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选择\低碳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张永军

　　[摘要]结合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外部压力和内在要求，从基于低碳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企业行为逻辑入手，分析了我国低碳经济及转变发展方式的实现路径。指出，基于不同资源禀赋结构的技术选择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内在支撑，而制度的激励结构转变是低碳经济的可持续性来源。
　　[关键词]技术选择；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发展方式
　　[中图分类号] F124.3[文献标识码] 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０４６１（２０11）03－０００5－０4
　　
　　一、问题的提出
　　低碳经济理论将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问题直接联系起来，获得了越来越丰富的内涵，引起世人对人类现实和未来发展的更多关注和思考。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特点的经济新发展模式，其实质是以清洁能源开发、能源效率提高为目标的技术和制度创新，从而实现人类生存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1]。发展低碳经济作为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异常、保障能源安全及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手段，取得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认同，已经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
　　表面上看，这一世界潮流是基于应对全球性气候问题的外源性压力而形成，但本质上却反映了各国面对严峻资源环境压力而形成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竞争的内在要求，也更凸显出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紧迫性和危机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有利时机，发挥我国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吸引国际资本、技术等稀缺要素，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不仅大量吸收剩余劳动力，而且促进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形成全球范围的产业竞争力，经济增长年均速度达到9.8%，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这种已经持续了32年、工业革命以来只有中国做到的创举，能否再延续下去受到举世关注。因为中国发展不可持续的负面因素也在不断增加，中国以损害自然资本为代价形成的粗放式增长路径长期难以扭转，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环境污染严重，基于技术进步的生产率水平提升缓慢，增长的代价越来越大，经济发展质量亟待提高。以在中国经济增长居核心地位的工业为例，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达11.2%，工业资本存量年均增长9.2%，工业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年均增长分别达到6%和6.3%[2]。中国政府很早就认识到这种增长模式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上世纪90年代就着手关闭小煤矿、小火电等节能减排工作，先后于1998年签署、2002年批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2003年以后针对能耗和排放大幅增长形势，又先后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先进理念，反映了政府和社会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空前重视，并且这几年已经在一些重要环保领域取得长足进步，但是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节能减排工作依然任重道远，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很快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家。
　　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以及随后世界范围内低碳经济的浪潮，与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相互契合，引起我国包括政府、企业、经济等各界人士热切关注和激烈争论。与许多现有文献论述方法不同，鉴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最终取决于企业的行为，将研究视角转换到企业这一微观层面，由企业的技术选择行为和面临的制度激励出发，从一个微观视角深层剖析这一重要发展问题。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一个着力点，低碳经济的动力在哪里？低碳经济的内在支撑是什么？发展的可持续性如何保证？
　　二、低碳经济的内生基础：企业行为
　　经济活动中能源投入必不可少，排放温室气体因而不可避免，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减少排放和能耗，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内涵的题中之义。环境污染损害了与其密切相关的人们的健康，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产能力，也使得增长的意义失去了方向――人们生活质量因经济增长而下降，这种增长方式因其巨大的趋势惯性形成了路径依赖，使得环境问题一再恶化，低碳经济理念引导人们对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探索。
　　理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由来，探索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机制和微观基础，应该是我们理解这一重大经济问题的逻辑起点。企业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其在外部经济环境下进行决策，而宏观经济上的成就是微观上各个经济人最优行为的反映。如果把粗放式增长方式归因于微观经济个体的非理性和缺乏远见，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经验上都不符合实际。企业和居民甚至包括地方政府都是要素禀赋结构以及制度结构决定的生产条件接受者，换而言之，生产环境对于微观主体是外生的，经济当事人在此前提下最优化自己的成本收益。根据比较优势理论，经济体按照自己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从事生产活动，就能够实现收益最大化，林毅夫进一步发展了比较优势战略，他认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追赶发达国家的主要路径，增长、就业、收入分配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只是发展中国家赶超战略的扭曲性结果。而在竞争性经济中，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一般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3]。
