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一体化与外资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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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代以来，区域一体化协定迅速增加。截至2003年5月，区域贸易协定(RTAs)已经多达265个（WTO,2003），其中绝大部分是在90年代签订的。由于区域协定大都带有封闭和排他的特征，这些协定的增加、范围的不断扩大和性质的变化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区域协定是否与以贸易自由化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制相容。一种担心是这些区域协定会对非成员国进行歧视，协定中的贸易和关税规则会增加跨区成本，从而阻碍了区域之间的贸易。但是，不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功过是非，世界经济的确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以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亚太经合组织(APEC)为主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时代。区域一体化的兴起，将对跨国公司国际生产和FDI全球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区域一体化和外资流入效应
　　区域一体化主要指区域内贸易壁垒和投资限制的下降或消除。任何能够导致国际直接投资发生变化的事件，总是首先通过它对决定直接投资的各类因素的影响来发生作用的。所以，要分析区域一体化与FDI的联系，回顾一下国际生产理论中有关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分析是很有必要的。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行为并非一种孤立的活动，而必须同国际生产的其他方式结合起来才能得到完整的解释。根据这一理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要取决于三组相互影响的因素，即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区域一体化主要通过改变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对FDI的方向和规模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静态效应主要是指，伴随着由于相对价格的变化引起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而产生的投资转移和投资创造效应，而动态效应则是和区域一体化的中长期投资效应相联系的。
　　
　　1.区域一体化的静态效应
　　早期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认为，贸易和资本流动是服务于国外市场的两种替代方式。从贸易和要素流动性关系的理论来看，关税壁垒有助于促进进口替代型FDI，而总体关税的降低将会减少FDI流入，甚至会促使跨国公司抽回国外的原有投资。非关税壁垒和FDI的关系也是如此：如果一体化安排减少或消除了非关税壁垒，那么，出口而不是在国外生产可能是跨国公司所选择的更为可行的模式。但是，也有研究认为，FDI能用于保护跨国公司的无形资产，即采用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服务于东道国市场比产品出口或技术许可更加有利可图。在国外市场中，本地企业对当地市场、消费者偏好及经营实践经验等具有更深的了解，以国际化经营为目标的跨国公司要在国外市场中成功地与当地企业竞争，就必须拥有当地企业所没有的无形资产，比如工业技术和市场营销特长，以便获得竞争优势。对无形资产的有效开发要求公司通过建立国外分支机构来实现国际经营内部化。由于产品出口和技术出口等其他国际化经营方式需要承担相对较高的交易成本，因此，即使国家之间不存在任何贸易壁垒，FDI也有可能产生。比如，尽管OECD国家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都比较低，但是却存在着大量的相互投资。这种现象可能说明了跨国公司“内部化”动机在对外投资中的相对重要性。事实上，虽然这种“内部化”观没有强调贸易壁垒的投资效应，但无疑它确认了市场规模和竞争对FDI的促进作用，而这些促进因素和区域一体化又是紧密相关的。
　　区域一体化的静态效应还体现在扩大的市场规模方面。区域贸易自由化为跨国公司提供了能够实现其规模经济的市场容量，使其摆脱了单个国家有限市场需求的约束，从而有利于跨国公司扩大生产规模；同时，扩大的市场也可能吸引那些潜在的投资者。在一体化之前，东道国有限的市场可能限制着FDI（尤其市场导向型FDI）的流入；区域一体化扩大了市场规模，从而能够承担跨国公司因新开业所支付的固定成本。因此，区域一体化的形成不仅导致原有跨国公司后续投资的增加，还会吸引更多的新投资者。
　　在区域一体化安排中，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条款也会对FDI流入产生影响。国民待遇确保外国投资者不会遭到歧视；争端解决机制减少了参与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纷争；当地成分要求、业绩要求、技术转移要求以及国有化和征用风险的消除或减少，都为外来投资者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区域协定也使具体国家的政策“锁定”在区域或国际的水平上，从而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更加可预测的政策环境；所有这些都有利于FDI的流入。同时，由于一体化前各个成员国FDI法律壁垒的数量和范围是不同的，所以一体化通过消除这些壁垒、为各个成员国带来的投资效应也是不同的。
