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唯物史观大众化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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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深感理论建设严重不足，面向广大民众传播唯物史观的任务尤为紧迫。李达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一书就是在此背景下撰写的早期唯物史观大众化的重要著作，它依据唯物史观解剖近代社会、研究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和考察中国革命诸问题，论述了社会进化之原理、近代社会之解剖、社会问题、民族问题、世界之将来等五个方面的内容。《社会之基础知识》最早面向大众传播了唯物史观，开启了唯物史观大众化的进程，开辟了唯物史观大众化的正确方向，推进了唯物史观的通俗化，为唯物史观大众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李达;《社会之基础知识》;唯物史观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 B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9）02-0080-005
在近半个世纪的理论生涯中，李达始终重视对唯物史观的研究、阐释和传播。他于1929年出版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一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和重要地位，是早期唯物史观大众化的重要著作，也是今天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重要思想资源。以往人们对李达哲学论著作了一些考察和探讨，但对《社会之基础知识》一书的关注严重不足，更没有专门研究。本文聚焦这部著作，旨在探析和阐明它在唯物史观大众化方面的重要贡献。
一、《社会之基础知识》的写作背景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与此同时，受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和感召，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自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紧密联系中国的具体实际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在传播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初步结合，并由此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刻影响。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反思和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过程中，深感理论建设的不足，意识到要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必须有一种科学的方法论作为指导，于是更加自觉地研究、更加全面地理解、更加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此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步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系统传播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李达注重运用唯物史观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实际，特别是中国近代经济史，非常重视面向大众传播唯物史观。《社会之基础知识》就是这一时期李达为适应当时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面向大众传播唯物史观而写作的。该书于1929年4月由上海新生命书局作为“社会科学常识丛书”的一种出版。以李达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目的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彻底改造中国社会，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而要做到这一点，仅仅有一批有觉悟的知识分子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远远不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必须为人民大众所掌握和自觉运用。然而，受当时中国社会条件的限制，广大民众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很少有机会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此，就必须以通俗易懂的形式把刚刚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知识分子阶层引向工农大众。正是为了满足这一需要，李达写作了《社会之基础知识》一书。
二、《社会之基础知识》的主要内容
《社会之基础知识》全书共5篇18章，约5万字。在书中，李达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及其在社会革命中的运用。他在开篇就明确指出了该书的写作思路：依据“社会进化之原理”即唯物史观解剖近代社会，研究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论述中国革命诸问题。他认为，“照这样去研究社会，总可以获得社会的基础知识了，这是编写本书的旨趣”[1]289。按照上述思路和旨趣，《社会之基础知识》主要阐述了以下几个问题：
1.社会进化之原理
李达认为，社会进化之原理即唯物史观，并以此为理论依据对“社会”概念作了这样一个界定：“社会是包括人类间一切经常相互关系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一切经常相互关系，都以经济的经常相互关系做基础。”[1]294在此基础上，李达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社会进化的原理。
