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道贵德法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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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就是有所宗以教民，有所本以化民，使万民心有所归，性有所属，情有所寄，进而安定社会，福利苍生，使世间永无仇恨而充满爱心，兼善天下而至善至美的一种思想和行为。
　　上古初民时代，原始型的宗教观念和行为就已经存在了，而且是当时人类唯一的心灵支柱。远在伏羲时就已有卦象的造作，用来解释天道，决定人事，并且已以祭典来崇祀鬼神。到了黄帝时，已经知道顺着天地的自然法则和死生的说法，而封禅山川，以政行道，以道辅政。后来经过尧、舜、禹、汤，直到周公之时的一千五百多年期间，其中的贤明君主，都是尊崇黄帝的道理，敬天修理，以道治国，并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说法，“戎”是国防，“祀”就是宗教。
　　到了周代，我们的道祖――老子，他通晓王家的学术，继承了黄帝的道理，崇尚自然，化育万物以适应人性，顺符道德与天合体。首先假名“道”即宇宙的本体，就是万物的本源，他的思想超脱自然，而且崇善反暴，世称黄老之学，其后的庄子就是承袭了黄老学说，当时的墨家、名家、法家、兵家、刑家及阴阳家等，他们的学术思想，大部分都是源自黄老思想的道家，并且逐渐形成了黄老道及方仙道的盛行，儒生如讲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和观念，仍旧是照道家的说法。
　　老子《道德经》五千言，言简意赅。自明显处看，上篇言道，下篇言德，道与德俨然是老子思想的两大支柱。但若就其思想内容，对道德的阐述而论，则可以知道，他所谓的德仍包含在“道”之中。换言之，“道”乃是老子思想的重心所在，结构之中心。因此，要了解老子的形而上思想，我们可以直就“道”上说去。
　　首先，我们要探究老子透过何种方式认识道；因为要说明道，必须先认识道。而正确的认识则又非赖适当的方法不可。因此，讨论认识的方法实在是有必要的。
　　我们知道，方法是决定于对象的，不同的对象应用不同的方法去配合。“道”，这个形而上之本源，实在而常存，其本身不具有任何固定的特性，应时而化，又无常行，与一般的现象万物有着截然不同的存在样式。为此，它当然须用一种特殊的认识法。我们发现老子所用的特殊方法，就是“观”的方法。
　　在未说明“观”的认识法之前，先将一般认识法略说一二，也好帮助我们了解“观”的特质。通常人们都是以自我为主，去感觉及理解外在于我的客观对象。在主、客相对的情势下，透过感性及理性的作用，以客观事务为蓝本，在自我思想内，主动地构成一些抽象的概念去代表他们。因此一般的认识可谓是“反省的认识”或“抽象的认识”。认识的结果是普遍化的概念。然而对于形而上的“道”，我们不能有如上的认识，即我们既不能对它有所感觉，也不能予以理性的反省或抽象。因为一旦用反省法，就必然地会改变原有的认识对象，即会由人的第一意向改变为第二意向。而抽象的结果，也会舍对象的具体个别之实现样式，成为抽象普遍的样式。故应该采用一种与上述认识法截然不同的方法去认识之。
　　何谓“观”？观就是以“致虚极，守静笃”的功夫，反回自己的内心，去直接接触道体，不透过感官，也不借用抽象作用或反省作用等思辩行为。并且要放下我们的主观情意，完全投溶于道之中，就道以体验道。
　　老子曰：“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又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
　　观什么呢？观其“妙”、“徼”、“常”，也就是观于“道”也。老子曾说：“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微妙”正是“道”的征候。能观知“道”的“妙”与“常”，就算是获得了真知，是个至“明”之士。老子曰：“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如何观之呢？老子所主张的观的方法，大致有以下三个特色：
　　（ 1 ）老子主张抛开“自我”之私念，摒弃与物相对的实现之自我，站在超然的立场，去观察涵存于我心之内，为万物所共有的客观之“道”，则“道”体不容遁形矣。盖老子以为万物之于“道”，犹如海浪之于大海水。每一个海浪皆具有海水之全性，每一个海浪并不是分享或分有海水之整个本性；海水之全部本性，也不是由所有的个别海浪之本性组合成的。由是可知，就本质而言。海浪与海浪间，以及海浪与海水之间均无差异。故只要观一个海浪的本性，就可推知海水的整个本性。同样地，由任何一个事物的本性皆可观之“道”的本性。
　　自我为万物之一，在自我内当然也涵具着整个的“道”。但由于所实现 的个性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必须抛开“自我”之私念，摒弃与物相对的实现之自我，以超然的立场去观“道”。能如此，当可不出己心而之周普之“道”。老子曰：“知常曰明。”又曰：“自知者明。”自知即是知常。因此老子主张寻“道”应反求诸己，而不须外求诸物。老子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
