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的环境约束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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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三角地区作为长江经济带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排头兵，在環境约束下所走的经济发展之路能够给其他区域提供参考和借鉴。文章以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为研究对象，在评判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后，认为不同地区应选择差异化的环境约束方式，以实现长三角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两者之间的耦合。
关键词：长三角地区;环境约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 引言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美丽中国”之后，党的十九大又提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协同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的两大主题。2018年长三角一体化的“三年行动计划”提出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目标，紧接着，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上述举措均表明长三角在长江经济带乃至全国的战略地位，融合长三角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优化区域格局的同时能为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借鉴。而对于长三角地区而言，如何在环境约束下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以技术创新带动发展效率，最终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产业转型升级，走高质量发展道路，是长三角地区所必须攻破的发展难题。
二、 技术创新效率和环境约束简介
1. 技术创新效率。经济增长理论中重视要素投入和技术的作用，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单纯的要素投入并不能带来最大的边际效用，技术在其中则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技术创新效率最早由Afriat（1972）提出，他指出研发活动的技术成果能够满足既定的投入产出则是技术有效的。此后，众多学者对技术创新效率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大致可将其分为两种：一是技术研发成果的投入，能够带来既定投入下产出的增加;一种是新技术成果的应用能促进新产品的生产;其中技术创新效率能够促进资源在生产过程中的优化配置从而带来产出能力的提升是大多数学者研究的切入点。技术创新效率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其在生产过程对要素投入的优化贯彻了资源节约的宗旨，而在产出端的结果显现了其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其在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转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
技术创新效率具体可分解为技术研发效率和技术商业化效率。技术研发效率旨在检验技术研发投入与技术研发成果的转化比例，与研发投入、研发技术等因素有关;技术成果商业化效率是指技术研发成果能够投入商业化生产的比例。技术研发效率和技术成果商业化效率从不同阶段体现了技术创新效率，技术研发效率体现了一地的创新水平，而技术成果商业化效率则表明了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效用。
2. 环境约束。环境约束中起最主要作用的是政府通过各种强制或非强制的手段影响人类行为。环境规制即政府所采取的社会行为以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和活动，从而达到经济和生态双赢的可持续发展局面。根据众多学者对环境规制的研究，可将环境规制划分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自愿意识型三种。
（1）命令控制型。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强调政府的作用，市场主体必须遵守政府颁布的各项环境保护准则和规章制度，如有违反，则由政府相关部门对其进行警告和处罚。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中国最为典型的一个表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治理法》的颁布，该法规明确规定了各行业各水污染物的最高排放量，超过规定即对其采取警告或罚款等措施;如通过技术创新等各种手段降低了排放量，则根据规定会给其一定的激励。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通过政府的权威对市场主体的行为进行硬约束，以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2）市场激励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以市场机制调节市场主体行为。在相应的市场机制如收取费用、排放许可证等作用下调节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和活动。市场激励型的环境规制在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同时，还能培养他们的生态保护观念和意识。我国在1982年颁布并施行的《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标志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首次应用，此后排污费成为我国主要的市场型规制工具。
（3）自愿意识型。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主要发挥市场参与者和社会公众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具体可分为政府主导、市场主体自愿以及公众参与。无论是哪一种形式，均以自主意识为环保行为发生的前提。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强，则他们将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对于环保的诉求和自主地实行环保行为。总体而言，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发挥作用的前提在于社会各方环保意识的培养和树立，从而调动社会各方在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
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从不同角度体现了环境约束的具体行为表现，但均以治理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性为目标，各地区可根据经济发展、社会行为的特征选择适用的环境规制方法。
3. 环境约束和技术创新效率的关系。环境约束和技术创新效率的关系有线性和非线性两种观点。波特假说认为适当的环境约束能够刺激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正向影响;其假说的作用机制是即使环境约束迫使企业转移资源到环境治理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但适当的环境约束能够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以技术创新成果产生的“补偿效应”弥补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增加市场竞争力。非线性关系则在波特假说的基础上认为在企业投放于污染治理和技术创新资金一定的情况下，污染治理部分的资金将挤出技术创新资金从而不利于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抵消效应”;当补偿效应大于抵消效应时，二者呈正向作用;当补偿效应小于抵消效应时，二者呈负向作用。
三、 长三角地区技术创新效率下的环境约束选择
长三角地区的技术创新效率高低关乎该地区的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的结果，进而影响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但在考虑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质量的同时，还应将生态环境因素纳入考虑范畴，明确不同环境约束对经济质量的影响，进而形成生态友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机制。
1. 长三角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长三角地区是我国长江经济带的下游，作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先锋，其技术创新效率不仅影响其自身的经济发展质量，还对长江经济带的其他地区起着引领和示范作用。影响长三角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环境、金融市场水平以及政府引导。 （1）经济发展水平。长三角地区由古至今长久的资本积累，为其经济發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始终领先于全国水平。必须承认，长三角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当地的技术创新活动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但是，在长三角的三省一市中，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将直接影响技术研发成果和商业化效率在地区间的异质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技术研发活动的支持更强，将对技术研发活动成果产生以及商业化效率提供更大的支持。