首先，李达提出了“社会系统观”的概念，并以社会关系为中心阐述了这一概念。他认为，社会是包括人类间一切经常相互关系的系统，人们无论从事哪种活动，如吃饭、穿衣、求学和娱乐等等，都要与社会发生诸多关系，这些相互关系根据其特性可以划分为不同种类，不仅可分为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个人与共同体（如国家、政党）之间、共同体之间、共同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还可分为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伦理的等等的关系。在众多关系中，经济关系是其他关系的基础。在这里，李达之所以把经济的相互关系看作其他一切关系的基础，是因为李达认为社会能否存在的依据就在于社会能否适应自然环境，经济的经常相互關系在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生产资料的过程中得以建立。很明显，李达的观点深受《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的影响，李达唯物史观的底色中“进化论”色彩一览无遗，这也是李达以“社会进化”理解唯物史观的原因所在。正是在此基础上，李达从劳动、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出发，阐述了社会的变化过程。他认为，劳动过程作为“人类生理的势力与自然物质的势力相交换的过程”[1]296，是构成社会与自然间相互关系中的根本关系，它的变化会引起社会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的变化，继而引起整个社会系统的变化。
其次，李达进一步剖析了社会的构造。他指出，社会系统是人、物与观念的系统。“社会含有物的系统，人的系统和观念的系统。这三个系统，互相关联，互相影响，构成社会的系统。”[1]300社会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这三个系统互相调和、互相均势地存在着。李达又着重分析了社会的技术系统并强调了它的重要性，认为它是“决定人类间生产关系，决定社会的经济的根本要素”[1]301，要了解社会的经济构造就必须从社会的技术出发。李达还由此出发论述了有关上层建筑的问题，即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随着经济构造的变化而变化，并对作为社会基础的生产力有着不容忽视的反作用。 2.现代社会之解剖
李达把经济关系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的观点延伸到了他对近代社会进行解剖之中。他认为，“要理解现代的政治、法律、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一切文化，唯有从现代市民社会的经济结构中去探求，我们要洞悉近代社会问题、民族问题、国际战争等发生的原因及其症结之所在，也唯有从现代市民社会的解剖入手。所以现代市民社会的解剖，实在是社会的基础知识之一”[1]315。在李达看来，要了解社会的基础知识，就必须对近代市民社会加以解剖。“解剖”一词的使用展现了当时科学实验思想在社会思想研究领域的深刻影响，而“商品”这一概念正是李达解剖社会这场“手术”的切入点。李达逐一分析和阐释了商品、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的交换价值、商品的价格等概念，其中，他重点阐述了剩余价值的含义，指出：“剩余价值，是雇主把劳动时间延长到必要劳动时间以上所收得的一部分的价值。”[1]320换言之，在劳动市场中，劳动力和一切别的商品一样，也有价值和价格，但它的使用价值和其他种类商品的使用价值有一重要不同，即劳动者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以后，资本家由劳动者身上获得的劳动的效用，不仅可以偿还劳动者的生活费用（即工钱），还可以创造多余的价值，而这就是剩余价值。这一论述简要地阐明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机制与发生过程。
在解剖了近代社会之后，李达通过考察资本主义进化的过程，对近代社会的几个重要病状进行了诊断。他明确指出，近代市民社会存在两个根本矛盾：无政府的生产和两大阶级的对立。具体来说，无政府的生产意味着资本家间必然发生争夺市场的冲突，这种冲突的具体表现就是国内战争和国际战争;两大阶级的对立必将演变为阶级冲突，而阶级冲突客观上会促进劳动群众的团结与劳动运动的发展，从而缩短近代市民社会的命运。这两个根本矛盾在李达看来，“实是资本主义所以要破灭的原因”[1]325。最后，李达详细阐述了“帝国主义”概念，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状况。他极具先见之明地指出，目前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和危险呈现更尖锐化的态势，必至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谋求世界市场的再分割，而历史的事实也证明了李达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洞察是深刻且准确的。
3.社会问题
李达认为，社会问题的实质是人民的生活问题，即“现代市民社会组织内部的矛盾所酿成的大多数人民的生活问题”[1]339。他指出，当时的市民社会已经分裂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前者剥削后者，后者受尽苦痛，社会问题由此发生。随后，李达归纳了社会问题的种类，认为社会问题可分为广义的与狭义的两类。狭义的社会问题是“产业制度中的劳动问题”[1]341，而广义的社会问题是“和社会制度全体有关系的问题”[1]341，后者包括狭义的社会问题即劳动问题和妇女问题。在他看来，“产业劳动者问题”、“农商业劳动者问题”和“妇女问题”是最为重要的社会问题。
李达重点分析了中国的社会问题，他首先对中国的社会问题做了大致分类：产业的劳动者问题、农民问题、手工工人问题、商业店伙问题、失业者问题。面对这些严峻的社会问题，我们该如何解决它、由谁来解决它呢？李达指出：“由现代各国所实行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来说，大约不出两种，一是由感受社会问题的切身利害的阶级自己起来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是由国家或资本家企谋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前者是社会运动，后者是社会政策。”[1]343根据中国社会半殖民地的处境，李达认为，社会运动以社会问题的解决和无产阶级的解放为目的，发展下去就是社会革命，拥有更强大的力量，因而比社会政策更有利于解决社会问题。可见，李达通过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分析，为中国革命找到了合理性。
4.民族问题
在论述民族问题之前，李达对“民族”概念作了定义：“民族，是在历史上形成了的常聚的人类共同体，是由共通言语、共通居住地域、共通经济生活和共通文化上所表现的共通心理的能力等结合起来的人类共同体。”[1]352
