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财富新机会，中国军费使用思路转型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顾建一　陈炳福

　　一、正确应对军费支出对经济的影响
　　
　　军费支出作为政府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从需求角度还是从供给角度对国民经济都有一定的影响。军事部门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出品是国家安全，该产品对维护国家稳定，抵抗外敌入侵，保护本国人民和财产免受重大损失具有无法估量的意义。
　　国防系统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从国防部门为维持军事运转而发生的必要支付开始的。国防部门从国家财政获得必要的收入(国防预算)后，即行投入国防品的采购，包括国防劳动力的采购和资本品的采购。其中，对劳动力的采购既包括支出武装力量人员和文职人员的薪金，也包括支付生产军事装备人员的工资。而对资本品的采购，既包括对军事装备的采购，也包括对国防工业资本品的采购。最后，通过对国防劳动和资本的有效利用，生成国防的最终产品：国家安全保护。
　　国防产出国家安全的过程中，军事部门可能存在技术溢出，建造军民两用的基础设施以及提供部分人力资本(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效应。同时，军事部门在产出国家安全的过程中，可能对国家的出口、投资、政府的其他支出，如教育、国民健康等以及技术等方面产生某些挤出效应。军费支出对国民经济效应的整个传导过程可见图８。
　　
　　军费支出对经济的影响∶正向效应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运用不同的数据集和方法对军费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结论却是模棱两可的。从军费支出供给角度来看，它总是与机会成本和稀缺资源的替代性相关的；而从需求角度来看，军事部门的需求，可能增加了社会总需求。众多经济学家研究发现，军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存在正向效应和负向效应，换句话说，军费支出既可能促进或刺激国家经济的增长，也可能阻碍国家经济的增长。
　　一些经济学家研究发现，军费支出对国民经济运行会产生正向的积极影响，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军费支出增加了社会总需求
　　在社会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作为政府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部分，军费支出的提高会通过乘数作用而增加社会总需求，并刺激和提高了经济增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认为，由于乘数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国防建设对经济起到很强的刺激作用。军费支出的增长，帮助美国经济走出1981～1982年的衰退，而且推动了80年代中期经济景气的形成。然而，冷战结束后，乘数效应则起到相反的作用，军费支出的减少拖累了美国经济，削减军费支出导致了90年代初经济的增长缓慢。
　　2.军费支出对经济增长发挥了正向的溢出效应
　　军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通过间接的溢出效应而发挥作用的。这种溢出效应既有积极的正向的一面，也有负向的一面，从正向溢出效应来看，军费支出对经济增长存在如下积极作用。
　　（1）技术溢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每年都投入大量的国防研究与开发（R&D）资金开展国防研发活动。在经合组织国家，上世纪90年代初期（1991年），国防R&D支出占政府R&D支出的比重在37％左右， 90年代末期（1998年）虽有下降，但仍占30％左右。其中，美国国防R&D支出占政府R&D的比重在1990年更高达62.6％（1998年降为54.1％）。国防R&D活动在产生适合国防应用的新技术的同时，也大量地向民用部门溢出，这些新技术同样有利于民用部门的生产力提高，甚至对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例如，民用部门采用国防R&D活动所创新的核能、雷达、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空间技术和其他领域的军事创新技术有力地推动了民用部门生产力的提高及经济的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引起世界新经济革命的重大技术创新，如计算处理技术、网络技术都源于军事部门的最初研究和技术应用向民间扩散。
　　（2）人力资本的溢出。军事部门在进行军事训练的同时，在人力资本上会对民用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民用经济，产生多方面的正向溢出效应，这些溢出会促进或提高经济的增长。首先，伴随着现代军事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军事部门已是技术高度密集的部门，军人必须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技术培训才能掌握现代军事技术。服役的军人在军事部门所受的技能教育和培训随后都可以使用在民用部门。例如，空军的飞行训练可使驾驶员在退伍后服务于民航，陆军、海军等在服役期接受训练的官兵退伍后可将其掌握的技术及军事管理技能服务于民用部门。其次，军人在服役期间所受到的严格的纪律训练和身体素质训练，对社会来说不仅仅是那些受训的军人在退役后成为有价值的人力资本资产，而且作为一种社会示范效应，会推动民用部门对生产纪律和员工身体素质的潜在要求，从这一角度来说，即使军人仍在部队服役，他们对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的提高也是有益的。第三，许多军事人员在服役期间就受到基本的学制教育，这一人力资本形式的作用也同样对其他经济部门是一种溢出。
