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视域下高职院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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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洪福
[摘 要] 基于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审视高职院校存在交互结构塌陷、专业结构固化、治理结构孱弱、师资结构失调的矛盾。高职院校要以整体观、反思观、共时观的结构主义认识论基础,以优化“产权”结构、“产业”结构、“分配”结构、“产品”结构为主线,探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
[关键词] 结构主义;高职院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20. 07. 086
[中图分类号] G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20)07- 0208- 02
0 前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高职教育作为密切经济发展的重要教育形式,同经济市场形成了紧密的供需关系链,政府、社会、学校扮演着不同的重要角色,构成相互协同的结构性系统,急需推动高职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职院校规模、质量、结构与效益的优化。
1 高职院校结构性矛盾的方法论审视
英国学者吉布森曾对结构主义的方法论进行总结。他认为,“结构主义中心概念的基础,是六种相互联系的思想”,即整体、关系、主体偏离中心、自律性、快照法和转化[1]。高职院校作为社会子系统,同外部社會构成了稳定的纵向交互结构,高职院校之间构成了不同范畴内的横向布局结构,高职院校内部构成了包含不同要素的办学结构,这里谈的是高职院校作为个体存在的纵向交互结构与内部办学结构问题。
1.1 基于主体离心化的交互结构塌陷
高职院校的办学定位与培养目标决定了其具有较强的社会交互性与衔接性。“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机制要求高职院校必须同企业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实现校企联合培养与协同发展,高职院校作为人才、技术、文化等要素的供给侧,有力支撑企业进行产品开发与生产;政府在高职院校办学过程中扮演着政策引领与监督管理的角色,同时推动行业协会制定行业标准,规范企业管理,衔接校企之间的关系,构建交流对话机制。
1.2 基于整体思维与关系思维诊断的专业结构固化
专业建设是高职院校办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以教育教学改革为核心的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关键环节。高职院校的专业结构直接影响办学质量与效益,关乎人才培养方向、人才供给类型、社会服务范畴等,需要结合市场的人才需求结构与高职院校的实际状况进行不断优化调整。保持专业结构的科学性与合理性,需要研究专业发展的本质,把握专业发展的一般规律。结构主义认为,注重整体是研究事物本质的唯一途径。
1.3 基于“快照法”剖析的师资结构失调
教师与学生是高职院校办学的主体,教师又在促进学生成长成才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高职院校发展方式的转变最根本的是教师的转变。因此,师资结构是影响高职院校办学质量的重要因素。从场域上划分,师资主要来源于校内和校外企业、科研院所等;从类型上划分,师资一般包括专业教师与行政人员。
2 高职院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论基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高职院校结构性矛盾的药引子。高职院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在遵循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为满足社会市场对于人才、技术、文化等要素的需求,而进行的自我调适与完善。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要从实践出发,借鉴结构主义关于认识社会的结构式方法,解决高职院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论问题。
2.1 整体观:改革的全局视阈与多元化手段
“任何实体或经验的完整意义除非它被结合到结构中去,否则便不能被人们感觉到。”[3]结构主义提供了整体性改革发展的认识论基础,强调各要素在结构中的重要价值与功能。高职院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教育要素同社会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而教育要素包括教师、学生、文化、技术等,一个要素的转变不足以推动结构性改革,在实践中强化改革的整体性观念,因为在同一个结构性系统中,各要素具有关联性。如教师结构的调整能够影响人才培养质量与社会服务水平,办学体制机制的调整能够影响教育教学效果。因此,高职院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涉及所有办学要素的大变革,并已超越了职业教育主体范畴,是不同要素相互碰撞、相互调整的整体性调整,这种全局意识、整体意识与结构意识是改革的重要基础。
2.2 反思观:改革的技术理性突破与思维诊断
“舍恩认为反思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行动中反思,这关涉直觉和经验;对行动中反思的反思,这关涉思考和描述;对反思描述的反思,这关涉理性和建构。”[4]传统的职业教育具有较强的政治与经济功能,以政治论为主导的功利主义诱发产生了工具(技术)理性主义,并长期影响职业教育的发展。“受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影响,高等职业教育也以彰显工具理性为荣。”[5]高职院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拉近职业教育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即办学要素与生产要素的有效对接,但同功利主义干预下的过分注重社会价值而忽视教育价值的内涵完全不同,高职院校需要克服功利主义与技术理性主义,正视同经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明确双方在结构体系中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并不是作为政治的附庸和经济的工具。高职院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过程中反思行为,在行为中进行思维诊断是保证改革成效的关键,在认识论层面指引高职院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