　　按照上述理论逻辑，我国的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粗放式增长路径是企业基于外部经济环境自身选择的结果。由于过多行政干预，劳动、土地、能源等要素受到歧视，价格水平明显偏低，企业按照这种禀赋结构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资源密集型技术来投入生产，就能够实现收益一定下的成本最小化，能耗、排放、污染因而无法控制；地方政府官员在GDP指标考核的激励下弱化环保标准，使得企业进一步降低了环保成本，在这种政策激励下，扩大规模无疑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从而导致了排放的进一步扩大，环境污染更加恶化；我国能源价格体系不完善，偏低的价格实际上是对生产企业的价格补贴，这种情况下企业形成了对能源更多的需求，却难以产生提高能源效率的内在动力。
　　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转变是出发点和落脚点，离开企业技术选择、投资方向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基础就不牢固[4]。企业行为转变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选择性地为某行业企业营造一种要素禀赋环境，以发展战略和特殊政策的形式为这类企业提供低成本的资金、先进技术、人才等要素，虽然能够产生短期的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加快等效果，但是这种增长是以整体上其它行业企业得不到潜在的发展为代价，长期内可能产生一系列扭曲性经济后果；另一种是理顺人为政策扭曲的价格体系，完善包括各种能源在内的要素市场，以价格波动反映资源的稀缺和供求状况，从而引导企业根据价格信号进行决策和生产，如果能源稀缺，价格上升，企业或者采用节约技术继续生产或者无法承担成本退出市场，从而保证了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效率提高。同理，如果环保约束是硬约束，地方政府明确了企业的排放成本，那么企业就会根据成本函数的变化重新规划生产投入产出，企业的经济行为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低碳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企业，企业遵循理性人原则，因此低碳经济绩效应以成本最小化为评价标准。不管是技术进步推动还是以要素投入比例变化实现的节能减排，围绕成本最小化原则，就是既符合企业理性又与低碳经济内在要求相容的最优选择。大量地方经济发展的经验事实表明，如果违背成本最小原则，人为地追求高、精、尖等技术，强行提升产业结构，不仅受保护产业投入要素成本高昂，经济效益低下，无法形成竞争优势，而且整体上粗放式发展方式难以扭转，可持续发展能力很难得到提高。

　　三、低碳经济的内在支撑：技术选择
　　低碳经济是经济发展方式根本性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通过微观主体――企业行为方式的改变，而后者的改变依赖于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价格体系。低碳经济发展离不开低碳产业的发展及它在产业结构中比重的上升，而这一切需要技术发展的支撑。尽管当前低碳技术面临着成本高昂、市场需求狭小的门槛，但未来的突破和流行不再遥远。因此对于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选择低碳技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最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已经是一个迫在眉睫的战略性问题。
　　就我国而言，低碳技术的进步来源有两种：一是技术引进，通过技术学习、技术模仿掌握技术和资本的使用以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新，既可以从发达国家引进，也包括从其它实施低碳战略掌握技术的发展中国家引进，还包括从我国其它地区引进；二是自主创新，从无到有地进行原始创新，这种技术进步投入成本高，市场风险大，创新成果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对政府和企业投入的要求很高。引进技术的成本主要包括两项：一是购买成本，新技术受知识产权保护，因而价格很高，发展中国家要付出很大代价；二是应用成本，将得到的技术应用到企业生产中产生的成本，技术再先进，如果技术不符合企业实际情况，不适应企业的需要，那么就难以达到与技术输出国一样的绩效，成本上升就是必然趋势。
　　选择什么样的技术，经常成为持不同学术观点学者们辩论的焦点。对于低碳技术而言，它更具有不同于一般产业技术的异质性，它位于世界技术前沿，发达国家起步较早，投入资金雄厚，具备很强的研发和应用能力，但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没有时代差距，只有年数上的差异，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具备很强的潜力来挑战发达国家的低碳技术领先地位。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发展低碳技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不仅要考虑中外禀赋结构不同决定的技术结构差异和适宜技术问题，我国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①，低碳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与其它国家明显不同，应该着重煤炭的洁净高效转化利用技术的创新[5]；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将中国发展的区域性和层次性纳入视野，换而言之，中国区域发展水平的差异性是低碳技术选择的现实背景条件。
　　发达地区应该抓住机遇，着眼于未来的动态比较优势，实施竞争优势战略，大力开发低碳技术。尽管当前禀赋结构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但是我国发达地区禀赋已经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利用当前全球对低碳经济形成共识的有利形势，推动低碳技术的研发，提高碳生产率，形成产业竞争力，攫取竞争利润：既可以利用本地区的资本充裕、人力资本发达的优势，开发世界前沿技术，在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领域实现突破和保持优势地位；也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大举发展本国低碳经济的优惠政策，向发达国家大量出口低碳技术设备获取优厚补贴，同时通过实干中学到更多前沿技术、品牌和销售渠道。不发达地区自然资源相对充裕，资本相对稀缺，如果违背本地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前沿低碳技术和新兴产业，成本高昂且可能无法形成长期的竞争力，反而可能产生产业同构、同位竞争的不利局面，应当更多的采用跟随战略，通过引进发达国家或我国发达地区的现有成熟技术，发展低碳产业和升级传统产业，从而获得比较优势收益，进行资本深化必须的积累，最终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随着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四、低碳经济的可持续性：制度转型
　　在驱动中国这一庞大经济体持续发展的解释因素中，人们确信市场体制及一系列其它制度上的变革所提供的激励是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6]。在这种激励机制下，个人成为追求自己利益的理性人，企业也还原成利润最大化的一个个生产组织。制度提供了经济行为的激励，旧制度的激励产生了高投入、高消耗、高速度粗放式增长方式，只有消除低碳经济发展的制度壁垒，破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的体制弊端，才能打破过去发展路径，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因此必须改变过去的激励结构以及其背后的制度结构。政府作为正式制度的主要提供者，因而成为低碳经济运行与发展的主要责任者。基于温室气体排放的公共属性[7]，政府和市场相互结合是低碳经济发展的现实选择，政府通过建立和保护排放权交易市场，以市场机制调节排放，以政府弥补市场失灵，使得环境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完善要素市场体制通常是能源价格体制，这是转变激励机制的基础。过去一直延续至今的资源价格体系，既不反映资源的稀缺情况又不反映供求关系，企业在这种体系中只能按照成本最小原则决定投入要素结构，难以调动企业采用和发展低碳技术的积极性。能源价格没有实现市场化，过低的成本引导企业以粗放方式进行生产，这是我国能源使用效率低下的一个主要原因。美国碳生产率是我国的3倍，日本的碳生产率是我国的10倍，巨大差距的一个来源就是我国能源市场发展滞后，而企业重要素轻效率的生产行为是这种滞后的一个理性反映。因此，要为企业构建一个合理的要素价格体系，尤其是能源价格要能够反映稀缺和供求关系，在这种体系下，企业的理性行为才能实现整个宏观经济的最优化。
