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供给管理应对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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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范剑平
以供给管理政策为主加快推进经济结构升级，才是应对中国当前周期与结构调整叠加的主要出路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世界经济周期性调整，中国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过去四个季度经济增幅逐级减速，可基本判定中国经济已进入周期性下行轨道，面临严峻的周期性调整压力。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经济调整压力不只是周期性的，而是周期性与结构性的叠加；或者说，结构性调整才是这轮经济增长减速的本质。次贷危机和国外需求降温，只是引发减退的外在诱因，自身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才是根本因素。
――低成本模式陷入困境、产业结构畸形和宏观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是中国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当前，中国必须面对三个较为突出的结构性矛盾。
第一，在经济要素全球化背景下，部分长期扭曲的要素价格越来越难以为继。依靠过低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形成的所谓“投资成本洼地”效应，逐步减弱。过去的投资热潮开始减退，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增长，以大量增加资源资金投入维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低要素成本”时代一去不返。当前的经济调整，不仅是来自外需减弱的需求冲击，更多是来自成本上升的供给冲击。
第二，过去十多年，中国制造业迅速成长，初步构建了全球化制造业基地。但是，制造业过于粗放的增长模式，使农业、能源等基础产业难以支撑。无论是第一、二、三次产业结构，还是工业内部的行业结构，增长都过于偏斜。经济要素在部门间转移规模超出阈值，如农业劳动力转移和耕地占用，这必然引起农产品、能源等基础产业的产品价格作出反应。当前的市场价格结构性变化，是对经济结构偏斜的一种校正。其实，这种市场价格纠偏力量早就在积蓄，当前不过是在全球市场价格变化背景下集中爆发而已。
第三，中国经济中最大的结构性矛盾是宏观收入分配结构矛盾，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偏斜，是收入分配结构性矛盾的表现形式或必然结果。在政府、企业、居民三大经济部门之间，中国的宏观分配结构存在长期的制度性扭曲，政府支配的经济资源越来越多。在招商引资优先的种种优惠政策下，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天平又向后者倾斜，居民部门能分享到的经济增长成果的比例越来越小，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逐年下降。最大的全民资产――国有资产的收益分配，没有什么实质性惠民措施，却成了垄断行业自己的摇钱树。
总之，过去那种脱离国民消费、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走不下去了。中国经济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才能从经济增速放缓、物价涨幅加大的困境中走出来。
――面对当前的经济调整压力，宏观调控政策不能只从应对周期性调整的考虑出招，日本就是反面例证。
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曾经犯过这样的错误。
1971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要求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各国货币升值，结果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1971年8月31日，日本宣布日元与美元汇率从360日元升值到308日元，升值幅度达14％。日本将这一事件与石油危机冲击并列，称其为“尼克松冲击”。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国际原油从每桶2.5美元涨到10美元，日本的石油制品、基础化学制品、钢铁制品等行业的生产成本剧增。在日元升值、能源危机双重打击下，1974年，日本GDP实际增长率下降到-1.4％，出现战后第一次负增长。
当时，为了应对出口下滑和经济衰退，日本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政策，全面放松银根。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提出“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具体内容就是在全国建立很多25万人口规模的城市，对国土进行全方位的均衡开发。要建设9000公里的新干线、1万公里的高速公路、7500公里的石油传输管道，用新干线和高速公路把全国连接起来。在“列岛改造论”的煽动下，日本经济首次出现泡沫。1972年到1974年，地价涨了50％。日经指数1970年是148.35点，1972年涨到401.7点，不足两年上涨1.7倍。受全面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刺激，再加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日本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CPI从1972年的4.9％，上升到1973年的11.7％和1974年的23.2％。
在日元升值和石油危机造成的周期性和结构性经济调整叠加的形势下，日本政府在初期仅以为是周期性调整，以扩大内需的需求管理政策应对，结果使日本经济陷入滞胀。必须认真吸取日本的历史教训，对中国新一轮经济调整的复杂性、艰难性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供给管理式宏观调控需调整好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居民和政府与市场三个关系。
从日本、美国最终依靠结构升级才走出供给冲击的经验教训看，以供给管理政策为主，加快推进经济结构升级，才是应对中国当前经济调整的主要出路。概括起来，供给管理为主线的宏观调控政策关键要调整好三个关系。
首先，要调整好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通过推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和清理政府行政性收费，帮助企业减轻成本上升压力，引导企业加快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当务之急是尽快在全国推行增值税转型，允许企业设备投资抵扣增值税。过去一直担心实行这一政策可能使投资过热火上浇油，现在成本上升、投资回报率下降，企业自发投资热情开始降温，正是这一政策从试点向全国推开的好时机。
从消费型增值税在世界各国的实践看，这一政策将大大推进企业生产设备更新，社会有机构成将明显提高。当然，这一政策的一大副作用是机器替代人工，因此，必须以积极就业政策作为配套改革，鼓励企业加大职工技术培训投入，应当允许更多的职工培训费用在税前成本中列支。
要进一步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中国目前对企业研发投入允许150％抵扣企业所得税，还可以考虑对新能源、新材料、突破性环保技术等节能减排的研发方向，进一步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同时，应将文化创意产业等服务业中的研发投入，也纳入到允许抵扣的范围内，鼓励现代服务业升级。要进一步细化出口产品的税则分项，根据不同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含量，给予不同的出口退税率，支持出口结构升级。
其次，要调整好政府与居民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基本方向是以收入分配政策，鼓励人才结构升级，扩大消费需求比重。产业结构升级归根结底要靠人才支撑，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历史的必然规律，关键是通过政策引导，使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率快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速率。
企业在设备更新、技术升级后，对高级技术员工需求加大，企业人均劳动力成本会提高，劳动报酬的税前列支标准也应当提高，以适应中国劳动力素质结构不断提高的新形势。同时，应当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并建立适应物价水平、经济增长率变化的动态调整机制，必须用制度保证高素质劳动者的税后收入明显高于普通劳动者收入，起到促进劳动者技术结构升级的激励作用。让利于民，通过居民收入的更快增加来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是中国未来需求结构变动的基本趋势。
第三，要调整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关系调整，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最根本的依据是市场的选择，企业和市场才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政府应深化行政体系改革，将越位、错位的“有形之手”收回来，放松对要素市场和要素价格的直接行政管制，将更多经济资源交给市场“无形之手”去优化配置。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完善市场规则，充分发挥市场规律的决定作用。
聪明的政府会巧妙借助“市场倒逼”机制，给企业和社会适当加压，使结构调整的政策引力和市场压力形成合力。如果政府将主要精力放在制定产业升级指导目录上，甚至以手中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来担当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角，恐怕就又“越位”了。但愿这次结构调整不会又一次成为部分政府官员“弄权”的理由。■
作者为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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