　　2.区域一体化的动态效应
　　从长期来看，区域一体化的动态效应更为重要。尽管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一般认为，一体化过程将为该区域带来重要的效率利益，这些效率利益将在中长期提升成员国的经济增长率。这些效率利益至少体现在专业化分工和竞争效应两个方面。不仅区域内激烈的竞争以及有效的资源配置能够带来更高的真实收益，而且效率和产量的增加又进一步提高了要素回报，产生了新的存量和投资，这些又进一步有益于经济的持久增长，从而对FDI产生长久的吸引力。
　　通过把分割的国家市场整合为一个共同的市场，区域一体化会改变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这是因为，一体化会促进跨国公司无形资产存量的提高。一方面，共同市场要比单个国家市场更有利于跨国公司的发展和壮大；另一方面，区域内部贸易壁垒的消除使区域内部市场更具竞争性，跨国公司为了迎接这种挑战，会寻求战略联盟或与以前的对手合并。这样，跨国公司变得越强大，它们在研究开发和市场运营方面的投资越多，新的无形资产存量也越大，而无形资产正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所依凭的所有权优势。
　　总之，伴随着区域一体化过程，区域市场规模的扩大、效率和收入水平的提高、竞争的加剧和贸易壁垒的存在，所有这些都必然使一体化区域对FDI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但是，应该明确，FDI的动机不同，一体化效应也有所不同。比如，对于“跳越关税”型FDI,如果区域共同对外关税或各个国家对外关税比较高，那么，区域一体化的投资效应就会越大。然而，一体化前后的关税差异对效率寻求型的FDI的影响可能不大。同时，还应该明确，FDI在成员国和产业上的分布是不均等的。区域一体化导致的各个成员国的特定区位优势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是这种不均衡后果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在加入一体化后，政策环境的变化越大、区位优势越强的国家和行业，吸引的直接投资就越多；反之，则越少。
　　早期关于区域一体化投资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欧洲一体化对跨国公司活动的规模和结构的影响方面。60年代到70年代的研究主要探讨了美国在西欧的投资受欧共体（EC）建立的影响程度。普遍的看法是欧洲共同市场的形成促进了美国在该地区的投资，而这些投资本来也会选择其他非成员欧洲国家。就是说，经济一体化很可能使这个地区变得对美国投资者更有吸引力。但是，新近的研究呈现出近似矛盾的观点。比如：Dunning（1992）认为欧洲1992计划将促使美国恢复在该地区的投资；然而，Lipsey（1990）却认为，美国跨国公司不会因为欧洲1992计划而加大对该地区的投资。在国家层面上，观点也是向左的。比如Mayes(1983)和Grant（1983）对英国的研究以及 O’Farrell（1983）对爱尔兰的研究发现：尽管没有发现区域一体化对英国吸引外资具有显著的影响，但是爱尔兰的成员国身份的确刺激了区域内和区域外的FDI流入。他们的解释是：许多外国投资者，尤其是美国公司，早在50和60年代就已经进入了相对开放的英国市场，所以对后来的一体化的反应不敏感。而爱尔兰在成为EC会员之前，并不是外来投资的主要区位，欧洲一体化向跨国公司提供了运用这个国家区位优势的好时机。Winters(1996)也注意到了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不同。同为EC会员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要比希腊吸引的直接投资更多。他们认为，希腊的宏观经济政策没有为外来投资者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也就是说，较差的区位优势抵消了有可能受益的成员国身份的潜在投资效应。
　　概括地讲，已有的研究倾向于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外资流入。同时也显示出，尽管整个区域的FDI增加了，但各个成员国得到的份额是不同的。国家之间的这种差异反映出成员国工业结构和相对规模的不同。一体化（直接或间接地）提升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成员国的区位优势的程度，也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关键因素。应该承认，一体化的直接投资效应理论还不成熟，不仅存在许多争论，而且有许多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分析。比如：不同行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区域一体化效应，各个区域的一体化的投资效应差别等还很少得到研究。加之，由于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欧美国家的跨国公司，对区域外国家直接投资行为较少涉及，从而影响了理论的发展。总之，由于FDI的决定因素不仅是十分复杂的，而且其中一些因素的作用方向完全相反，所以从理论上全面把握区域一体化和FDI的关系将是非常困难的，更多的努力需要付诸于实证研究。
　　
　　日本对欧美的直接投资
　　
　　日本企业大规模对外投资始于80年代中期，此后，对外投资快速增长。80年代年平均290亿美元。90年代尽管受国内宏观经济环境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对外投资的速度有所放缓，但仍保持较高的水平。整个90年代年平均为240亿美元。在本世纪初，日本的对外投资有所恢复，2000、2001、2002年分别为315、383和314亿美元（UNCTAD，2003）。截止到2001年，北美自由贸易区仍是日本最大的投资地区，占日本整个对外投资存量的48.9%，其后是欧盟（22.8%）（表1）。美国占日本对北美投资的绝大部分（表3）。日本对欧盟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英国、荷兰、法国和德国等少数国家，欧盟其他国家吸引日本投资较少（表2）。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90年代，日本对北美的投资要超过对欧盟的投资（表2、表3）。
