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决定、国际贸易与劳动力市场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唐　旭

　　内容摘要　中国经济发展带来许多理论上的挑战。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出口未受抑制反而大幅增长；劳动力价格的逐步上升也未引起不少人担心的产业转移。本文分析了1994年汇率决定机制改革以来进出口贸易与汇率变动之间的关系，讨论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出口企业的影响，以及在汇率不确定性增大的情况下，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机遇。认为人民币有升值压力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为良好的外部条件之一。
　　关键词　汇率；进出口贸易；劳动力价格；金融市场发展
　　作者简介：唐 旭，男，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研究员，北京100800
　　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成为经济开放度很高的国家(按国际贸易占GDP的比重)。在国际经济发展的历史上，还没有这么大的国家有过如此高的对外开放度。我们所读到的开放经济理论，几乎都是以小国开放经济为研究对象引伸出来的，特别是学者们对斯堪的那维亚发展模式的研究与总结，成为开放经济的典型模式。但是中国的大国开放经济却是人们所不熟悉的，东西方的学者对中国发生的一切感到不可思议，其实，中国经济发展是有相当清楚的脉络。本文主要讨论中国汇率决定、国际贸易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
　　
　　一、汇率决定贸易还是贸易决定汇率
　　
　　人民币汇率的决定机制在改革二十多年来有过两次大的改变。第一次是1994年。在此之前，人民币汇率的决定是根据出口企业换汇成本来计算的，因此它不是一个市场汇率。开放的前十多年，国家对外汇的需要很大，但是出口产品有限，因此，国家采取各种措施支持出口。在短缺经济下，对资金的需求压力很大，通货膨胀的压力也一直很大，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为维持出口创汇指标，在企业成本不断上升情况下，只能使得人民币不断对外贬值以刺激企业的出口积极性。但在通胀压力下，贬值效应越来越差，到后来，因贬值对出口企业的刺激只能维持不到一年。其实人民币不断贬值也不利于经济发展，对外贬值一方面使进口商品价格过快上涨，影响国内企业购买国外先进设备的积极性，不利于生产技术的更新换代；另一方面也使国际价格通过进口商品传递到国内市场，进一步加剧了国内通胀的压力，形成恶性循环。再加上当时为刺激企业出口实行外汇留成制度，企业可以将不用的外汇额度在外汇交易市场上交易。因此，除官方公布的汇率之外，还有外汇的市场调剂价，形成了所谓的“双重汇价”，这也受到国际上的反对。为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消除严重的贬值预期，1994年实行的外汇体制改革，将双重汇价合并成单一汇价，一次性将美元兑人民币比价从1：5．7左右贬到1：8．7，人民币汇率体制正式改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1]完全脱离了以出口企业换汇成本决定汇率的机制。
　　这一次改革的成果非常显著，改革前，国家外汇储备经常保持在200―300亿美元，但1994年改革后的当年，外汇储备就增加了300亿美元左右，1995年又增加200多亿，1996、1997年分别再增加300多亿美元，直到亚洲金融危机波及到中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才开始减弱。1996年12月，我们宣布经常项目实现了可兑换，本来预计中国会更快地实现人民币完全的可自由兑换。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打乱了这一进程。但特别要注意的是，这一阶段，人民币一直处于慢慢升值状态。
　　为了“瞄”定亚洲国家货币的竞相贬值效应，防止中国经济被危机所“传染”，人民币再一次改变了其定价机制，从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变成了盯住美元的体制。这一盯就是8年!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外汇储备由1400亿美元上升到了7000多亿美元，中国由外汇短缺变成外汇储备充足的国家。随之而来的是国际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高。从2001年起，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开始再次加速，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随之开始加大，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已不能继续盯住美元。但是，考虑到90年代下半期中国银行部门所增加的大量不良资产，在国有商业银行未能找到解决不良资产、实现改革的途径之前，汇率形成机制的再一次变动将会增大国内商业银行的不稳定性。权衡的结果，决定先进行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再进行汇率改革。依这样的改革顺序，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措施不断出台，剥离不良资产、注资基本完成之后，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又一次继续中断了的1994――1997年人民币升值的路径。