2.3 共时观:适切性与时效性相结合 职业教育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化与转换的体系,具有较强的动态性特征。针对经济社会快速变化的需求,如何保证高职院校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旨。“在高职院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共时观”成为供给侧与需求侧进行准确对接的重要认识论基础,改革者要认识到把握未来市场走向,提高社会调研频率的重要性,依靠传统的经验及过于把握前沿着实不切实际,造成改革误差。适切性与时效性成为改革的关键,也是高职院校优化内部治理结构,提升战略管理能力,甚至改变办学思维、养成良好办学氛围的指导性原则。
3 基于结构主义的高职院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论题来源于经济领域,致力于优化产权结构增活力、优化产业结构保质量、优化分配结构护公平、优化产品结构促消费。高职院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经济领域的改革在方式上存在异曲同工之处,但需要遵循职业教育的规律与特点,运用结构主义分析视角,探索出改革的一般路径。
3.1 优化“产业”结构: 推动专业与产业对接
高职院校的“产业”类型主要由专业体现,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对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体现。在改革的结构中,要运用结构主义的整体与关系思维,解决当前高职院校专业同质化、盲目化、综合化的问题。构建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优化专业设置结构。高职院校要重视专业建设同产业发展之间关系,利用同行业、企业建立的紧密合作关系,形成定期调研机制,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专业方向,改革专业知识结构,适应企业岗位需求。专业结构调整要从整体视阈出发,注重关系思维,统筹市场需求与学校条件两个维度;改变以招生为导向的专业设置方式,把握就业市场的前瞻性;改变以师资结构为引领的专业调整机制,加大企业兼职教师的聘用力度,构建合理的人才梯队,促进专业结构的有效调整。
3.2 优化“分配”结构:提升内部治理能力
高职院校的“分配”结构是维护权力、利益、资源等内部要素科学、公平、有效运转的制度体系,突出表现为内部治理能力,保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领域制度建设,不断优化制度结构。高职院校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赖于发展的内生动力,需要不断构建现代职业教育制度体系,尤其在校企合作、实习实训、在职培训、开放教育等对外办学领域加强制度建设,保证高职院校同社会需求侧的紧密对接,奠定改革的制度基础。构建科学合理的关系模型,持续优化权力结构。“良好的治理就是对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力进行合理配置。”[6]高职院校对于权力的分配是治理结构的重要内容,过于集中的权力结构不利于激活管理体制,不利于二级学院独立开展校企合作及社会服务工作,急需推行二级管理体制,并吸纳企业人员参与管理,重新构建关系模型,下放管理权限,形成多元主体共管机制。
3.3 优化“产品”结构:着眼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
探索人才层次结构同人才需求结构的对接。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彰显办学的核心竞争力,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办学理念下,人才培养质量的检测维度主要体现在社会层面,即满足市场的结构性需求,实现人才培养规格与需求类型的对接。“高职院校供给的高职教育产品和服务最终要走向‘市场’,走向需求侧。”[7]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的特点是学校与企业的“双主体”办学,实行企业顶岗与学校培训交叉培育模式,而由于观念与体制因素影响,我国完全照搬德国双元制并不现实,但可通過引入德国双元制精髓,按照德国的职教经验连同行业、企业共同开发学习领域课程,推行小班化教学,同企业构建协同育人体系,实践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本土化,提高人才层次结构。
高职学生的师资队伍水平直接影响人才培养质量,针对目前的结构性问题,高职院校需要着重引入企业兼职教师,提高实践教学水平,增强师资梯队建设的灵活性。加强校内教师的培训力度是发展固本,致力于通过构建多元化的培训体系,提升专业教师能力,削减行政人员队伍,优化师资结构。高职院校可通过国际合作办学,选派专业教师赴国外进行培训;通过政府组织及社会组织举办的培训班,或定向国内一流高职院校进行培训;通过与企业合作开展对专业教师的诊断式培训,构建融意向调查—实地走访—企业内训—跟踪评价于一体的培训机制,提高教师的职业素养。
主要参考文献
[1]李克健.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与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视角[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7.
[2]Foucault M.Discipline and Punish[M].New York,NY:Vintage Books,1975:27.
[3][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8-9.
[4][美]唐纳德·A·舍恩.培养反映的实践者——专业领域中关于教与学到一项全新设计[M].郝彩虹,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5]李雪梅.认识论哲学视野下高等职业教育的价值反思[J].高等农业教育,2016(1):13-16.
[6]董仁忠.高职院校治理结构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11(7):36-39.
[7]武毅英,童顺平.探寻高职院校供给侧改革的新路径[J].江苏高教,2016(5):136-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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