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　花花轿子人抬人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雪　珥

　　中国历史惯常以成败论英雄，作为一个彻底失败了的商人，胡雪岩不仅没有被当做落水狗痛打，反而赢得了崇高的历史地位。原因就在于他高举爱国、爱民的大旗，将商人之间的利益之战演绎为一场弘扬民族正义之战
　　
　　如果要评选中国历史上的“超级商人”，胡雪岩无疑有着极大的夺冠希望。“胡总”的事迹，经高阳、二月河等著名作家的宣传，一时间洛阳纸贵，加之电视剧的后续攻势，使“胡总”的形象益发家喻户晓，俨然成为一代商圣。
　　中国历史惯常以成败论英雄，作为一个彻底失败了的商人，胡雪岩不仅没有被当做落水狗痛打，反而赢得了崇高的历史地位，这与他的最后一场商战有着密切关系。那是与外商之间的生丝之战。胡雪岩痛下本金两千万两白银，争购并囤积生丝。据说，他之所以如此放手一搏，一是为了解救被洋人们欺压的蚕农，二是要为民族工商业争口气。他的心中装着百姓安康、民族兴旺，唯独没有他自己。
　　遗憾的是，这项高调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最终成了“豆腐渣工程”。高举着爱民、爱国旗帜的胡雪岩败下阵来，亏损高达一千八百万两，他所拥有的民营银行“阜康钱庄”也随即倒闭，并引发连锁反应，危机波及大半个中国。
　　胡雪岩收购生丝的巨额资金，多数来自自己的钱庄，拿着储户的钱，去玩如此高风险的对博，这无疑是板上钉钉的“扰乱金融秩序”行为，但善良的历史对此选择了遗忘。同时被遗忘的，还有在此危机中损失惨重的储户、市民和大小工商业者。这些“沉默的大多数”，被遮掩在那面高调旗帜的阴影下，他们的一路哭声，则被淹没在掌握话语权的精英们不着边际的欢呼声中。少数一些从“胡总”手上拿到了购丝款的蚕农们，则成为历史油漆匠手中的涂料，为这场黑色的灾难涂抹上了历史浪漫主义兼英雄主义色彩。
　　
　　被历史厚待了的胡雪岩
　　
　　胡雪岩因缘际会，凭借个人能力和机遇，在商场和官场上实现了超常规、跳跃式发展，被吸收进了领导班子，混上了二品顶戴，享受着省部级高干的待遇，成为一名“红色”资本家。这位商圣发家致富的秘诀，并非至今仍被传诵的“戒欺”与“真不二价”，那无非是其口号式的“企业精神”而已，类似今日的“求实、奋进”，毫无原创性和技术含量。
　　
　　当年，高喊类似口号的商人，应当不在少数，但能与官场打成一片、大小通吃的，就绝对只有包括胡总在内的少数一些“优秀企业家”了。从钱庄的打工仔，到名扬中外的著名企业家，“胡总”成长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是与王友龄、左宗棠等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分不开的。他也清醒地认识到，政府公关就是大清国的第一生产力，只有紧紧地抓住这一发展的龙头，实现某些产业或某些业务的垄断或局部垄断经营，才能形成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在部分作家及史家的笔下，胡雪岩俨然是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贤人；而作为大清国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他同样也毫不迟疑地“先天下之乐而乐”。在美丽的西子湖边，“胡总”大建“第宅园囿”，这样的基建投资，无疑也极大拉动了杭州的GDP增长。至于他“姬妾成群，筑十三楼以贮之”，在吹鼓手们的笔下，则成了其个人魅力乃至“伟大爱情”的证明。参观“胡总”在杭州的故居，依稀可见当年钟鸣鼎食之家的兴盛，那里已经成为著名的文化遗产，仍可为当地的“经济唱戏”而搭台铺路，不会被当做“反腐教育”的教材。胡雪岩确有长处，赢得了历史的厚待。
　　
　　商人的利益之战与爱国无关
　　
　　被厚待了的胡雪岩，事业上自然也要更上一层楼。在成为著名的企业家后，他将目光锁定了国际市场，要为中国人争口气。争气的支点，选定了丝绸。
　　当时的丝、茶贸易，如同今日的石油，是世界的主流商业。中国的生丝行业是外贸主导型产业，在1880年前后，其出口比例高达60%以上；仅1880年一年，其出口“创汇”便高达两千四百万海关两（白银）。这是一个令人垂涎的巨大市场，但它却基本掌握在外商手中。