　　改变GDP考核指标为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标，这是转变激励机制的前提。晋升激励理论强调了地方政府在推动改革和市场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以GDP为核心指标的考核制度也导致了地方政府官员将注意力配置到经济增长单任务目标上[8]，越与GDP相关度高的项目越得到重视，这几年工业领域的重化工化的倾向可能是这一考核制度的内在激励下作用的结果。在我国各级政府以及国有经济系统掌握大量经济资源的背景下，政府对发展战略、技术选择以及增长绩效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只有弱化GDP考核指标的强激励机制，转向整个包括环境保护的社会经济综合发展的多任务指标，具体说来，政府以碳税和财政补贴等政策形式内涵的激励和约束机制[9]，有效地促使企业转变行为方式，按照要素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生产率持续提高，碳强度得以下降，低碳经济因得到企业内在力量的驱动而持续发展。
　　对外经济体制的转型是实现低碳经济的必由之路。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国外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等要素的进入打破了我们发展的低水平循环，但是我国大量企业对国际市场形成了强烈依赖，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因此遭受了“锁定”或“俘获”，自主创新能力形成缓慢，缺乏品牌和销售渠道构建能力。在碳排放方面，我们长期被锁定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产业链上的高碳产业或环节，以耗费稀缺能源、排放大量废气为代价实现增长。中国作为高排放产品出口国，制造的大批产品由国外消费，而二氧化碳排放在中国②，这种扭曲构成我国国民净福利的损失，这种出口导向的增长方式已经弊端重重、亟需改革。如果应对国内外经济贸易发展形势的变化，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以及相关外资政策，切实转向以居民消费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既可以改变上述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不对称的现状，也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福利水平以实现发展的目的，更为理想的是，驱动企业摆脱跨国公司价值链的俘获和压榨，实现从高碳环节向低碳环节的跃升，形成自主研发、独立主导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开拓能力，从而实现我国低碳经济的内生式发展。
　　五、结 语
　　当前世界上正掀起一股低碳经济浪潮，它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念一脉相承，以节能减排、清洁能源开发、能源效率提高为本质，是后者理论的进一步拓展。作为追赶发达水平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不仅面临着来自国际社会节能减排的外在压力，而且还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迫切的内在要求。在这种内外交加的压力下，把视角转向经济发展的企业层面的内在激励机制，从禀赋结构决定下的企业理性行为逻辑出发，分析了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技术选择和制度变革路径：我国各地应按照不同要素禀赋条件决定低碳技术的选择方式，以成本最小化为原则，发挥动态的竞争优势以及比较优势，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完善要素（能源）市场价格体系，改变GDP为核心的考核指标以及对外经济体制，为低碳经济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正向的激励结构。

　　
　　[注释]
　　① 中国能源探明储量中，煤炭占94%，石油占5.4%,天然气占0.6%，这种“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禀赋结构，决定了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格局。
　　② IEA估计，2004年（该年数据比较完整）中国国内出口商品生产蕴含的与能源有关的CO2排放量为16亿吨，占中国排放总量的34%，数据来源：IEA， 2007a World Energy Outlook 2007： China and India Insights。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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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林毅夫，张鹏飞.技术选择，适宜技术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J].经济学季刊，2006（7）：985-1005.
　　[4] 林毅夫，苏剑.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J].管理世界，2007（11）：5-13.
　　[5] 金乐琴，刘瑞.低碳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J].经济问题探索，2009（1）：84-87.
　　[6] 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M].格致出版社，2009，10.
　　[7]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理论框架和解决方案[J].经济研究，2009（3）：4-13.
　　[8]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3）：36-50.
　　[9] 李殿伟，文桂江.我国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10（7）：10-13.
　　
　　Technological Choice, Low Carbon Econom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ZhangYongjun
　　（Business School,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Taking into account the external pressure and intrinsic demand for developing low-carbon econom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low carbon economy and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gics of enterprises' behavior.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echnological choice is the internal support to develop low carbon economy and that changing the incentive structure in the institutions is the source of sustainability of low carbon economy.
　　Key words：technological choice；low carbon economy；sustainable development；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责任编辑：李 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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