业中。并通过发掘和研究，撰写了《中国文明起源考古研究思考点滴》及《考古学研究与现实社会的互动》等50余篇有价值的论文。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后，随着工作阅历的不断丰富，何驽越来越感到，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离不开实践。他常给同事们讲：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要想印证较大和深奥的理论，就必须到考古实践中去，掌握大量的考古实证，只有到都城遗址去考古，才能发现大的更加有价值的东西。2002年，他受所领导委派，担任考古所山西考古队队长及陶寺城址领队，开始了国家科技部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中的“聚落形态考古研究”工作。
野外工作条件一般都是比较艰苦的，但这些对何驽来说似乎已经习惯了。他说，在野外工作，我不奢求什么，只要晚上有个住的地方，白天有个一日三餐就足够了。他在陶寺一住就是四个春秋。作为领队，经常是带着队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把自己的大本营就驻扎在陶寺村里，对他来说，最感到头疼的就是农村的停电。因为近些年来，在临汾市借产业结构调整的东风，又连续上了一大批企业，致使电力供应紧张的局面一时很难得到缓解，因此，电力负荷缺额只有留给农村了。这样一来，何驽和他的同事们就只能经常在缺电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了，即使是这样，他也不会白白地让自己的时间流失了。他总是白天在田野里搞发掘，晚上在烛光下或应急灯下读书、思考、写论文，经常一干就是十一二点。四年中，他又撰写了40多篇有一定影响的论文。如《山西省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大型建筑基址》、《陶寺文化遗址――走出尧舜禹“传说时代”的探索》、《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综论》、《陶寺：中国早期城市化的重要里程碑》都曾经在考古界和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反响，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何驽的考古发现并确认了陶寺文化早期小城、早期小城南部贵州址，中期小城、中期墓地及大墓、宫殿区夯土基址和大型仓储区等。他确定了中期大城面积达到280万平方米，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史前最大的城址。2003年，他又通过钻探发掘并确认了中期小城内的祭祀区大型半圆夯土建筑，总面积约一千四百平方米。其建筑形状奇特，原为三层台基，结构复杂。附属建筑设施多，规模宏大，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陶寺文化的单体建筑。据推测，其功能与观天象和祭祀有关，应是目前重要的史前建筑之一。何驽的发现，对唐尧时代在天文历法上的贡献进一步提供了佐证。
根据何驽的钻探发掘，陶寺遗址不仅有“王墓”、陶礼器、铜器、朱书文字，而且还有城垣、宫殿、祭祀区、仓储区等。更重要的是还有中国最早的“观象台”，从聚落形态角度看，高规格的宫殿建筑、宗教建筑和与天文历法有关的建筑设施，应当是“王都”级聚落所具备的标志性建筑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何驽所做的一切，等于认定了陶寺所具备的早期文明化社会的一些基本要素，印证了陶寺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显现文明化程度最高的史前都邑聚落，陶寺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最重要遗址，陶寺文化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根源。
何驽在事业上是成功的，也是令人叹服的!但谈起四年多的陶寺考古历程，他总是感慨万千。2001年秋，他来到陶寺后，首先了解了陶寺的遗址情况，挖了探沟，挖出了南城墙夯土。2002年，陶寺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而他就是这个项目重点――陶寺遗址的牵头人，具体挖掘工作从哪里下手，大家都在看领队。他深感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但工作能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他心里当时裹足不前。要有大胆的设想，还要有科学的态度。于是在茫然了二三个月之后，他决定先找早期城址，当时在大城中探出了许多小的城墙夯土，2002年就找到了早期小城。而中期城址的确认需要找中期大墓相匹配。