　　（ 2 ）必须法天道之无为以观之。即观“道”必须是无所为而观，否则孳孳不忘于求见道，则道不可见矣。换言之，若能做到“致虚极，守静笃”的功夫，方能直观“万物的本源”，“天地之根始”的形上之道。
　　（ 3 ）观的行为“只能”也“只需”由个人单独进行。一则固然是因为“道”在人之内，再则也因“道”体是不可概念化的。因此无法彼此传递。若要传递则必陷于概念之内。而这是违反“道”之本性的。由此可知，道是不可指称，不可言说，不可传递的，故老子认为落入言诠者，皆非“道”之本身也。
　　由于认识法的独特，因此老子对于形上之道的认识，亦异于常物。大体来说，对于常物皆能有积极且符合的观念。其理由是，据一般的观察，物莫不是有固定的本质及非本质特性，吾人能对之加以经验，并透过抽象的作用，将诸事物间彼此差异的各特性，置之不理，而单独注意它们相同的部份特性，进而将此部分特性组成思想整体予以表现，成为有固定内涵及固定对象的概念。然而形上之“道”却是不能概念化的。由于它本身没有任何固定的特性，因而无法对之施行抽象作用，当然也就不能得到积极表现内在所以然的概念了。是知，“道”乃是个超出吾人之知见领域的东西，故而也是超吾人之认识表现的东西。是概念、判断等所不能表现的事务。
　　根据以上的讨论，道本身是可“观”的，却不可被人以概念去表现。依此说来，“道”本身根本不可被言说。然而事实上，人总逃不出人的认识法及表现法。因此对于“道”，除非不谈，若要谈论则非入言诠不可。老子有见于此，遂不得已借用知见领域内的概念及语词，去指点“道”本身。但这些概念的功用止限于做个“指路牌”，指示出方向而已。它们对于“道”本身而言，严格说来，是不合适的。因而老子一方面以知见领域内的概念及语词去论说“道”，但一方面却又在开宗明义第一章里面就明言：“道可道，非常道”。暗示后人不能简单地将有关宇宙现象事物的认识及表示，用在与宇宙事物根本不同的“道”体上。换言之，老子将“道”本身及吾人所表现之有关“道”的思想二者，区分得很清楚。整部《道德经》，只是就人的思想的可能范围，尽量去指点出“道”，使人能由之，而得悟“道体”的指示。
　　老子在《道德经》所采用，大致为“无”、“有”、“道”三者。他的目的是分别以消极、类比或描述的方式去指点“道”。
　　老子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
　　是知，“无”、“有”、“道”分别为“天地之始”、“万物之母”、“天下母”的名称。那么，“天地之始”、“万物之母”、“天下母”此三者究竟是同一个东西？还是三个不同的东西呢？首先，就天地、万物、天下三名词而言。古之时，常以“天下”涵括“万物”，又以“天地”为“万物”之一；因此“天地”、“万物”皆涵括于“天下”之内。而“天下”乃泛指宇宙之事物总体。其次，“始”与“母”皆为本始根源之意。老子谓：“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
　　为此，“天地之始”、“天下母”、“万物之母”三者皆是一个东西，即宇宙一切事物的本始根源是也。而宇宙一切事物的本始根源不是别的，即是“道”。因此，“无”、“有”、“道”皆为“道”的不同名称。老子亦谓： “此两者（有与无），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
　　“无”、“有”、“道”此三名词，在老子思想中均有特殊的指义，不同于一般的意义。“无”是从消极的立场，否定经验世界或感官世界的实现样式，以表现出“道”的特殊存在样式。“有”是从类比的立场，肯定天地万物莫不有其本源。天地万物与其本源应有相似之处，企图透过“道”与万物的比较，以达到肯定“道”实在存在及显彰“道”的目的。而“道”则是从直接描述的立场，去尝试说明“道”本身的特性。由此可见，“无”、“有”、“道”实在是老子为了勉强说明他自己所首创的形上之“道”，而采用的三种不同的立场的总名。它们所表现的实，均为形上之“道”。而“德”则是“道”的延伸，是人类一切言行的准则和依归，因此“尊道贵德”是人类不可或缺的，如此才能符合自然法则，而让人间充满和谐！
　　我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号称礼仪之邦，礼仪是营造和谐文明社会的基础，是道和德的落实和延伸，炎黄子孙长久以来已经将它融汇于每一个人的生命之中，成为我们的生活文化，对社会和谐及社会秩序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更孕育成炎黄子孙酷爱和平的民族特性。
　　道教是唯一产生在我国的固有宗教，集道家的思想、阴阳家的学术和神仙家的修养于一体，也是华夏古宗教的继承者，在教义上的宇宙观和生命观，在本体而言都是“道”，尤于道教是一世生命观，因此大家要快乐地活在现有世界上，也因此道教才有傲世的养生学，人人都能长生久视，追求生命最高的价值。《道德经》不但是宇宙学，更是最好的管理哲学，而且不受任何时空的限制，我们应该共同努力“用其光复归其明”！
　　（作者系台湾中华道教总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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