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户视角的农业风险管理策略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程承坪　刘素春

　　 [摘要]市场经济在促进中国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农业风险，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困扰着农业经济的发展。文章分析了农户的风险管理原则和策略，剖析了农户对政府提供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等风险管理工具的行为反应模式。研究表明，政府的风险管理策略要有农户的良性互动才能产生预期的政策效果，否则会事与愿违。其基本结论为，政府不仅要了解缺乏正规制度安排时农户的策略行为，还要考虑农户对政府的风险管理策略的认可和接受程度，政府的风险管理应建立在不同农户的内在需求上，把供给驱动型的风险管理策略转变为需求导向型的风险管理策略。
　　[关键词]农业风险管理；农户；政府；反应模式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３－０４６１（２００8）11－００25－０6
　　
　　 一、引言
　　
　　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降低了农户通过集体组织分散风险的可能性，农户由间接面对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变为直接面对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在这种条件下，农户自发采取多种风险管理工具进行风险管理，政府则出于粮食安全和农村经济稳定的考虑进行农业风险管理。现有文献对农业风险管理的研究，多从政府的视角展开。国内文献侧重理论论证政府介入农业风险管理的必要性、理论基础和管理方式（熊存开，1997；许飞琼，2002；冯冠胜，2004；等）[1][2][3]，关于农业风险管理策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应该扶持何种模式的农业保险（庹国柱，1997；刘京生，2000；冯文丽，2004；龙文军，2004；钟甫宁，宁满秀，刑鹂，2007；等）[4][5][6][7][8]。国外相关文献（Mario J. Miranda等，1988；Joseph A. Atwood等，1998；Jerry R. Skees，1999；等）[9][10][11]研究集中于政府作物保险、政府救灾、政府对市场风险管理的绩效和实证分析。
　　国内外文献对政府的农业风险管理策略做了理论和实证分析，提出了许多可行的政策建议，但研究并没有从农户的角度出发，没有研究农户自发的风险管理方式，也没有研究政府的农业风险管理方式是否为农户所认可和接受。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农户的视角研究了政府的农业风险管理政策应当如何契合农户的内在需求等问题，提出了农户的风险管理原则和策略，揭示了农户对政府的风险管理策略的反应机制和反应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全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析农业风险的类型及影响；第三部分研究农户的风险管理原则和策略；第四部分研究农户对政府的风险管理策略的反应模式；第五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农业风险的类型及影响
　　
　　（一）农业风险的两种基本类型
　　农业风险是指农业生产或经营活动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包括损失和获利的可能性，从而影响农业生产经营者的福利。农业区别于其它行业的特点是农业的主要活动在自然条件下进行，并更直接更紧密地依赖于自然界的力量，也更突出受自然界的影响，所以自然风险是农业风险的主要类型之一。我国自然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水灾、旱灾、风灾、低温灾害及病虫害是我国常见的自然灾害，这些灾害每年都有一种或几种在一地或数地发生。除自然风险外，市场风险对农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以小家庭组织形式单独面对大市场风险；中国成为WTO成员国后进一步加大了农业生产的国际市场风险。因此，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共同构成了农业风险。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农业市场化程度低，农业风险主要表现为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尚不明显；而对于经济较发达地区，农业的市场风险表现得更加突出。
　　（二）农业风险对农户的影响