在钻探中，他发现陶寺城内东南方向少人居住迹象，应该与鬼神有关，钻探发掘后发现有大墓，长五米、宽三米七、深七米，属陶寺中期。同时在大墓旁边发现有大建筑，他初步推测可能与祭祀有关，因为建筑只剩下地基部分，形状像梯型建筑。轻易是很难弄清是什么东西的，鉴于作业难度大，当时，队员就劝他别挖了，但何驽却认为，对一个学者来说，发现了信息，而又因自己的疏忽，造成信息的丢失，这是对历史最不负责任的表现，是历史的罪人。他从小就养成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倔强性格，遇到事情总爱刨根问底。因此，2003年春天，他决定探沟看一下，结果一看是弧形的夯土墙墓，当时他就暗暗推测，这个建筑可能是天坛类建筑。他又主持向外挖，这时线和缝与东南方向相对应。但是不巧的是，不久，“非典”疫情就暴发了，致使这项工作停顿了。“非典”过后，他们又加快了工作进度，不久，十个观测缝都挖了出来，对应东南方向的塔儿山。但这个建筑遗址原来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何驽当时还是没有完全弄清，猜测可能用于观测日出。为了探个究竟，他求助于他的一个同学，这个同学是天文学史的博士生，他也推测有可能用于观测。所有的缝应该都能交汇到一个点，而这个点就是惟一的观测点，实际上是不是这么回事呢?同学建议，做实地模拟观测。冬至时，队员冯九生专门来到现场观测，结果发现日出时，太阳并不在缝中，于是陷入茫然。何驽却认为很可能是观测点位置有偏差，该建筑应该还是有观测冬至功能的。
何驽的观点一时在考古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各种说法不一，质疑声如汗水般涌来：“何驽所提到的观测缝，是不是有意识的做出来的?”还有人说：“何驽的想法太离谱，年轻人对学术没有科学严谨的态度，目前学术界很浮躁，想搞点轰动效应的人太多，何驽莫非是想制造爆炸性新闻由此出名。”……不管周围的人怎么想，怎么讲，何驽并没有由此而沉沦，由此而懈怠，由此而放弃，他总是默默的说：“你们就看我最后的结果吧!”这就是何驽的执著，也是最为难能可贵之处，即使到了大年三十，他们也没有停顿过观测工作。这年最后一次观测就是腊月三十，头一天他们就去观测，遗憾的是乘坐的吉普车也坏了，因为过年又已经没有修车的工人，队员冯九生他们只好自己动手修。除夕一大早队员们就来到观测点，在凛冽的朔风中，终于在东三号缝看到了日出，这使他再次尝到了成功的喜悦。同时也就更进一步增强了他继续观测研究下去的信心和决心。
2004年初，何驽到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做一场学术报告，介绍了陶寺“观象台”的发现与观测情况。当时著名天文学家和历法专家陈美东先生指出，由于黄赤交角四千年的变化，导致今天冬至日出向北偏出缝外，何驽他们冬至观测结果是正确的。四千年前陶寺人的确在东二号缝中观测日出。这为证实何驽关于观象台功能的推测奠定了坚实的一步。但等到立春却又观测不到日出，这令他们很纳闷。到三月下旬，大地回春，何驽又继续开始了他的考古工作。同时，利用早上上工前的时间进行天文观测。他这时发现，一个观测点看不到所有缝，于是他提出在五十公分直径范围内有三个观测点的假设。苦心人，天不负。谷雨时节，也就是这一年的四月二十日，恰好在东八号缝观测到了日出。到五月中旬，经过与天文学专家沟通，专家提醒他观测点不可能同时有三个。通过冬至和塔儿山的两条观测线交汇到一起，找到这一个模拟观测点。
2004年10月，等到把主体建筑挖出后，何驽把所有的专家请来，由于当时观测缝没有解剖，陶寺观测点没有发现，当时大家都对此事仍抱有疑问。后来发现有三个同心圆的陶寺观测点遗迹，计算的点和原来古人做的点相吻合，更证实了何驽关于观测功能的推断。同年11月18日，何驽又请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和几位天文学专家一起来到陶寺，天文学家初步认同观测功能的推断。但专家组还是说轻易不要过早地下结论，要注重用事实和证据说明问题。今年十月，何驽又请国内著名天文专家15人亲临现场进行论证，基本确认该遗迹是天文观测遗址。而这前前后后的两年中，何驽的付出却是令人难以想像的，因为他的工作已经超出了考古专业范围，涉足到了天文学的领域，可想而知，没有百折不挠的精神，没有对事业的执著，不注重学习、研究、设想、推断是很难有所作为的。
2005年11月10日，世界顶极刊物《自然》杂志第438期刊登陶寺发现古观象台的消息。英、法、德、日本、波兰的学者已表现极大的兴趣。中国的天文学家更是摩拳擦掌，准备大显身手。
何驽在事业上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而他的成就对陶寺，对临汾，对中华民族，对历史，对现在，对未来，都会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我觉得很有必要用更多的时间去接近他，去了解他，去品味他，有必要用更多的笔墨去记述他的不凡经历，去讴歌他对社会和历史的贡献!因为他的发现，让我们知道了那个虽然逝去了四五千年，但却永生着的贤能帝君与昌明代在陶寺，在临汾，在山西，在中国。
（作者系山西省临汾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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