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风范，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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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8月，武汉大学出版社“名家学术”系列隆重推出了陈文新先生的《古典文学论著四种》，其中包括《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明代诗学的逻辑进程与主要理论问题》、《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等四本学术著作。前两种是小说研究，第三种是诗学研究，后一种从宏观视角梳理了中国古代文学流派意识，诗、文、小说均在研究视野之内。通读《古典文学论著四种》，不难看出陈先生一以贯之的学术理念与学术方法，即重视“辨体研究”，力求达到“了解之同情”。“辨体研究有助于达到‘了解之同情’的境界，而‘了解之同情’的学术追求有助于辨体研究的深化。”（陈文新《古典文学论著四种・前言》）
　　《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考察中国文言小说的历史发展进程，选取了“审美”这一特殊维度，化繁为简，化难为易，复杂的文言小说发展历史自成有机体系。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为学者所公认，但陈文新先生认为繁杂的文言小说其实“文各有体”，不同类型呈现出不同的审美取向和审美特质。以“辨体”为研究路径，陈先生不仅提出了文言小说的分类构想，并以此为基础揭示了不同的文言小说类型的不同审美特征，而且还沿波讨源，展示了各种不同类型文言小说的发展流变。
　　如果说《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注重史的描述，注重整体观照，那么，《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则更加关注各类型小说的不同特征，更加关注有代表性的重要小说的独特个性和共性。通过个体解剖或类型归纳，努力发掘和整理中国古典小说的民族传统。在这样的视角下，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传统显示出清晰可辨的三条线索――史部叙事传统（重叙事）、子部叙事传统（重议论）、集部叙事传统（重辞章）。
　　《明代诗学的逻辑进程与主要理论问题》讨论明代诗学的相关重要问题，既有史实钩稽，更有理论思辨。陈先生研究诗学不局限于文学视野，从哲学流变和思想文化背景看明代诗学，清理出了明代诗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进程。这种研究不仅深入和拓展了明代的诗学研究，重新构建了明代诗学的理论体系背景，而且在方法论上不无启示。
　　《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是第一部系统讨论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理论的著作，研究视野宏阔，在诗、文、小说等多方面进行了细致梳理，提出了文学流派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统系意识、风格意识、盟主意识等核心概念，并进行了深入阐发，力图在流派纷呈的历史长河中，把握中国文学发展的深层脉络。
　　中国文学历史，源远流长；中国文学典籍，庞杂浩繁。研究对象是复杂的，但在文学“四分法”的理论指导下，研究往往容易陷入专注一种文学体裁的片面。因学科极度分化带来的所谓“专业”的影响，出现了专攻一种风格流派，或一个作家集团，甚至某单个作家的学者。陈先生的研究，不囿于诗、文、小说哪一种专门体裁，也不囿于某一个特定朝代，在研究过程中凡思想和视野所及，均有理有据，娓娓道来。在陈先生这里，文学是一个整体存在，绝不因为人为的体裁分类、时代划分而局限自己的思考或降低探究的热情。
　　更重要的是，陈先生研究文学而不拘泥于文学，总能从哲学的高度来思考文学问题。一方面，陈先生从哲学思想发展的背景来考察特定时期文学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流变，不仅拓宽了研究视野，更使对文学思想的认识有进一步深入。在《明代诗学的逻辑进程与主要理论问题》中，这一点尤为明显。明代哲学思想的发展作为同时代文学思潮出现的背景被清晰地揭示，对于建立思想史与文学思想史的关联，对于深入理解明代文学思潮，无疑有着重要意义。另一方面，陈先生在对具体文学作品和文学派别的研究时，总能注意形而上的“类”的意义。无论是对单部作品还是一类作品进行研究，其所具有的代表性意义总能得到很好的归纳和总结。陈先生的中国文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在更高的高度上对文学作品、作家以及文人集团进行“类”的分析，揭示作品之间、文人之间的深层理路，使文学的复杂面貌显出其自身所具有的潜在条理。在《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中，我们不仅看到关于我们熟悉的宫体诗派、韩柳古文派、江西诗派、前后七子、浙西诗派、常州词派等文学流派的有深度的阐述，更能惊喜地读到诗歌中的六朝山水诗派、唐代边塞诗派、唐代田园诗派；词中的清逸派（醇雅派）；文中的徐庾骈文派、欧苏古文派、近代新文体派；志怪小说中的“搜神”派、“博物”派、“拾遗”派；章回小说中的才学小说、谴责小说等。正是在清理这些自觉不自觉的文学流派过程中，中国文学呈现出了其既五彩缤纷又别有条理的动人魅力。
