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进入高风险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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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曾经令大多数经济学家担忧不已的“笼中虎”，现在尽管比十年前长大了许多倍，却仍然酣睡不醒？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随着国有经济在这十几年里从“庞然大物”蜕变为市场经济的不能说是“微不足道”但也不能说是“举足轻重”的参与者之一，众多的储蓄者──“笼中虎”的最终主人，逐渐把储蓄看做“保险”的重要方式之一。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不确定性”，在市场里没有人敢高枕无忧。不过这一解释意味着中国社会正在进入经济发展的高风险时期。
　　最近几年突然在西方世界走红的“国师”（当然也被时髦之风吹进了中国大陆）、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在其一系列社会理论著作里反复指出,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是“风险”与“信任”关系的协调。市场就意味着分工与专业化，而分工与专业化则意味着一方面是“规模经济效益”，一方面是“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不得不依赖于所其他人的职业道德感”所产生的高风险。君不见俄国某航空公司驾驶员让自己的儿子开飞机导致两百多旅客机毁身亡？君不见广东菜农施用剧毒农药导致香港数十起食物中毒事件？君不见手术灯前送红包？君不见电影院坐椅上悄悄放置的带有艾滋病毒的大头针？
　　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原发性”的，经过了宗教时代内部的天然发展时期。上帝，至少在几百年漫长时间里，从每一个小城镇中央教堂的钟楼顶上俯瞰着西方人每一宗交易，同时提醒人们那些足以下炼狱的罪名──欺骗、贪婪、妒忌、渎职……而当“上帝死了”的时候，上帝的法律经由人们长期养成的习惯，依然保持了尊严。只是在最近几十年，西方人才感到了“启蒙理性”内在逻辑的必然展开──“现代性危机”，感到了西方社会普遍的道德衰退已经足以威胁市场经济。
　　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的现代市场经济是“继发性”的，尤其是它的现代分工技术与协调分工的制度，大多来自西方。这些来自西方的技术、制度，以及必然随之而来的价值观念，一方面瓦解着中国社会的传统道德，一方面却不会自然产生一套与市场社会相容的道德基础。这构成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双重道德失落”。当国有经济终于被它自身的效率问题和沉重的财政危机拖垮了的时候，人们突然意识到“大锅饭”确确实实从地球上永远消失了。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市场的力量在于，它迫使每一个人独立，独立得“一无所有”。而人格独立创造了“自由”本身。
　　自由了的个人在经济上的重要选择之一就是储蓄，为了投资可以带来利润而储蓄，也为了未来的不确定而储蓄。在这样一个不断变动的时期（包括不断变动的政策），住房、医疗、教育、失业、养老……没有哪一个方面是有确切保障的。而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生活中的不确定性越高，人们为应付不确定性所需要的“现金储备”（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交换价值）也就越大。
　　我们必须注意，在稳定社会里不会出现在住房和医疗服务这样基本的和性命攸关的方面的不确定性；而中国目前转型期经济的特点在于，在这些最基本的需求方面存在着高度不确定性。于是可以想像，人们为应付这类不确定性所必须准备的储蓄额，也就格外巨大。
　　银行的笼子里面养着如此巨大的老虎，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信誉便显得至关重要。两种诱因可以导致老虎出笼：（1）银行的信誉危机，（2）投资回报率远远高于银行储蓄利率，以致为应付未来不确定性而储蓄不再是头等重要的选择。从目前情况看，这两种因素都还没有显现出来。所以“笼中虎”继续沉睡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宋国青的文章写得十分清楚：“这样下去是不可以的。”中国经济金融体系可能的前景在哪里呢？宋文指出了巴西、日本、美国，这三种模式。在这三种模式里，我还是比较喜欢美国模式；那里的问题尽管很多，但毕竟有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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