　　农业风险对农户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我国历史上就有“三岁一饥、六岁一衰、十二岁一荒”，“多年致富抵不上一年灾害”之说。据统计资料显示，建国以来，我国每年发生涝灾、旱灾、风暴等重大自然灾害20.2次，全国农村平均每年有3亿多人受灾，6000多万人重灾，经济损失巨大。自然灾害的发生对农民生产和生活危害严重，重灾时造成农户作物欠收，缺衣少食。部分发达地区的农业已实行现代化，更多地种植经济作物，进行大规模养殖，这些地区除自然风险外，还面临市场价格变化的市场风险，市场风险造成农户的经济损失更大，严重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三）农业风险对政府的影响
　　农业属于基础产业，具有较大的感应度系数，农业波动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连锁反应。如粮食减产，不仅仅粮食价格上升，以粮食为原料的食品价格也随之上升，容易引发社会恐慌情绪。重大农业风险对农村经济破坏力巨大，影响农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影响农业的市场化进程。农村经济条件的恶化又不仅仅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还会波及城市经济的发展，甚至造成社会的不安定。
　　
　　三、农户的风险管理策略
　　
　　（一）风险管理原则
　　1. 减少货币支出
　　农户的货币收入较少，而子女学费、医疗费用等必须及时支出货币，所以农户在选择风险管理方式时，首先遵循的原则是少支出或者不支出货币。这种风险管理原则可能会减少农户可获得的最大化收入，如农作物新品种种子价格较高，尽管种植新品种会带来更高的产量和收入，部分农户仍会放弃选择新品种以减少当期的货币支出，这是农民在既有资源和经济条件下的理性选择。
　　2.整体风险管理
　　农户在生产、生活中需要应对的不仅仅是农业风险，农户更担心子女学费无力支付、医疗费用过高、农业生产资料费用太高、非农收入太少等，农户面临的这些经济困难和风险比农业风险带来的损害后果更严重。农户对农业风险的担心相对较弱，农户自觉地把农业风险置于整体的经济困难之中进行管理。因为农户资源有限，农户使用优先序的管理方法，优先考虑的是学费和医疗费用开支，农业风险的管理排序靠后[12]。
　　3.利用非正式制度
　　农村社会是乡土社会。集体经济组织消失后，农户之间的关系依然紧密，而且长时间的居住使彼此了解，声誉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面对风险和损失，农户可以利用邻居、亲戚构成的“关系网”相互借贷，这种非正规的相互援助为平滑消费起到了有效的保障，化解了农业风险。正式制度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活动和政府提供的风险管理工具。农户自发利用非正规风险管理方式，也与减少货币支出的原则相一致。
　　（二）风险管理策略
　　1．生产经营策略
　　农户在自有资源和经济条件约束下，会理性地选择农业风险的管理方式。农户对生产资源通过纵向的、横向的和时间上的综合开发利用以减少生产风险。 “事前”采取多样化的组合策略，多元化经营是农户应对风险常用的传统策略之一，来降低收入波动，保证维持生产资金投入和家庭日常开销的现金需要。多元化经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的多元化，如种植作物种类的多样化和种植模式的多样化，种植业与养殖业结合。，只有当一种作物的低收入被其他作物的较高收入抵消时多元化经营才是有效的；二是将非农经营引入家庭，从事与农业相关性弱的多种收入创造活动。例如投资于农业以外的项目，或者从事非农就业赚取非农经营收入来实现收入来源的多元化等等。对于某些农户而言，这些非农收入比从农业中获取的收入还高，对于防范化解农业风险具有重要的意义。
　　农户采取的上述风险管理策略是理性的，也是有效的。但这种有效性主要是相对农户所拥有的资源而言；从社会或宏观的资源利用角度而言，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多元化生产虽然是有效的风险管理策略，但一般要以牺牲专业化、规模化生产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利益为代价；农户为了减少当期货币支出，选择低投入低收益低风险的经营活动，这将导致“风险性”农产品供给不足。

　　2.市场策略
　　农产品期货和期权是分散农业市场风险的有效工具，可以对现货市场价格风险进行套期保值。但即使在美国和欧洲，这些发达国家的农民也很少使用期货市场，运用期货市场交易的主要是大规模的粮商和食品加工企业。中国同样也存在农产品期货市场，但农民并不能直接用它作为防范市场风险的工具。一是因为农民经营规模太小，而期货合同是标准化合约，合约交易量大，二者差距悬殊；二是期货市场目前运营还不规范，价格起落与现货市场差异太大；三是一般农民少有参与期货市场的渠道和知识，学习这些复杂的合约也过于浪费时间和金钱。尽管缺乏信息和财务能力的农户无法直接利用期货市场，他们可以间接的利用它，即可以通过签订市场合约规避未来销售风险。