随后，李达论述了民族问题的发展过程。他认为，民族问题的发展要经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新兴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统一与民族国家形成;第二，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经济和民族的区别的矛盾之发展，引起被压迫民族和被壓迫阶级对于压迫民族和压迫阶级的世界革命运动;第三，民族平等实现，民族的区别和抑压归于消灭，形成世界大同的社会。”[1]353李达重点分析了帝国主义前期和帝国主义时代民族问题的特点，以及资产阶级对弱小民族、弱小阶级的利用方法和压迫手段，并简要阐述了不同时期世界范围内民族运动的发展状况。据此，他认为，“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共同从事民族解放运动时，就形成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势力的民族革命。这种民族革命，是非根本推到帝国主义不止的”[1]360。换言之，就是要通过民族革命来推翻帝国主义，这也是“民族问题之归趋”，因为，“被压迫阶级打倒压迫阶级的革命，和被压迫民族推翻压迫民族的革命，两者同时构成了世界革命。这样的革命实现，于是建筑在世界经济基础上的东西，就是单一的人类大社会。民族问题也就完全解决了”[1]362。可见，革命既是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也是民族问题的解决方法，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必然催生世界革命，世界革命反过来也将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李达十分重视民族问题的研究，在他看来，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是近代社会的两大问题，中国革命既是民主革命又是民族革命，呈现较为复杂的态势。后来，李达还把《社会之基础知识》第四篇“民族问题”的内容加以扩充，于1929年9月在上海南强书局出版了《民族问题》一书，填补了当时中国还没有研究民族问题专著的空白，并为研究广泛的民族问题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2]
5.世界之将来
《社会之基础知识》的最后一篇为“世界之将来”。在该篇，李达主要论述了“帝国主义的命运”和“中国的出路”。他分析了帝国主义必将告终的历史命运，考察了帝国主义战线与反帝国主义战线的现实状况，结合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明了中国的出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阶级具有共同的革命对象即帝国主义，因而这两者必须联合成为整个世界的反帝国主义战线，它必将敲响帝国主义的亡钟。中国作为世界社会的一个局部，必然跟着社会进化的潮流前进，所以中国的必然归趋是进行社会革命。他认为：“只有民众起来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遗物，树立民众政权，建设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以求实现真正自由平等的新社会。”[1]372应该说，李达既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出发论述了中国民族革命及民主革命的性质，又立足世界进化潮流阐明了中国未来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 三、《社会之基础知识》对唯物史观大众化的贡献
李达的《社会之基础知识》沿着他于1926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的致思方向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目的等问题，具有鲜明的理论特点，对唯物史观大众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社会之基础知识》最早面向大众传播唯物史观，开启了唯物史观的大众化进程。李达于1926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是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重要著作，虽早于《社会之基础知识》出版，但它由授课讲义整理而来，并且用文言文写作，对于当时的普通大众来说依然有着不小的阅读障碍，传播范围也因此受限。李达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撰写《社会之基础知识》时便改用了白话文，以大众最易于理解的通俗语言解说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这一改变打开了向人民大众传播唯物史观的大门，突破了以往唯物史观只是在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中传播的局限。
在李达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之前已经出现了传播唯物史观的著作，如瞿秋白在担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时撰写的《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概论》，它们均于1924年由上海书店出版发行。其中，《社会哲学概论》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律，《现代社会学》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科学概论》则运用唯物史观阐释了人类社会及其历史进程。瞿秋白的这些论著虽然注意结合中国的实际阐释和传播唯物史观，但这些著作均由他在上海大学的讲义整理而来，未能突破传播范围为知识青年的局限。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方面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这部著作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活泼的形式分别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启迪了人们的思想，牵动了千百万群众的心。[3]但是，《大众哲学》基本上没有论及唯物史观的内容，同时，它先是以“哲学讲话”为总题于1934年11月至1935年10月在《读书生活》杂志上陆续发表，后于1936年1月汇集成书正式出版，问世时间比《社会之基础知识》晚好几年。因此，无论是与瞿秋白还是艾思奇的著作相比，李达的《社会之基础知识》都可以说是最先面向大众传播唯物史观的著作，它最早开启了唯物史观大众化的进程。