　　从这一汇率变迁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有这么几个结论：
　　1．人民币汇率决定由企业换汇成本起决定性作用转变为按市场原则决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变。这一过程尽管有过波折，但其趋势已不可逆转。以换汇成本决定汇率时，一旦出口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必然要从国内逼人民币贬值。企业不从自己的生产效率提高、成本下降上寻找对策，而寄希望于货币优势。当人民币升值时，出口企业必须采取更好的降低成本的措施、采用更好的设备或创造更新的产品来应对。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它形成了新的产品和企业的市场淘汰机制。
　　2．1994年的汇率机制改革使人民币由不断贬值转为缓慢升值，整体改变了人民币对外价值趋势。从中国改革开放起到1994年，人民币经历了15年左右的贬值过程，但1994年起13年，人民币逐渐升值。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还是因为汇率决定机制的改变推动经济增长，值得深入研究。
　　3．人民币升值并未造成出口下降。1994年，人民币对外价值从不断贬值转向升值，但出口没有因此而降低，反而进入了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见图1和图2)。出口的成倍增长，使顺差加大，贸易余额在1994年前的大多数年份是负的，而1994年后全部是顺差，这和传统的升值减少出口的理论是不一致的。
　　4．人民币升值带来外国投资的快速增加。人民币转向升值后，外国投资也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市场。贬值时期进入中国大陆的外资主要是港澳资金，也有相当部份外资甚至是“出口转内销”。而人民币进入升值期后，不仅港澳台资进入大陆，欧美大机构也快速将大笔资金投向中国大陆，形成了长期的外资投资热潮。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4年底，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近450家在中国投资。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前欧美资金也是大量进入东南亚各国，因此有人认为欧美资金往往是一国已经过热经济的最后一把火，这把火使经济危机成为现实。但是中国近十多年来的大量外资进入并没有引发“危机”。
　　

　　二、汇率与国际贸易不平衡的考察
　　
　　经济不平衡已成为国际性问题，而国际贸易的不平衡，更是国际经贸的主要摩擦之一。总体来看，中国的国际贸易在1994年前大多数时候是逆差，1994--2005年则连续12年为顺差，而且，随着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增大，以及人民币自2035年7月以来持续稳定小幅升值后，顺差反而有加大的趋势。2005年，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为4．6％，国际上通常认为的国际贸易不平衡标准为5％，看来两者已很接近。但从理论上分析，中国持续顺差，是国家发展战略、国际产业

分工以及货币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从国家发展战略而言，80年代以来，引进外资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
　　按投资动机分类，外商直接投资(FDI)无非三种：资源导向型、降低成本型和出口导向型。我国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市场潜力巨大，因此这三种外资都纷至沓来。而吸引前两种外资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必将引致大量出口。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中国对外出口中，外资企业占近60％。
　　吸引外资和开放战略让我国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而自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经济增长陷入内需不足之后，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巨大压力(从而确保就业和社会稳定)使我国对通过出口增长拉动经济寄以厚望，并制定了如贸易信贷、出口退税等的一系列鼓励性政策，增加了国内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并导致我国外贸依存度(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的迅速提高。2001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为38％，2002为43％，2003年上升为52％，2004年为60％，2005年达63％。①这在世界上是相当高的。外向型政策有效弥补了国内需求不足，促进了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又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但另一方面，也使我国产生了对外向型经济的路径依赖，对这一路径的依赖是否适合中国这样的大国，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2]