　　市场合约条款简单易懂，便于农户操作，成为许多农户分散风险的有效市场策略。我国的蔬菜种植、作物良种繁育、桑蚕养殖等已经大量使用市场合约。农户既可以单独与企业签订合约，也可以通过广泛存在的合作经济组织与买方签订销售合同，在收获之前甚至种植时以既定的价格或者最低价格实现农产品的销售。
　　3．财务策略
　　农户在风险发生后动用储蓄、减少开支、寻求亲邻借贷应对困境。动用储蓄和减少开支属于农户的自觉“收入平滑”手段，藉以度过风险时期[12]。亲邻借贷是无息贷款，是一种低成本的有效风险管理策略。即使在农业风险范围比较广泛，大多数农户遭受风险的情况下，此措施仍然有效，因为部分农户有非农收入。
　　购买保险理论上是风险管理的重要财务手段，因为农业保险是社会化的分摊和分散农业风险的工具 。我国农业保险开展了20多年，但农户一直没有把农业保险作为风险管理的工具。从1982到2002年间，农业领域农业产值大幅增长，保险业财产保险保费收入也大幅增长，但农业保险业务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农业保费收入占财产保费的比重，最高的年份是1992年，也不到5％；到2002年农险保费收入占财险保费收入比例只有0.6％（见表1）。2003年农业保险市场进一步萎缩，2004年后因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增加，占比上升。
　　理论分析认为农业风险损失大，系统风险严重[13][14][15]，农户分散，展业和定损理赔开支大，造成农业保险的纯保险费和附加保费都远远高于城市保险险种。再加上农户收入水平低，对保险的需求水平低，所以农业保险没有成为农户的风险管理工具。我们还可以运用数学模型，分析在风险情况下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的农民购买保险的行为决策，从而可以进一步考察农民的投保行为。
　　假定某农民拥有的货币财富为w，他面临着遭受自然灾害的风险，发生自然灾害的概率为p，损失为l。如果该农民以购买保险的方式来减少自己可能遭受的自然灾害损失，则他必须事先向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费kv，其中v为购买每元保险的支出，k为保险金额。不失一般性，假定损失发生后保险公司支付给农民的赔偿金也是k。那么，该农民如何选择以获得最大的期望效用呢?
　　首先，农民的理性选择为：
　　Maxp(w+k-kv-l)+(1-p)(w-kv)≥0（1）
　　s.t.w≥kv
　　式（1）中(w+k-kv-l)为农民投保以后在发生自然灾害情况下所拥有的货币财富量，(w-kv)为农民投保以后不发生自然灾害情况下所拥有的货币财富量。
　　其次，从保险公司的角度看，如果发生自然灾害，保险公司的收入为(kv-k)元；如果不发生自然灾害，保险公司收入为kv元。假定保险公司的交易成本为零，则保险公司的期望利润为：(1-p)kv+p(kv-k)。
　　假定保险行业为完全竞争行业，每个保险公司的长期利润为零，于是有：(1-p)kv=p(1-v)k。这意味着v=p，即:在此模型中，保险公司所规定的每单位保险的购买价格v，等于自然灾害发生的概率p。也就是说，灾害发生的概率p越大(或越小)，则保险公司所规定的每单位保险的购买价格 也就越高(或越低)。
　　
　　资料来源：根据1982－2003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保险年鉴整理。
　　最后，以v=p代入（1）式，可得：
　　Max{w-pl}≥0（2）
　　s.t.w≥kv
　　从（2）式可知，在农业自然灾害的发生概率p一定的条件下，农民拥有的货币财富w越小，那么他能够投保的能力k则越低，反之则越高；另一方面，自然灾害给农民带来的损失l越小，农民的期望收益则越大，反之则越小。
　　以上模型的经济学含义是：只有当农民的生产规模达到一定的程度，或者农民的富裕程度达到一定的阈值时，农民才有积极性参加农业保险。我国目前农业生产经营形式主要以家庭为单位，生产规模小，农民货币化收入水平低。一般而言，小农户参与农业保险的积极较低，特别是当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较大时更是如此。因此商业性农业保险始终没能成为大多数农户的风险管理方式。
　　
　　四、农户对政府的风险管理策略的反应模式
　　
　　（一）政府对自然风险的管理
　　政府使用的自然风险管理工具，主要包括灾害救济、政策性农业保险、投资兴建农田水利设施、研究和推广抗病虫害品种。其中投资兴建农田水利设施、研究和推广抗病虫害品种是从物质技术角度提高农民抗灾能力。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我们仅考察灾害救济和农业保险。
　　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自然风险管理主要采用灾害救济的方式，同时发动农民家庭和集体进行生产自救。这是与传统农业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府的灾害救济措施主要包括：抢救、转移和安置灾民；调拨救灾物资、发放救灾粮款；帮助灾民重建家园、恢复生产；提供优惠或补贴贷款等。 灾害救济的特点是不确定性、完全免费支付、救济金额远远小于重大灾害带来的损失。由于灾害救济的无偿性和不确定性，这种农业风险管理方式很难设定预期目标。随着中国农业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政府的农业风险管理方式也发生了转变，以政府的民政和财政救济为主，增加了农业保险这一辅助措施；同时为改革传统免费灾害救济的缺陷，民政部从1987年还在部分县试点实行了救灾保险。 救灾保险的范围是农村保险，农业风险作为其中的一个主要部分[16]。救灾保险组织采取合作社的形式，由于合作社规模小，缺少再保险分散风险的机制，救灾保险实行几年后因无力维持逐渐停办。