　　在行业构成上，无论是北美还是欧盟，日本企业对外投资的一个突出特征是高度集中在非制造业部门。资料显示：从1989-2002年平均数字来看，在美国，非制造业占据了日本对美投资总额的64%，欧盟为69%。但是也存在显著的不同之处。在欧盟，金融和保险占日本投资总额的32%；而在美国，服务业所占的比重较大，为18%，其次是不动产（16%），金融和保险（12%）。日本在美国的服务业和不动产投资在90年代前半期所占比重较大，后来则大幅度下降。在制造业方面，运输设备占日本对欧盟总投资的8%，其次是电子（6.4%），机械（3.7%）。在美国，电子工业占较大的比重，为12.7%，其次是运输设备（4.4%），机械制造（3.6%）。
　　事实上，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和产业结构一直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在70年代以前，日本的对外投资大都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尤其集中在地理位置相近、工资水平低的东南亚地区的资源获取型和劳动密集型项目上，对制造业和商业的投资比较少。70年代的投资表现出开拓国际市场和获取自然资源并举的特点，对发达国家制造业的投资开始起步。80年代，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场所，一开始投资东道国主要为美国，以后扩展到欧洲。同时，对东亚和中国、拉美也有大量投资，从而形成日本跨国公司的区域多元化投资体系。90年代和80年代相比，尽管日本在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上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只不过是非制造业占据的比重更大了。但是，在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上，则呈现出鲜明的特征：日本越来越依从于欧美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得到的份额出现了显著的下降（表1）。日本在欧美直接投资大幅增长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尽管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应该说，这是日本跨国公司面对欧美经济一体化的现实，进行战略调整的结果。
　　
　　三、 欧美一体化对日本FDI的投资效应分析
　　
　　在对欧美一体化投资效应进行分析之前，需要对日本FDI动机加以分析。一个普遍的看法是，日本在欧美的投资主要是市场导向型的。Fukunari Kimura (1998) 通过对日本在采矿业、制造业和商业海外投资企业的销售进行研究发现：日本在欧美的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当地市场。比如，在1991年，当地销售占在欧盟和北美的日本跨国公司年销售额比重分别为59.33%和77.39%,对第三国家的出口为31.2%和10.17%，返销到日本的仅占9.47%和12.44%。另据1994年《东洋经济》社以及日本进出口银行在1990-1996年间对日本企业在欧美投资动机的调查证实：“开辟新市场”和“保持既有市场份额”是在被调查企业中最普遍的对外投资动机。

　　
　　从日本FDI的动机来看，欧美一体化的建设对日本FDI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欧美市场扩大。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对这些区域的区位优势和区域市场结构的性质带来深远的影响。区域内关税的废除、同一的标准、其他非关税壁垒的减少等提供了超大规模的市场，以及潜在的经济增长的可能。在1997年，欧盟15国的名义GDP达到80880亿美元，占整个世界GDP的27.4%；美国达到78440亿美元，占世界GDP的26.6%。欧美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的区域市场，市场容量大，对借贷资本有长期稳定的大量需求，加之其资本市场完善、流动性好、技术水平高、信息发达、且有高质量的劳动力，这即可充分发挥日本跨国公司的管理技能等所有权优势，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资本的获利性，并且具有发展中国家难以保证的安全性。这些都为日本在该区域的投资提供了有利的环境。欧美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大量的日本非制造业投资。欧美的超大规模市场既可以保证资本的安全和获利，同时也可以便利日本制造业跨国公司在当地市场的运作。由于日本的制造业跨国公司一直有向本国海外银行分支机构进行融资的偏好，日本在该区域非制造业的投资进而带动了制造业的投资。在90年代后期，日本对欧美的制造业比重都有所提高，尤其是美国。