　　
　　(二)从国际产业分工看，世界制造业正在向中国转移
　　我们无法否认，目前，“中国制造”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制造产业经历了从欧美转移到了东亚的过程，而现在正从东亚转向我国。在此之前，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是主要的贸易顺差国，而现在随着欧美日韩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我国劳动力成本、资源成本两方面优势的凸现，制造加工产业向我国大规模转移成为必然的选择；这种转移必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这导致我国的出口规模增长成为一种长期趋势，短期内很难改变。[3]
　　
　　(三)从货币层面而言，汇率因素是相当重要的
　　人民币汇率多年来单一盯住美元，尽管相对于欧元和日元，人民币有较大幅度的贬值，但由于中国的外贸大多用美元结算，因此，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决定贸易与投资最重要的货币因素。如果没有人民币的稳定和一定的升值压力，前两个因素还不太可能发挥作用。因为我们也看到，在人民币贬值时期，真正大的外国投资者还是不敢进来，因为他们不可能把大笔资金转换成一个正在贬值的货币，而有升值压力的货币才是吸引国外投资者的绝妙武器，稳定且有一定升值压力恰好是外资进入一个国家的最佳货币状态。人民币对美元进入升值通道后没有大幅升值，因此，升值预期加上汇率的相对稳定，吸引了大量的外资涌入中国从事生产。
　　
　　三、劳动力价格与出口
　　
　　劳动力价格低廉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征之一；但这个问题要分为两个层次来讨论：第一个层次是城镇劳动力的收入增长。随着经济发展，城镇劳动力的收入增长是很快的，从1994年开始可以看到名义工资的增长呈加速度状态。以1994年为100，到2003年，中国制造业名义工资指数为300，美国为130左右。[4](Ronald I Mckinnon，2004)这一过程或许体现了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体现了城镇劳动者对经济改革成果的分享。第二个层次是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我们观察到，城市的建筑工地主要由农民工支撑，沿海地区的工厂也主要靠农民工提供劳动力。农民工的工资水平长期处于稳定状态，不少地区的农民工工资只比最低工资标准稍高一些。当然，从统计来看，不同行业的工资水平都在上涨，只是上涨的速度不同(见图3)。
　　
　　我们曾对一些沿海地区不同所有制企业做过实地调查，看看劳动者工资的差异是否具有企业所有制特征，结果与我们猜想一致，劳动力工资的所有制分布非常明显：国营企业工人的工资水平最高，其次是外资企业，然后是港台企业，最低是内资的私营企业。从对工人提供的福利来看，也有很明显的所有制特征：国营企业向工人提供较好的退休、医疗和失业保险等社会福利；外资企业有一些提供部份社会福利；内资私营企业基本没有。这至少反映两个问题：一是国营企业对工人较优越的工资制度与福利，加大了企业成本，在现行条件下降低了企业产品的竞争力；二是私营企业还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只有农民工才接受这样低的工资与这样的工作条件。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外资与港台资企业，则获得了相对于国外而言非常优惠的生产条件。因此，外资、港台企业及私营企业都是农民工最主要的使用者，也是最主要的受益者。
　　有人会说，我们应该提高农民工工资。但是，进入市场经济的社会，政府只能制定最低工资水平，而不能为企业制定工资标准。中国有大量的劳动力后备军，且劳动力的工作迁徙已几乎不受限制，这是农民工工资低的最主要的经济原因。劳动力价格由市场决定的基本性质要给予充分的尊重，但是政府应该做、而且可以做到的是监督执行中国已有的劳动者保护的有关法律，如《劳动法》。有的地方为了引进外资，不但给予若干优惠政策，如税收和土地政策优惠，而且允许外资企业不执行《劳动法》规定的条款。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中国劳动力的价格只有美国的1／30，因此，中国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决不可能使欧美企业将生产企业撤回。那么有无可能使在中国的生产企业因此转向东南亚国家，如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可以说，这种转移是可能出现的。即使中国劳动力价格不上升，这种转移也可能发生，因为还有其他原因使生产企业转移。但是，由于中国劳动力不仅价格低，而且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相对高，外资将生产企业转移到东南亚可以获得低工资劳动力，但很难获得大量有相当文化程度的低工资劳动力。因此，中国农民工价格的上升，不会使外资企业大量地撤离中国。
　　