　　农业保险一直是在商业保险的框架下开办，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把农业保险完全作为商业保险经营是失败的。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也试行过与地方政府合办农业保险，试图淡化农业保险的商业性质，但由于没有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加以规范化，随着国有独资保险公司的商业化和股份制改造，我国农业保险难以为继了。2004年以来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农村经济、工业反哺农业的背景下，政府更加关心农村，关注农业风险，积极探索农业风险管理的新方式。2004-2007连续四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出“进行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一种新的农业风险管理工具被政府采用。省级政府根据财力对投保农户进行保费补贴，2007年中央政府首次对农业保险给予10亿元财政补贴，并扩大了农业保险的试点范围。但我们可以看到，政策性农业保险一直在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和农垦集团内进行。中西部经济欠发达省份地方政府财力非常有限，农业保险缺乏明确的财政支持，因而目前在这些地区推行农业保险困难重重。
　　（二）政府对市场风险的管理
　　进入市场通过流通实现价值的农产品除了面临自然风险外，还面临着市场风险。自然风险带来的是农产品的产量风险；市场风险则通过价格风险形成收入风险。尽管WTO《农业协议》对政府的农产品保护政策有诸多限制，政府还是充分利用协议的规定对市场风险进行管理。

　　蛛网理论可以解释政府对市场风险管理的合理性[3]。蛛网理论模型的基本假定是:市场供给量对价格变动的反应是滞后的，本期市场供给是上一期价格的函数；市场需求量对价格的反应是瞬时的，本期市场需求量取决于本期价格；市场的平衡条件为市场出清。
　　政府对农业市场风险的管理主要与蛛网模型的扩散式波动有关。农业生产周期长、具有季节性等特点基本符合蛛网模型的假定。在一般情况下，绝大部分农产品的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因此，农产品供给与价格的变动趋势符合蛛网理论中的扩散式波动。也就是说，由于农产品生产者的生产决策总是根据上期价格信息做出，分散的成千上万的市场主体由于受到市场价格和利益的诱导，相互之间又缺乏信息联系或者因竞争而排斥或缺乏合作，最终形成农产品周期性“卖难”问题。
　　蛛网模型的扩散式波动趋势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外在力量来改变波动的方向和幅度，那么市场的自发均衡永远不会实现，农业生产者无论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如何，都不得不去面对这种极具诱惑力又隐藏巨大风险的市场。农业的特殊地位和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特殊属性(不仅具有商品属性，还具有社会政治属性)，决定了政府必然要对农产品市场加以干预，通过某种适当的方式来阻止价格和供给量的这种扩散式波动，减少农业生产者的市场风险和社会福利的损失。
　　政府对市场风险管理的原则是实行最低限度的干预，干预过多会扭曲市场，造成市场的无效率。政府使用的风险管理措施策略是对重要农产品实行价格保护，当市场价格低于最低收购价时，政府按照最低价收购，即对农产品实行最低价格收购制度，保证农民的收入。政府同时建立粮食仓储制度和农产品风险基金制度，以保障农产品安全，平抑价格波动。通过供给量的变动调节市场价格。鉴于信息在农业中的重要作用和信息供给成本的特殊性，农业信息服务逐渐引起政府重视，成为市场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
　　（三）农户对政府的风险管理策略的反应模式
　　理性的农户会根据比较利益对政府提供的风险管理工具做出反应，农户的反应取决于是否需要支付货币和是否具有风险的信息优势（见图1）。政府提供的风险管理工具如果不需要农户支付货币，农户选择接受；如果需要农户支付货币，农户则根据自己的风险水平、收益大小、支付能力等做出接受或拒绝的选择。另一个影响因素是信息，如果农户面临某种风险又不了解该风险信息，农户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往往会接受政府针对该风险的管理；如果农户拥有该风险的信息优势，则农户具有了选择接受或拒绝的能力。
　　