（2）技术创新环境。技术创新环境对技术创新效率有着直接而显著的影响，主要可以将其分解为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技术水平的高低与技术创新水平的能力直接关联，技术水平高，意味着在技术研发活动中可以进行不同方向和层次的探索，从而得到更完美的技术创新成果和更高的技术创新效率;技术水平低则将从根源上抑制技术创新活动的展开。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存量规模和质量反映了技术创新能力的延续性和可持续性。不同于其他生产活动要素的投入，技术创新活动的源驱动力即为人力资本，因而对人力资本素质、专业和能力的要求较高。长三角地区作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区域范围内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比比皆是，且其良好的区位条件、经济水平和开放程度也吸引了众多人口的迁入，为其输送了高质量的技术创新人才。但是在长三角地区，不同省市的技术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供给的数量、质量差异最终也会影响各地的技术创新环境。
（3）金融市场水平。在经济水平、技术创新环境的影响之外，对技术创新效率最为紧要的影响因素则是资本供给。技术创新活动大多内生于企业，资本作为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关键要素，其供给的规模则决定了企业是否会进行自主性的技术研发活动以及技术研发活动的层次高低。长三角地区企业规模大小不一，以大型企业为主导，但在数量上仍是中小规模企业占多数。因此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高低反映了企业能够从金融市场获得的资本供给的多少。金融市场发展较快，融资机制完善且市场活跃，则中小规模的企业能从中获得更多的资本援助，则有利于驱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以提升自身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不可否认，长三角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与其他地区相比较高且金融市场更为活跃，但在长三角地区内部，三省一市的金融市场仍有较大的差距。
（4）市场活跃度。市场活跃度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技术商业化效率影响更为显著。技术研发成果能否转向商业化体现了技术创新活动在生产实践中的可能性，也是企业后续技术创新活动展开的信心支撑和资本支持。但是，技术创新商业化效率不仅受技术研发成果的影响，也受市场活跃程度的制约。市场活跃程度显示了市场对技术成果的认可度，市场越繁荣，则技术研发成果能转变为商业化成果的机会就越大。长三角地区的市场活跃度领先于其他地区，为技术研发成果商业化提供的土壤更为肥沃。
（5）政府引导。如果说经济、技术创新水平和资本是企业提升技术创新效率的内在驱动，政府引导则是技术创新效率的外在引擎。政府部门相关政策的颁布、法规的制定预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机遇，引导着企业的发展路径;同时政府部门在某一生产领域采取的鼓励型和限制型措施，将影响企业在未来的业务选择和生产重心。因而，长三角地区政府部门对于生态平衡下的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2. 长三角地区技术创新效率水平。受技术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的差异化制约，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的技术创新效率水平有较大的差异。接下来将以技术研发效率和技术商业化效率为依托，对三省一市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分析。
长三角地区包含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一市的各项资源优势互补，全方位地提升了长三角地区的技术创新效率。据统计，长三角地区的金融业总产值约为全国的四分之一，专利申请授权数是全国总数的40%;此外，每年还能向其他地区输出占全国总价值10%左右的技术，科研院校等培养的高素质人才也不在少数。从金融市场活跃度、资本供给、技术水平和人才创造等角度而言，长三角地区的技术研发能力和技术商业化水平均有强劲的支撑。从地区而言，上海的金融市场发达程度、技术研发水平和人才供给等资源在提升本地技术效率的同时还能辐射其他地区，最大化资源要素共享的协同效应;浙江和江苏省民营经济的发展、技术应用的广度为技术商业化成果的转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综合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的各项优势资源，在长三角一体化的框架下协调发展，技术研发效率和技术商业化效率能够得到最大程度地提升，使得长三角地区的技术创新效率领先于全国。
3. 长三角地区环境约束的环境约束选择。在不同的技术创新效率基础之上，考虑环境约束对其的影响，以寻找生态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平衡点。环境约束方式的选择不仅会影响生态文明建设的效果，还将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产生作用。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通过政府强制性的行政命令严格要求市场参与者遵循相关规定，通过市场准入、禁令以及配额等具体措施约束市场主体的行为。市场主体的自主性和选择权被抑制，强制性的指标迫使市场主体进行技术创新活动以达到政府的环保标准。此种环境规制对市场参与者采取一刀切的方式，不利于调动其自主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对技术创效效率的提升有限。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在给予市场主体选择权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经济激励，通过市场信号来引导市场参与者的环保生产行为，并将市场型规制工具运用其中，在调动市场参与者进行技术创新活动的同时配以相应的经济激励。但按照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起作用的效果，只有当补偿效应超过抵消效应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才能提升技术创新效率。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主要靠政府引导、公众和市场主体环保意识的培养和自主参与生态环保活动的积极性，因而此项规制的成本低，且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有完全的正向影响。
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的技术效率有明显的差异，针对差异应选择不同的环境约束方式，以达到两者之间的耦合从而促进生态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正向反馈。上海的技术创新效率最高、公众的环保意识也最强，可采用市场激励型和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依据不同市场主体特征采用差异化的环境约束方式，既能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又能激发市场参与者对技术创新活动的积极性。江苏和浙江地区的技术创新效率略逊于上海，但也处于较高水平;针对不同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可采用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环境破坏力度大的行业采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进行严格管理，同时通过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调动其他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促进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安徽由于技术创新效率较低，政府可在其中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引导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并尽可能为其营造活跃的金融环境和市场，在环境约束的同时加强技术研发成果商业化的转变。 四、 结语
长三角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的高质量协同发展是当前不可忽视的研究课题，但在当前的发展态势下，二者之间仍难以达到平衡。因此，如何在环境约束下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效率达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本文在对长三角地区技术创新效率进行判断的基础上认为应根据技术创新效率采取差异化的环境约束方式，以达到生态和经济发展质量二者之间的耦合。但在此基础上，政府也应优化环境约束的方式，采取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政策，輔以更加完善的配套基础设施，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同时，将生态文明建设落在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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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青（1992-），女，汉族，江西省九江市人，中南大学商学院2016级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公共财政理论。
收稿日期：2019-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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