　　
　　（3）基础设施溢出。军事部门的资本形成中有许多是包括军港、码头、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的修筑和建造，而这些为军事用途而建的公路、桥梁、机场、水站、镇区、通信网络，也同样被城镇居民所使用。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大量的公共基础设施由于资金的匮乏很难得以建造，但由于军事需求的优先权，使得这些基础设施因军事需要而得到建设，军事部门基础设施的这种溢出可能对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产生一种重要的外在收益，并且帮助和提高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
　　（4）安全溢出。显然，军费支出的最终产出是国家安全、祥和及稳定的社会环境，保证了国内法律和秩序的维护以及经济发展的有序运转，这对经济增长有极大的促进作用。高速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在受到外敌入侵威胁或在不安全的环境中实现的，因军费支出而产生的这种更为安全，更有活力的社会环境是难以用机会成本进行衡量的。
　　3.军事部门也直接服务于民用经济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某些社会环境下，军事部门会为民用经济及社会大众提供大量的更为直接的服务。包括:（1）向社会大众开放原属于军事部门的医院、学校、科研机构和设施;（2）在国内发生骚乱的情况下展开军事部署，恢复社会和法律秩序;（3）在特殊情形下，如发生龙卷风、水灾、火灾、地震等自然灾害和海事灾难中，各国都会直接动用军事人员和军事设施进行抢险救灾。
　　
　　军费支出对经济的影响：负向效应
　　反对政府过多支出国防费用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军费支出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浪费，它对经济增长存在有害的负向效应，主要体现在：
　　1.军费支出转移了民用经济对稀缺资源的使用
　　传统的“黄油与大炮”理论认为，军费支出与民用部门之间存在一种替代关系，军费支出的增加，会减少同等数额的民用支出;如果大炮生产的越多，必然会使黄油生产的越少。
　　这种观点的最著名的论据是军费支出是用于生产“非生产性”的国防产出上。即军费支出将大量用于炸弹、枪炮、军舰、导弹和坦克等非生产性产品的生产，这些产品既无助于消费也无助于投资，而且对经济增长也是有害的。
　　不过我们详细考察各国的军费支出结构，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军费支出都直接购买这些武器装备。从北约主要军事大国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军费支出的经验数据来看，人员生活费在军费支出中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法国和德国人员生活费占军费支出的比例在50％～60%之间，而美国和英国的比例在30％～40%之间。其中，2002年的数据，美国：34.7%，英国：39.3%、法国：51.1%，德国：60.3%。而装备费占军费支出的比重，20世纪80年代以来，四国均有下降，到2002年，美国仅占24.9%，英国占24.2%，法国占19.6%，德国占12.2%。显然，军费支出很重要的部分是用于满足国防人员及其家庭的消费以及对各种类型的基础设施的建造。如果军费支出替代了民用消费和投资，也会相应产生某些其他投资及消费。

　　2.引起私人消费的减少和社会福利的降低
　　由于军费支出将稀缺资源从其他部门转移出来，导致了私人（民用）消费的减少和社会福利的降低。从军费支出与其它稀缺资源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性来看，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与前述的观点类似，我们仍需对这种观点做出必要的解释。其一，并不是所有的军费支出都会减少私人消费，只有某些非生产性消费项目，如国防资产和非消费性的国防产品:炸弹、枪炮、军舰、导弹和坦克等，这些支出会减少国内的私人消费；其二，国内防务的生产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为生产“国家安全产品”导致的社会福利的减少与它所替代的消费的社会价值（效用）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并且，如果我们不考虑军费支出对投资影响的话，这种替代可能仅仅是减少了目前的社会福利，对经济增长并不会产生影响。
　　3.军费支出对投资和储蓄具有挤出效应
　　军费支出可能不利于经济增长中的投资和储蓄，他们对投资和储蓄具有挤出效应。这种观点可通过瓶颈效应和机会成本加以解释，因为，军费支出会导致用于其他经济和社会目的的资源减少。通常，政府支出是通过税收、预算赤字、或发行新的货币加以实现的，由于军费支出是政府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军费支出的增加，一方面可能会促使政府增加税负，另一方面政府可能扩大预算赤字来应付庞大的军费支出。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理论上，如果政府增加了税收以支付军费支出，则私人只能有较少的资金进行储蓄，私营企业投资的资本也会较少。由于私人的储蓄和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资源，私人储蓄和投资的下降，会导致经济增长的下降。