　　对于政府的市场风险管理工具，农户的风险反应模式简单。因为政府提供的价格保护工具，既不需要农户支付货币，农户又处于市场风险的信息劣势地位，所以农户选择接受。对于政府的自然风险管理工具，不同的风险管理工具需要农户支付的成本不同；农户对自然风险及其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了解更多信息，更加清楚自身的风险状况，农户处于信息优势地位，因而农户的反应模式相对复杂。（见图2）
　　
　　农户对灾害救济的反应。灾害救济作为一种风险管理方式，完全由政府承担成本，不需要农户支出货币。农户能够无偿得到货币和实物，所以农户接受政府的灾害救济，采取与政府合作的方式，也会夸大受损真相，以获取尽可能多的救济。灾害救济是大灾发生时政府必须采用的方式，尽管这一风险管理工具会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
　　农户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反应。从前文的数学模型可知，精算保险费率是v，相对于保险金额k，农民需要缴纳的保险费是kv。财政补贴后保险费率降低，假定为v1，农民实际缴纳的保费为kv1，农民的平均保费剩余为kv－kv1。农民实际保费剩余的大小既取决于财政补贴的多少，也取决于不同农民的风险程度与平均风险程度的差异。从是否需要支付货币来看，政府提供的这种风险管理方式需要农户支出货币才能获得，支付额为kv1（其具体金额取决于保险金额的大小和农业保险各险种的费率）。这种供给驱动型的保险制度能否为农户接受，又取决于农户是否具有对kv1的货币支付能力和保险需求程度。在存在保险需求的前提下，有支付能力的农户选择接受，没有货币支付能力的农户拒绝。从风险的信息优势来看，投保农户拥有保险风险及损失的信息优势，风险程度高的农户比风险程度低的农户实际保费剩余大。因而不同类型农户的风险反应不同。
　　欠发达地区的小农户，主要种植粮食作物，处于半自给自足状态。农业风险给他们造成的损失相对较小,他们对风险的反应不敏感，风险管理的意识不强，而且还有对政府大灾后救济的依赖感，保险需求微弱[17]。这些农户货币性财富w非常低，为避免支出kv1的货币，所以农户情愿放弃kv-kv1的保费剩余。这些农户选择非正式的自我保险的风险管理方式，选择不需要提前支付货币的风险管理方式。因此欠发达地区小农户并不接受农业保险。政府提供，但是农户拒绝，说明这种风险管理工具不符合欠发达地区小农户的需要。政府要考虑改变策略，选择其它能被农户认可的方式。
　　东部发达地区的小农户，种植蔬菜或其他经济作物，作物投入成本大、经济价值高，因而存在一定的潜在保险需求，同时农户有能力支付kv1的货币。若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设计合理，kv-kv1足够大，则能够把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农户既有多种非正式风险管理方式，又有政府提供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风险管理方式更加多样化。
　　大农户因生产规模大，生产市场化程度高，风险损失大，有强烈的农业保险需求。商业性农业保险因保险费过高，大农户处于买与不买的两难处境。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把保险费降低到了精算保费水平之下。kv1对kv的替代就足以刺激大农户购买农业保险，而不需要kv-kv1达到多么高的水平。可见对大农户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政府的财政负担相对较轻，我国部分省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对象限于大农户，就是建立在这种对农户风险反应模式分析的基础上。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 论
　　农户是农业风险管理的微观主体，任何试图保障农户安全的政策设计都必须以农户自身的风险管理策略为基础。政府不仅要了解缺乏正规制度安排时农户怎样应对风险，还要了解农户对政府提供的风险管理工具的反应机制和反应模式，判断这些风险管理工具是否为农户所接受。中国农村地域辽阔，地区差异极大，尽管经济发展使政府财力增强，但政府仍然不可能取代农户的主体地位，也没有雄厚的财力替农户做一揽子安排，政府的风险管理工具只是起到支持和补充作用。政府必须知道不同类别的农户的真正需要，农户有哪些可供支配的资源和策略，这些策略在何种程度和范围内有效，农户通过何种途径与这种外来支持建立起联系，外来的支持补充又如何加强农户内部的努力。只有政府的政策迎合了农户的需要，帮助农户实现了内在的需求，才能实现农户和政府的双赢。
　　（二）政策建议
　　1．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落实农村九年义务制教育，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创造条件使农民有获得非农收益的机会和途径，从而间接增加农民的可直接支配的财富水平w；同时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提高农业科研投入，降低农业自然灾害发生的概率p，使（2）式得以满足。