　　《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等三种著作，曾分别于2002、2003、2005年问世。著作自一版问世以来，颇得佳评，其中有专家学者，有在校学生，也有社会上的普通读者。笔者因学习和研究参考之需，也曾细心捧读，所受教益，至深至厚。武汉大学出版社现将其列入“名家学术”系列再次出版，以嘉惠学林，可谓实至名归。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这三种著作的初版，代表了陈先生从事文学研究近三十年潜心思考的收获，那么此次再版在思想内容上又有了进一步深化。《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上编增加了《先秦时代的三种叙事类型》、《汉魏六朝笔记小说的叙事风范》、《再论唐人传奇的文体特征》、《元稹〈莺莺传〉辩诬》四个部分，下编增加了《略论晚明白话小说“托名”现象》、《论水浒世界的阴阳失调》、《道德理想主义与现实人生困境》、《〈红楼梦〉与宫体诗》四个部分。这些新增的内容，与原有内容浑然一体，覆盖面更广泛，有代表性的传统小说几乎都有所涉及，对“中国小说传统”阐述更为完整和充分。《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是陈先生主持的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的导论，因该套丛书中另收录了陈先生的另一本著作《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故在《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中主要论述诗、词、文、赋等方面的内容，未涉及小说。而在此次新版中，则加入了厚实的附编《四大小说名著与明清章回小说流派》，兼顾到了中国文学的各种重要体裁。《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是陈先生在小说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曾得到许多知名学者的首肯，颇为学界所重。但此次再版，陈先生仍然精益求精，结合近年探索的新成果，在唐、宋传奇部分进行了调整和修订，以臻完善。
　　《明代诗学的逻辑进程与主要理论问题》虽是新著，但稍加留意就可看出，该著理论体系的形成绝非一日之功。该著按照历史发展进程对明代的“乡愿哲学”（陈先生用以指明代前期偏于保守、缺少生气、庸俗肤浅的精神风貌）、阳明心学以及启蒙学术思潮对明代文学的深刻影响进行了独到剖析。对明代哲学发展的深刻理解、对明代思想史的准确把握、对哲学与文学关系的精到分析、对诗学发展进程的全面描述，构成了全书的主体部分。非广收博采，潜心钻研，厚积薄发，不可能达到这一境界。
　　《古典文学论著四种》偏于阐释，并不意味着陈先生不重视史料的搜罗与整理。近年来，陈先生先后主持《中国文学编年史》、《中华大典・文学典・明清文学分典・明文学部二》等大型研究项目，进行了大量关于中国文学史料的清理工作。在史料清理和学术立场的关系问题上，陈先生认为，不能满足于站在自己的某种学术立场“选择”史实，而应该结合一定的学术立场“疏通”史实与史实之间的联系。史料是客观存在的，“选择”史实意味着有轻重之别，虽强调学者的主观意志，但可能失于偏颇；“沟通”史实则意味着对历史的尊重，以及设身处境地体会和理解，这样史料的意义以及学者的思考才能共同凸现。可以看到，在《古典文学论著四种》中，作者努力实践的，正是后者。
　　虽然《古典文学论著四种》均是偏重于阐述或理论研究的学术著作，但在阅读中，从来不会有丝毫的艰深晦涩之感。在陈先生这里，理论的总结和阐述，总根植于生动的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经过梳理，总能构建成我们可能从未发现过的有机体系。在陈先生的著作里，中国文学正如万花筒里的五光十色，轻轻旋动，就成了一道又一道绚丽的风景。读陈先生的《古典文学论著四种》，总是常常感动于一种神闲气定的从容感，一种举重若轻的大气度。也许，大家风范，就是在这简练朴实的叙述中，深深地感染着我们。
　　
　　（责任编辑 魏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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