　　除劳动力成本之外，影响投资的因素还包括原材料产地的位置、市场位置、运输条件、生产集中度及法律与社会环境等。中国是一个具有广阔市场潜力的国家，外资投资中国很多是看好中国市场，离市场近是生产者降低成本、减少摩擦的有效途径。中国也逐渐完善了自己的交通运输系统，高速公路、港口、航空都已具备现代化物流所需要的条件。在珠三角和长三角都已形成了相对集中的生产基地，这种生产环境可以带来很大的生产上的便利和信息上的优势。对于这一点，任何企业在选择生产地时都会认真加以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必过分担心外资企业因劳动力成本上升而迁往它处。
　　当各地都在竭尽全力引进外资时，我们也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民营经济最发达，同时也是产品出口量很大的浙江省，其外资并不多(相对于广东和江苏)。但浙江几乎已经成为资本输出省，浙江炒房团，浙江商人投资西部采矿、投资西部找油，甚至相当数量的浙江商人在海外投资。浙江的经济发展路径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
　　
　　四、汇率波动与金融市场发展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人民币汇率呈现小幅波动升值的发展趋势，人民币汇率的不确定性加大了。在国际贸易与投资中，汇率的不确定性加大了企业和投资者的风险，当然也为一些市场参与者带来盈利的机会。不算资本项下的流入金额，进出口贸易总量已超过一年1万多亿美元的水平，因此，企业如何避免汇率风险，成为外向型企业的重要课题，也是维持出口持续增长的必要保障。许多企业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并没有积累规避汇率风险的经验，特别是人民币持续了7年多固定汇率，企业已经没有了汇率风险概念。因此，市场特别需要新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来帮助企业规避风险，这种需求有助中国建立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发展规划，为商业银行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一)加速推动金融衍生品市场
　　在银行间市场上，已经推出了货币互换、远期外汇交易，2006年初进一步推出了OTC交易方式。尽管这些交易还不太活跃，但是，需要进行保值的企业已经有可供选择的工具。将来，还可以开展外汇期货交易，将场外的灵活交易与场内的标准合约交易结合起来。外汇期权也是可以考虑的交易品种，可以满足一些企业的交易需求。因此，我们看到，汇率决定机制及外汇管理体制的改变，不仅仅是汇率决定本身的改变，而且涉及市场的变化以及市场交易方式的变化，它可能会改变市场参与者行为方式。中国要在经济发展上真正成为大国，就不仅在实质产品的生产上，而且要在金融产品的生产与服务上向企业提供更多的选择。
　　
　　(二)开发多种金融理财产品
　　这是商业银行应该努力开发的商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于金融理财需求越来越高。除了进行人民币理财之外，越来越多的人拥有外汇存款，如何进行保值成为许多存款人关心的问题。汇率波动既可能带来损失，也可能因此获得更高收益，这取决于商业银行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和投资人的风险偏好。外汇管制的逐渐放松成为趋势，持有外汇与持有本币也成为大众的选择之一。更多的理财产品将是商业银行竞争客户、创造利润的重要手段。
　　
　　(三)建立风险管理机制
　　在不确定性加大的时期，建立风险管理机制显得尤其重要。在金融市场上投机失败的例子太多，不仅在国内金融市场上失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也失败。衍生品交易具有两面性，它既可能是保值的工具，也可能是重大风险的来源。因此，对于一般的企业来讲，应以保值为出发点，也就是以最终有实物交割为结清手段，尽可能避免投机性交易。因此，在保值概念下，一旦签订衍生品交易合约，就锁定了成本，所有将来的实际盈亏都不再考虑。对于投机性交易，则要建立严格的风险管理机制，确定各级交易员的权限以及止损措施。避免重蹈万国证券及中航油的覆辙。☆
　　注 释：
　　①根据ECIC数据库资料计算。
　　②这一点与统计部门的数据给出的印象不同。国有企业工资在很长一段时间低于其他所有制，但近年来国有企业工资水平大幅上涨，已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见图4)。另外一个因素是，其他所有制企业中的高层管理者与一般劳动者的工资水平相差悬殊，因此从统计上看不出太大差别，但实际上差异非常大。
　　主要参考文献：
　　[1]罗纳德・I麦金农．美元本位下的汇率[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2]Oliver Blanchard and Francesce Giavazzi．重新平衡中国的增长：一种三管齐下的解决方案[J]世界经济，2006．(3)
　　[3]DmiRodrik．中国的出口有何独到之处[J]．世界经济，2006(3)．
　　[4]陶礼明．中国汇率制度的改革与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1994(12)．
　　[1)刘霞辉．人民币汇率已经进入了长期升值预期的阶段了吗[J]．经济研究，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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