　　2．对不同类型的农户采用不同的策略。对于欠发达地区小农户，政府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目前并不受欢迎。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减少农户货币性支出，增加农户的货币财富积累w，使农户自身有积蓄化解一部分灾害风险。对于大农户和经济发达地区小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一种有效的农业风险管理方式，给予农民参加农业保险的保险津贴，譬如满足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的约束条件为v=p，此时政府给予农户一定保费补贴，使农户的投保费率不是v=p，而是v1 　　3．大灾发生时，政府的灾害救济必不可少。当自然灾害发生时，政府能够及时给予农民一定程度的救济，从而降低农民自身的直接损失l，进而增大w-pl的值。美国从1938年就实行政策性农业保险，从1980年到2001年期间，在农业保险支付了220亿美元赔款的情况下，政府仍支出了150亿美元的灾害救济[18]。
　　4．对于市场风险，政府应及时为农户提供市场信息，降低农户获取信息的成本；在WTO《农业协议》许可的限度内保护本国农民的利益，但更主要的还是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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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ricultural Risk Management Strategy from Farmers’Perspective
　　Cheng Chengping1，Liu Suchun1，2
　　(1.Wuhan University, Wuhan430072, China; 2.Shandong Economics University, Jinan250014, China)
　　Abstract: Market economy that promote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ese rural areas greatly also aggravates agricultural risk. Natural hazards and market risk are plaguing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The paper analyzes farmers' principle and strategy in agricultural risk management. Then it analyzes the behavior response mechanism and patterns of the farmers to the policy-oriented agricultural insurance and other risk management measures which are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only farmers' good interaction to the government-provided risk management tools can reach the anticipated policy purpose. Otherwise it will be contrary to what expected. Its elementary conclusion is that the government not only need to understand the farmers' strategy in the lacks of the regular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but must consider the degree of farmers' approval and receptivity to the governmental measures of risk management. Governmental risk management should establish in farmers' intrinsic demand and must transform the supplies actuation risk management strategy into the demand guidance risk management strategy.
　　Key words: agricultural risk management; farmers; government; response patterns
　　（责任编辑：张丹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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