第二，《社会之基础知识》紧密联系中国社会实际传播唯物史观，开辟了唯物史观大众化的正确方向。唯物史观的大众化，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向大众传播唯物史观。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根本前提和基础的，因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无论以怎样通俗的语言来阐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它也不可能对人民大众产生吸引力，因而也不可能转化为人民大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4]李达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就是紧密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来进行的，它赋予唯物史观以鲜明的中国特点，开辟了唯物史观大众化的正确方向。
李达的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都是服务于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的理论旨趣的。[5]在《社会之基础知识》一书中，李达始终贴近中国社会现实来提出和分析问题。上文谈到李达非常重视对民族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早在1926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中，李达就论及“民族革命”问题，但当时他只是把“民族革命”纳入“国民革命”之中进行考察，对“民族革命”的阐述并未独立成章，内容也较为简略。在写作《社会之基础知识》时，李达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深刻教训，更深入地论述了民族问题，从民族统一运动的基础和民族国家形成的角度阐述了“民族问题的由来”。在这里，李达追溯“民族问题的由来”，目的在于探析和阐明世界民族问题，特别是中国的民族问题及其在未来的解决方法。李达一向认为，探求社会进化之原理，“其研究之方法，在追溯过去以说明现在，更由现在以逆测将来”[6]。事实也是如此。李达认为，社会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共同从事民族解放运动时，就形成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势力的民族革命;而被压迫阶级打倒压迫阶级的革命，和被压迫民族推翻压迫民族的革命，两者同时构成世界革命。[1]360、362李达由此观察和思考“中国的出路”问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的社会。所以为求中国的生存而实行的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进化的潮流相汇合。”[1]372 李达对民族问题的探讨和阐述，深刻地回答了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中国的出路”问题，生动地体现了他是如何开辟了唯物史观大众化的正确方向的。
第三，《社会之基础知识》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阐释唯物史观，推进了唯物史观的通俗化。所谓唯物史观的通俗化，就是用生动活泼的形式或通俗易懂的语言来阐释唯物史观，使其能够为人民大众所理解和掌握。特别是在20世纪20—30年代，普通大众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更没有也不可能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他们理解和掌握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相当困难的。如果不注意用为人们所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语言来传播唯物史观，不重视唯物史观的通俗化，唯物史观的大众化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与李达之前写作的《现代社会学》相比较，《社会之基础知识》运用简洁明快的语言来阐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没有专业名词的堆砌，也没有冗长的论证，显得非常通俗易懂。例如，在论述“社会系统观”时，李达列举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项活动来说明“社会是包括人类间一切经常相互关系的系统”。他指出，人们无论从事哪种活动，都要与社会发生诸多关系，“吃饭、穿衣、住房子固不消说，走路、求学和娱乐，也要一定的场所和一定的物质资料，他要达到这些目的，就直接间接和社会上发生许多相互关系。他若是一个农夫或工人，他做一天工作就可产出一些物质资料供给社会消费。他若是一个商人，他在市场上和社会发生的相互关系，更是不可数计。他若是一个党员，他去参加开会和演说，或者执行政务，他的一举一动，小则影响于一国的政局，大则影响于世界的政局。他若是一个革命的领袖，他的言动要影响于一国或数国”[1]293。李达运用人所熟知的事例来阐释深奥的理论，使人一看就能知晓和明白。
總之，李达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一书是早期唯物史观大众化的重要著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上有重要地位。作为一本面向大众传播唯物史观的著作，它在向大众普及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的同时，也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大问题，指明了当时中国的出路，从而不仅使唯物史观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和深入人心的传播，而且指引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走上了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的革命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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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汪信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对象和主体[J].社会科学动态，2017，（1）.
[5]汪信砚.李达哲学探索的独特理论个性[J].哲学研究，2011，（12）.
[6]汪信砚，主编.李达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
（责任编辑 吴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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