　　掌握了买方市场的洋商们，根据伦敦的行情，扣除自己的利润和费用后再确定中国市场的“开盘价”。随后，根据这一“开盘价”，大清的二道或三道贩子们，再扣除自己的利润和费用，层层盘剥，最后到了位于产业链终端的蚕农手中，收购价自然被压到极低。
　　这其中，其实有三个层面的问题：一，“贱买贵卖”本身就是商业的本质，古今中外概莫如此，与商人的国籍无关。在生丝行业，本土的由官方支持的茧行，就一直是行业的垄断者，长期欺诈蚕农，其盘剥程度，远甚外商。二，流通环节过于烦琐，一条小小的蚕养活了很多闲人，生丝产地的一些商人们，便因此而发愤挤进上海滩，自己直接搭上洋商，减少中间环节，当然，渠道优化后的好处是到不了蚕农口袋中的。三，市场买卖双方的博弈力量发生变化。在苏伊士运河开通及蒸汽轮船普及之前，国际生丝市场是卖方市场，价格是中国的丝商们（注意，蚕农并没有发言权）说了算，甚至发生了中国产地的收购价大大高于伦敦市场的卖出价的倒挂现象，亏了本的外商们也只能打落门牙往肚里吞；而当国际航运条件大大改善后，伦敦市场没必要维持高库存，市场定价权就转到了买方手中。
　　将这样一种主要是市场因素造成的现象，都归咎于洋商垄断，并进而上升到“主义”的高度，如不是无知，便是别有用心。对大清政府来说，维护“三农”利益，本是职责所在，若将此推给企业，甚至推给外资企业，这板子显然是打错了屁股。而对胡雪岩之类的商人来说，本来就是为了和外资争夺生丝市场的主导权、甚至是垄断权，此利益之战而已。若非要诉诸于动人的爱民及爱国色彩，则是有些不择手段了。
　　
　　见好不收，胡雪岩作茧自缚
　　
　　在爱民及爱国的大旗下，胡雪岩动用了其钱庄的大量存款抢购生丝，其中既有千千万万升斗小民的活命钱，也有不少贪官污吏的赃款，甚至还有暂存于此的国有资金。强龙难压地头蛇，在巨额资金的支持下，在黑白两道（胡是青帮的“空子”，差不多相当于其地下党员）的保驾护航下，胡雪岩抢购生丝十分顺手，几乎搜尽了当年的新货和此前的存货。
　　洋商们无货可收，自然慌张，于是通过种种渠道与胡雪岩进行谈判。老外开价很痛快：加价一千万两白银！
　　在当时，这可是一笔巨款。当年，北洋舰队购买主力舰定远、镇远号，每艘才一百八十万两。也就是说，“胡总”此时只要立马将手中的货转手，就可以赚出大半个北洋舰队来。更何况，胡雪岩的所谓收购资金，大量来自借贷或挪用，属于“穿别人的鞋，走自己的路”，运营成本很低。
　　如果胡雪岩见好就收，这笔业务无疑会成为中外商战史上激动人心的过招大捷。外商开出了盘子，按照胡氏包装上的爱民爱国理由推算，他可以有几种选择：一是，将此批生丝全部自己加工，不让老外染指，以“振兴民族工业”，但他似乎并没有足够的生产加工能力；而且，即使全部加工成了丝绸、甚至成衣，也还是要靠国际市场来消化。二是，将此批生丝加价后卖给老外，将从外商那里赚来的钱，分给蚕农们，解决局部地区的“三农”问题，建设新农村；或者干脆全部捐给国家，再购买5艘主力战舰，那或许日后的甲午海战结局也要因此而改写了。
　　但面对洋商的“诱惑”和乞求，胡雪岩并没有松口，理由并非爱民或爱国，而是要求他们再加价二百万两。洋商们显然将这看做是勒索，但他们并没有动用其更为强大有效的、以坚船利炮做后盾的“政府公关”资源，逼迫胡雪岩就范，而是选择了僵持。
　　待到来年，新一轮的“春蚕到死丝方尽”后，胡雪岩终于被困死在自己所织的巨大的“茧”中：他不仅无力继续收购生丝，囤积的旧丝也因开始变质，而只好贱卖，红极一时的红顶商人彻底倒在了他深爱着的红土地上。此时，憋了一年的外商们，则手握现金，受到中国商人和蚕农们的热烈欢迎。民族主义的虚幻口号，在现实社会的利益面前，化为一片幻影飘散。
　　高阳的名著《胡雪岩》中，曾频繁出现过“胡总”的一句名言：“花花轿子人抬人”。不知道这是史料所载，还是作家的创作，但这种对双赢、共赢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解读，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此句话的内涵是说，世间的人与人是相互依托、共生共长的，你抬举别人，别人才会抬举你。可惜的是，不少高喊着“花花轿子人抬人”口号的家伙，其实是希望自己坐在“轿子”里，让其他人心甘情愿地一边抬着他，一边大声歌颂着他对百姓、对民族的热爱……
　　雪珥 澳大利亚华裔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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