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长理论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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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着重于介绍新增长理论相对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优点，新增长理论的最新发展和评述。
[关键词] 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增长
由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不能解释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新增长理论出现了。新增长理论吸收了斯密的社会分工思想，社会分工产生专业化，而专业化生产又导致规模收益递增。但是社会分工同样导致社会交易成本上升。因此新增长理论认为当这种收益与成本相等时，社会分工达到最优水平。分工的发展促进技术进步，正是由于这一思想，新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内生化，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内生的，因此新增长理论关注的是技术进步的形成机制，如社会分工，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边干边学，创新和研发等。
罗默（1986）认为决定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是厂商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并且假定知识不同于普通商品之处在于知识具有溢出效应，这使得任何厂商所生产的知识都能提高全社会整体的生产率。而正是知识溢出的存在，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才不会无限降低，也即稻田条件不成立。由于知识的溢出效应导致厂商的收益低于社会收益，因此在政府不积极干预时，厂商缺乏生产新知识的动力，增长将放慢或停滞不前。因此罗默认为政府有必要对经济进行干预。
卢卡斯（1988）认为全经济范围内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造成的，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是提高厂商的生产率，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是提高全社会的知识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并且用全社会的平均人力资本来衡量这种溢出。而且根据这一模型得出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高，因此它的资本边际生产力和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都比发展中国家高，物质资本收益递增将诱使外国资本和工人流向发达国家，并且就是在同一国家内部也会出现人才和资源从不发达地处向发达地区集中。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各个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巴罗（1990）认为政府服务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其中公共产品模型认为公共产品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壅塞模型假定公共产品有部分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此公共产品对所有的厂商有溢出效益，并且政府制定产权保护可以促进私人厂商收益的提高，从而促进资本积累和生产。但是这些模型也有其缺陷，主要是对内生技术进步的分析不足，注重强调技术的外部性，而忽略技术进步的本身可以提高拥有该技术的厂商生产力，同样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除去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外，新增长理论认为资本的积累也促进经济增长，Ak模型假定生产函数为：Y=AK，模型中的资本包括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并且它们之间有完全的替代性，因此资本的边际收益不变，在AK模型中人均消费，人均资本都以相同的不变比例增长，经济增长率与生产技术和消费者的偏好有关，这里消费者的偏好将决定是进行消费还是储蓄，进而影响资本的积累。这类凸性增长模型认为：经济的增长取决于资本的积累，而要使资本无限积累下去，则要求资本的边际收益不能无限下降，而物质资本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因此雷贝洛认为只要经济中存在不受不可再生要素影响的核心资本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这种核心资本通常被认为是人力资本。
另外新经济增长理论还引进了熊彼特方法，Aghion and Hawitt(1988,1992)认为经济的增长是由一系列的随机质量改进引起的，而这些创新也是具有不确定性的研发活动的结果，并且新发明会使旧的技术或产品过时，从而退出市场，这种过时被称为“创造性毁灭”，经济存在一个随机的增长路径，也就是说由于假定创新是以柏松概率到达，因此增长路径是阶梯跳跃的，这里经济增长来源于创新，但同时创新会导致产品的更新换代，市场结构的调整。
而这种市场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会出现模仿过程，产生所谓的后发优势效应，也即一国技术水平离国际技术前沿水平越远，则该国可以学习的技术就越多，学习潜力也就越大，技术进步也就越快。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亚洲四小龙就成功实现了赶超计划。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跨国增长在出现这种“俱乐部趋同”的同时，另一方面又表现有“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两极分化。如整个的非洲大陆与世界的增长路径相差越来越远。Howitt&Mager-Foulks（2005）对这种跨国增长的差异进行了初步探索，构建了一个包含研发和技术转移的熊彼特增长模型来解释跨国增长的差异。认为技术转移并非像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是一个瞬时的无成本的过程，相反跨国或跨地区的技术转移是一个有条件有成本的过程。
新增长理论在讨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时，主要讨论了国际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四个机制:(1)国际贸易方便了技术信息的国际传递，降低了创新成本。(2)国际竞争使厂商为巩固地位而从事研发。(3)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每个厂商面临一个更大容量的市场，因此技术创新的收益会增加。(4)当两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差异较大时，可能促进专业化生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以上我们简要回顾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可以看出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得到广泛的共识，区别在于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于经济系统，并且资本的积累对经济的最有增长路径没有影响。新增长理论则着重分析技术进步的表现形式和内在机制，认为分工，人力资本的积累，企业研发，技术与知识的外部性，政府的公共产品服务都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因此新增长理论有很强的政策指导意义，使得经济的管理者不像过去那样被动，根据这一理论，政府有必要主动参与经济管理。另外新增长学家也开始注意到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如透明的经济立法，激励制度等。因此把制度因素引入模型，并统一技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其他增长因素来研究这种跨国增长的差异，应该是新增长理论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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