　　4. 影响了一国的国际收支平衡
　　国防资本的支出多数是集中在机械、电子、交通设备等行业，在现代国际贸易中，这些行业往往是一个国家较为重要的出口部门，国防部门对这些行业产品的大量需求将会减少他们的商品出口，较低的出口增长随之会导致较低的经济增长，这会进一步削弱一个国家的贸易竞争力。另一方面，对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没有自主的武器生产能力，发展中国家的军事现代化的实现，必须依靠从发达国家的进口武器，这将使发展中国家原本较少的外汇储备更为紧张，收支不平衡的现象会日益扩大，造成经济发展中所必须的资本品和中间品的进口得不到外汇的有力保障，从而，会损害国家的经济增长。
　　5. 国防研究与开发（R&D）的低效率
　　有观点认为，当R&D活动从私营部门转向军事部门时，很可能对经济增长有负向的影响。尽管军费支出的R&D活动对民用经济有正向的溢出效应，但是突破性技术在私营部门的应用和转移要比军事部门来得更快和更为直接。从武器装备工业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及少数第三世界国家来看，这些国家都投资大量的R&D支出开展现代武器装备的研究和开发，军事R&D活动消耗了大量的物质和人力资源，由于这些部门的生产率一般都低于私营部门，这些资源从民用转向军事目的对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及技术地位有长期的有害影响。此外，国防部门可能使用了相当数量的高技术工人，而相对于高技术人员稀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大量的高技术人员雇佣于国防部门，对国民经济增长无疑是相当有害的。
　　6. 军费支出的其他负面影响
　　军费支出对经济增长除了上述可能的负面效应外，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从社会、经济、政治的角度来考察，军费支出可能还存在如下负面影响：
　　（1）对环境的影响。由于核武器的试验、其他实验性爆破、有毒气体的流出和非再生资源的广泛使用，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2）军费支出可能强化了军事工业复合体，影响了政府对公共政策的选择，这将不利于社会福利的提高。例如，军事工业复合体为了自己的利益，可能会鼓励国家的过度军事化，煽动本国政府对国外的军事干涉和军事入侵，以一己之利牺牲社会利益。
　　（3）从政治角度来看，高军费支出都趋向于与高压政权有关，这些国家可能被军事组织所统治。
　　（4）由于政府的预算限制，军费支出可能鼓励通胀财政，并且导致严重的经济失真。
　　（5）国防采购和管理系统在资源的利用上经常存在浪费、无效率、奢侈现象。因此，除了资源的替代效应外，军费支出的管理不善，对经济增长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6）发达国家的高军费支出可能会导致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减少，从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产生了负面的外在性。
　　
　　二、密切关注：军费开支对就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政府对国防部门的预算投入，最终将按消费去向转化成现实的购买力。或者转为部队官兵的薪金和伙食费支出，或者购买军事装备或采办必要的军需品。据预算，2005年，我国军费支出将为2446.56亿元，作为军事消费活动，这些支出必然要通过市场，采购军队建设和训练所需要的物品和劳务，这就为民间创造出新的财富机会和就业机会。
　　
　　行业：谁是大赢家
　　从主要大国军费支出的历史经验来看，军费支出对国民经济部门的影响高度集中。军费支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一方面因军费支出总额的增加而相应增加了国民经济中国防相关行业的国防品采购和消费的数额，这种采购和消费的增加必定会引起国防相关工业景气的增长，另一方面引起国防相关行业就业的增加。从我国军费支出的发展趋势来看，未来年份中我国军费支出用于武装装备等的采购金额每年将达750亿～1200亿元，这些资金为相关行业的发展注入了相当的活力。
　　谁是中国国防发展的受益者？答案很简单，这一行业必须是顺应中国特色新军事变革，推动中国军队完成信息化建设，用信息化主导和带动机械化，用机械化促进信息化，为本世纪中叶完成我军信息化的伟大历史使命服务的主导产业。从中国特色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来看，信息化是中国新军事变革的本质和核心，以信息化为基础，推动武器装备智能化，指挥控制信息化，完成机械化、信息化建设的双重任务，使我军信息化建设实现质的飞跃。在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中，随着海军、空军、二炮部队在信息化战争中地位的日趋重要，这些军种在国防发展战略中将会得到优先发展。因此，从中国军费支出中获得最大收益的主要行业有：
　　机械制造业。军队现代化，离不开装备功能齐全配套的各种武器装备和火力系统，因此，机械制造业是中国军费增长，特别是军队现代化的主要受益者。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的军费支出近48%流向机械制造业，尤其是重型机械制造业，占中国军费支出流向的42%。从美国、俄罗斯情况看，军费支出也高度流向制造业，制造业的波动与防务负担的增减有极强的相关性，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军费支出为制造业创造了近90万个就业机会。