　　第二，贸易壁垒效应。欧美区域贸易政策对日本制造业FDI的影响非常显著。从本质上讲，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一种封闭式的区域安排。尽管对内实行零关税，但是对外则实行歧视：要么实行共同关税，要么仍保留各个国家的对外关税水平。同时，又由于在这些区域广泛存在着当地成分、原产地规则、自愿出口限制和反倾销等贸易政策，这些都刺激了日本制造业FDI对欧美的投资。日本企业在通用机械、电子电器设备、运输设备等行业中的投资占整个制造业比重的大部分，而这些行业受区域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日本电子制造业在欧盟的投资充分反映出区域贸易政策对日本FDI的影响。始于80年代早期，从事电子产品出口的日本公司一直面临着欧盟贸易政策的限制。在1983年，通过日本国际贸易工业署(MITI)，欧共体（EC）和日本工业部门关于自愿出口限制(VER)进行了谈判，限制了日本录像机的进口。EC还对绝大部分电子产品，如电视机、显像管、集成电路等征收相当高的关税；并分别于1984年和1986年提高了游戏机和录像机的关税水平。在EC贸易政策中，最重要的手段是实施反倾销措施。在最近十多年来，主要的日本电子出口商品，从半导体到复印机，都遭到了反倾销调查。通常的情况是，这些案例最终都由欧盟得到了证实，并征收高达20-30%的关税。这样，作为“靶子”的日本出口商为了避免支付反倾销关税，往往在进行反倾销调查前后，就开始在该区域内部投资兴建装配工厂。面对日本这种“跳越关税”FDI的浪潮，欧共体于1987年修订了反倾销法，主要针对为了逃避制成品的反倾销关税而建立起来的日本装配工厂。新法令规定：这些装配工厂的制成品至少应有40%的成分来源于其他国家而不是日本。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那么这些制成品将被征收额外的关税。这样，日本跨国公司就只能减少来自母国零部件的进口，通过在欧盟的投资来增加产品的当地成分。仅在1986-1989年间，日本在欧盟的电子制造业工厂数量增加了近两倍，从70个增加到138个。北美的情况也与欧盟极其相似。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也都显示出北美（尤其是美国）的贸易政策对日本FDI的影响。比如，Caves(1993)、Cushman(1987)以及Catherine(1997)认为，美国对日本汽车业的自愿出口限制（VERs）以及半导体贸易协定都促进了日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
　　第三，竞争效应。欧美一体化的建立消除了区域内贸易壁垒，导致区域内市场更具竞争性。日本跨国公司不仅要面对本土企业，还要面对其他区域外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为迎接这种挑战，它会寻求战略联盟或实施购并战略，从而增加在这些区域的投资。
　　第四，专业化生产的前景。日本在欧美的制造业投资与其他地方（比如东南亚、日本本土）相比，其生产成本较高。换句话讲，如果不存在限制性贸易政策，日本公司是不情愿在这些区域进行投资的。但是，随着欧盟的东扩以及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进展，这一问题有望得到解决。这是因为，与原成员国相比，这些后来者至少在成本上具有区位优势。这样，日本跨国公司就可以或者通过对价值链的各个环节进行重新配置，或者把新投资放到这些地方，从而作为“内部人”既可以服务于整个区域市场，同时又可以降低成本以使效率最大化。
　　从区域内来看，日本FDI分布呈现高度聚集现象。除英国、荷兰、法国、德国和美国以外，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很少吸引到日本的投资。90年代曾经作过一项调查，询问日本跨国公司在欧洲分支机构选择投资地的标准。地理位置是日本跨国公司选择东道国的最重要标准。另外，是否有其他日本分支机构进驻该国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主要是降低投资的不确定性（JETRO,1991）。对日本跨国公司而言，由于英国在语言文化因素、直接投资环境政策和相对劳动力成本等整体投资环境远胜于其他国家；另外，由于日本在英国的跨国公司比较多，其他日本跨国公司也会倾向于向英国投资，形成聚集效应。对于北美而言，美国以其巨大的市场规模，较高的消费水平，较高的劳动力素质，便利的设施对日本企业也具有巨大的吸引力(Culem,1988)。相应地，希腊、奥地利、丹麦、葡萄牙、瑞典等其他欧盟成员国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墨西哥对日本跨国公司来讲，不具有相对较强的区位优势。
　　事实上，由于在一体化的内部，各种生产要素和商品的流动障碍得以消除和减少，日本跨国公司选择和调整投资战略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和运营的空间。它们可以依据各国的要素差异进行不同的价值增殖环节的选点布局。一方面，由于日本跨国公司在欧美的投资主要是市场导向型的，它必然会把新增投资放在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或最接近区域市场的国家；另一方面，日本跨国公司也会对原有投资进行重新调整。尽管沉淀成本和东道国政府的干预都会制约着这种类型的投资转移，并且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说明这种重组投资的范围和程度，但是，在区域内部重组投资的趋势已经显露出来。
　　
　　四、政策意义
　　
　　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促进了日本在这些区域的投资；第二，日本FDI在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分布是不均等的。哪些因素决定着一个国家成为嬴家或输家？尽管区域一体化消除了内部的关税壁垒，但是，其他贸易成本（比如运输成本）还存在，为了最小化供应整个区域市场的成本，跨国公司会选择比较大的市场或在区域市场的中心作为投资场所，这样，成员国的市场规模和地理位置可能成为影响FDI的重要因素。跨国公司可以通过贸易来供应区域内的中小国家，所以这些国家可能成为输家；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的制度环境、劳动力素质力、跨国公司的税收待遇、要素价格等所有这些因素在决定FDI的区位选择时，都产生重要的影响。尤其对于垂直型的FDI，这些因素要比市场规模的影响还要大。对于成员国来讲，尽管FDI的一些决定因素（比如要素差异和成本、地理位置）是不可改变，或在短期内不能改变，但是，成员国完全可以通过改变其他FDI的影响要素，来提升自己的区位优势。所以，如何迎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挑战，将是处于“边缘”地带的成员国面对的急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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