　　信息产业。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21世纪的战争发生了根本性变革，非接触、非线式信息化战争将成为未来战争发展的主流，也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对军队进行信息化改造，全面实现军队信息化的必然选择。与传统武器不同，信息化武器需要先期投入巨额基础建设经费。据不完全统计，美军于上世纪80年代，仅用于指挥自动化系统建设的经费，累计超过3000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用于此项建设的经费每年都保持在400亿美元以上。美陆海空军武器装备的主体已实现信息化。美陆军信息化装备已经占到50％以上，海空军信息化装备占到70％以上。目前，我军信息化建设刚刚起步，为实现武器装备智能化、指挥控制和后勤保障的信息化的建设，在未来军队建设中，装备采购会更多地向信息产业倾斜。届时，计算机、软件、通信、电子设备等产业将会得到极大的收益。
　　船舶制造业。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中国对海外市场的依赖不断增强。海洋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重要战略资源对外储存度在不断上升。2003年，国家经济发展消耗的50%的铁矿石和氧化铝，60%的铜资源和40%的原油依赖进口，而中国所有的国际贸易和战略物资进口主要依赖海上，每天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近60%是中国船只。因此，在中国未来的国防发展战略中海军的战略地位将会得到提升，随着海军军费占我国军费中的比重不断提高，采购现代化大型军用舰船将会带动我国船舶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从美国和俄罗斯的经验数据来看，美国船舶制造修理业对国防部门的依存度超过44%，俄罗斯超过12%。

　　航空航天业。随着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内的广泛运用，作战领域正逐步由传统的陆、海、空三维空间向陆、海、空、天、电(磁)五维空间扩展。信息化战争对制空权、制天权的控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和重要，空军在近年来的几场局部战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随着信息化的发展，谁拥有制信息权，谁就能掌握高技术战场的主动权。而制信息权又离不开制天权。据统计，美国等国在海湾战争中共动用军事卫星33颗，在科索沃战争中共动用军事卫星50多颗，在阿富汗战争中也先后动用军事卫星50余颗，占据了战争的绝对主动权。为适应信息化战争和中国特色的新军事变革，中国空军的地位将会得到大力提升，会带动航空工业中飞机制造业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而对制天权的控制，会带动中国航天工业的发展。
　　
　　区域：西部经济获益多多
　　由于军费支出由中央政府支付，对区域经济来说，增加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资金投入。因此，对驻军密集和有国防工业布局的地区，军费支出对区域经济无疑将产生正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通过军事基地对当地社会经济产生显著的影响。
　　军事基地通过军人和文职人员的工薪消费、物资采购、军需品和劳务的购买而对当地经济直接注入资金，这些资金对当地生产、消费、就业产生直接的重要影响。例如，上世纪80年代，西德驻有40万北约军队和军人家庭，每年在驻地有210亿马克的经济支出和消费，直接和间接创造就业机会近23万个。又如美国加利弗尼亚州的圣迭戈县，人口仅有282.83万人，20世纪90年代末期驻有10.3万现役军人，如果包括军人家庭、军事文职人员和军事退休人员，该县相关军事人口为30.35万人，约占全县人口的10.9%。这些军事人口创造的直接经济支出为58.75亿美元，全县从军事支出中获得的收益超过97亿美元。我军现有230万现役军人，除少数部队机关驻在大中城市外，绝大多数部队驻守在边远地区或小城镇，军人及其家庭、军事基地对驻地的军事消费而产生的经济收益是不可估量的。
　　基地军事人员向驻地政府支付的各种直接税收（如财产税）和间接税收（如军人消费会增加商业性税收），也增加了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据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资料表明，该州各级政府因军人的直接税收和间接税收而增加的年度财政收益每年达1.09亿美元。
　　此外，我军军事基地提供的军民共建服务、体育和文化事业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社区的社会文化发展。这种社会性效应的测算用经济方法是很难估计的。
　　通过国防合同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装备采购是国防预算的最主要内容之一，一般占我国国防预算的30％～34%左右。当政府以国防合同形式向国防工业企业采购武器装备时，即为国防工业所在地区注入了必要的生产发展资金，如果当地国防工业企业在本区域内采购生产军事装备所需的商品和劳务，将会带动本区域循环往复的生产、消费和税收。从我国近年来军费支出趋势看，为建设具有高度战斗力的现代化军队，增加国家的军事竞争力，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家将会投入大量军费用于武器装备的采购，这些资金将流向国防军工企业密集的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从而带动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
　　通过国防工业投资对区域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我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开展的大规模的战略后方建设、国防工业投资以及配合国防工业投资开展的其他产业的三线投资，对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965～1975年，国家用于三线地区的国防工业和科研基本建设投资累计达200余亿元，占三线地区基本建设投资中预算内投资总额的18.6%，占同期工业基本建设四分之一强。经过1965～1975年的建设，三线地区基本形成了除兵器工业等重工业外，还包括宇航工业、电子工业、核工业为核心的新兴科技工业基地。在加强国防工业建设的同时，相应加强了冶金、能源、化工机械等各部门的建设。1965～1975年，三线建设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269.67亿元，占同期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43.5%。同期三线地区重点建设的八省共计完成投资112.9亿元，占三线地区全部投资的87.7%，通过11年的投资和建设， 三线地区基本建设完成门类比较齐全的各种工业项目。逐步形成了一批新工业基地，包括以输变电设备、电工器材、棉纺织主体的关中工业区，以大型水电站、有色金属、石油化工为主体的兰州工业区，以机械、天然气、化工、大型水电站为主体的成渝工业区，以攀枝花钢铁公司为中心的攀西工业区，以及东川易门铜基地、个旧锡基地、昆明开阳磷基地、六盘水煤基地等。国防工业也在川南、川北、陕南、中原等地形成了各有特点的工业基地。所有这些大大促进了三线各省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初步改变了中国的工业布局，其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作用是深远的，具有国家战略层面的意义。
　　首先，国防工业投资为区域经济引入并节约了巨额社会经济发展资金。尽管1965～1975年，国家用于三线地区的国防工业和科研基本建设投资仅为200余亿元，但其乘数效应是巨大的，为三线国防工业配套进行的各种产业投资，即“三线建设”投资，却高达1269.67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在三线建设的资金投入上，三线建设的资金绝大多数出自中央政府，这些投资不仅没有增加区域经济、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相反，由于引入了中央政府的发展资金投入，地方政府为此节省了巨额的经济发展资金，从而地方政府能有更多资金用于地方经济和社会进一步的发展。例如，在八省的基本建设投资中，主要用于中央各部所属的骨干项目建设投资，约占全部投资的77%，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中，中央项目的投资约占80%。
　　其次，改变了我国工业布局的失衡状况，缩小了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差距。新中国成立前，我国三线地区几乎没有现代工业，经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线重点建设，内地形成了重庆、武汉、包头、太原、兰州、西安、洛阳等新工业基地，中西部对东部的工业静态不平衡差，已从1952年的53.02缩小到1975年的36.04。
　　第三，国防工业重点投资地区已成为西部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具有较强的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在三线重点投资建设的地区:重庆和西安（陕西省），目前都已成为我国西部区域工业发展的重镇，其可持续发展的主导产业都是在三线投资建设中确立的。位于长江中上游的重庆，在核工业、电子 、微电子工程、光学玻璃方面拥有一批高创新企业和企业家群体，其科技优势、人才优势和经济优势使其对西南地区的一大批城市群产生辐射效应和扩散效应，从而带动了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西安，以通信设备制造业和生物制品制造业作为其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在西部经济发展中，以西安为中心建立了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西安也以其科技、人才、交通（位于陇海线上）优势，对河西走廊上的大中城市产生辐射效应，带动陇海沿线西部经济的开发。
　　第四，促进了我国内地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科教文卫事业的快速发展。以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为例，到1978年西部九省区的国民收入是1952年的5.6倍，年均增速为6.9%，高于全国6.5%的平均水平，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3/view-75318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