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鱼歌》：跨种族女性边缘人之悲情“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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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林露德通过作品《木鱼歌》把创作主题由单纯的描述美籍华裔的悲苦移民史，扩展到不同种族中边缘女性的悲情血泪史。三位不同种族的边缘女性，虽各有迥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和思想境界，但其悲苦遭遇的实质却大抵相似，无论生活水准、社会地位如何，她们在本质上都被剥夺正常的求知权、自由权，并被赋予扭曲且异化的家庭观和道德观。文章试图通过分析吕金功生活中的三位不同种族边缘女性的生活遭遇与人生经历，揭示美国那段特殊时期里边缘女性在求知权、自由权、道德观和家庭观等方面表现出的诸多不平等。
　　关键词：《木鱼歌》;林露德;种族;边缘女性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9）03-0043-05
　　收稿日期：2018-10-1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5YJC752039）;山西省软科学研究项目（2017041016-5）;中国国家留学基金资助（201708140001）
　　作者简介：杨晓丽（1975-），女，山西太原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与英语教育。
　　Abstract：ThenovelWoodenFishSongs，writtenbyRuthanneLumMcCunn，doesmorethanjustfocusonimmigrantlifeofChineseinnineteenth-centuryAmericabutalsohighlightsthetragic“songs”ofmarginalized-womenatthattime.Theauthor，throughtheeyesofthesethreewomen，providesalensinwhichtounderstandnotjustLue’streatmentandassimilationinaprejudicialAmericabuthowtheirsimilarinjusticesandintellectualmarginalizationarethesongsthattiethisstorytogether.TheauthordemonstratesthatlamentssungbyChinesewomenleftbehindbyhusbandsandfamilyisnotjustaregionalissuebutglobal，fromLueGimGong’sChinesemother，SumJui，toLue’steacherFanny，andtoLue’sAfricanfriend，Sheba.Thispaperattemptstoanalyzeanddemonstratehowthelifeexperiencesandsufferingofthesethree，diversewomennotonlydeprivedthemoftheirinherenthumanrightsbutdenigratedthefamilysystembymarginalizingawoman’sroleandpositioninthefamilyhierarchy.
　　Keywords：WoodenFishSongs;RuthanneLumMcCunn;Races;Marginalized-Women
　　林露德，中英混血女作家，生长于中国广东，最早扎根于中国南方民间文化园囿。移居美国后，其创作多为描述中国旧时南方人的生活志和移民史。《千金》奠定了林露德在华裔文学界的地位，而书写不同种族三个边缘女性悲情歌书的《木鱼歌》，则显露出林露德开拓更为广阔领域创作主题的尝试。
　　一
　　既然被冠以美籍华裔作家头衔，又专注于描写华人生活及经历，许多人难免想当然地认为林露德作品必然会如早期的创作只关注华人的血泪心酸历史，这里存在着极大的误区。林露德在其代表作《千金》中饱含深情地揭示中国南方女性生活之卑微、艰苦和缺乏自我，十足的边缘人形象，名曰千金，实则轻贱。《木鱼歌》则把女性边缘人的描写扩展到跨越种族的高度，涉及白种女性、中国传统女性和美国黑人女性，无论其血统出身、社会地位及人生经历有何不同，她们最终都成为社会牺牲品的边缘人角色。《木鱼歌》并不完全以华人命运作为叙事中心，而是以特定的弱势群体（受难群体）作为中心，探讨不同种族的人，在扭曲的文化、历史、政治语境中的交集，试图演绎人性、平等等更为普世的主题。因此，《木鱼歌》虽然同样地涉及华人（华裔）的故事，但关注焦点却更多地指向女性暗黑的生活、无助的挣扎和悲苦的命运。女性的人生悲剧来自话语权的缺失，她们可怜的话语权被男权（男性话语权）体系牢牢控制，人生的轨迹就是这个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不过遗憾的是，故事中三个女性的斗争都以妥协或失败告终。
　　《木鱼歌》的作品名来自中国南方广东东莞传统文化中著名的木鱼歌。木鱼歌又名“摸鱼歌”，明代时期出现于广东东莞一带。其文字载体被称为木鱼书，源自东莞人所称的木鱼“歌书”。木鱼歌历史较为悠久，前后存在四百余年，反映出东莞人对于民间歌曲的热爱，同时也反映出当地人对于生活勤于反思。木鱼歌的主要特点是用词颇为动情，喜欢扣动心弦的词语，往往表现为歌词华丽艳美。屈大均曾言，“（木鱼歌）辞必极其艳，情必极其至。使人喜悦悲酸不能自己。”[1]6-7华美歌词、煽情演唱的背后，往往饱含浓浓的悲情氛围。梁宝忠等就认为：“木鱼歌故事多悲情主题，并托物寓意，以酒、泪、植物，以及自然景象等悲情意象营造出离别、思念、苦难、生死等悲苦意境”[2]70。而在小说中，林露德也借心珠之口谈及木鱼歌的本质：“但是她（爱玲）最喜欢的故事是《木鱼歌》，这些歌曲哀叹远在金山的丈夫和情人，警告年轻女人孤独是大部分金山老婆的命運。”[3]314有意思的是，林露德对于木鱼歌的文学改造也契合所谓悲情苦境“中国戏曲文学抒写人生苦痛最具民族特色的方式”这一特征[4]。梁宝忠认为“借用这种托物寄意，借物抒情的手法，木鱼歌向听众传递着故事人物对身世的悲叹、对亲人的思念以及离乡背井的苦楚。”[2]70 　　二
　　张敬钰教授称《木鱼歌》是一部关于“华裔美国园艺家刘锦浓（LiuGimGong）的传记，一部纪实性小说”[5]44。汪顺来认为《木鱼歌》“结合了华裔传记小说的历史语境，探索历史的真实性和艺术的虚构性在建构历史和塑造人物的光彩个性方面的重要作用，旨在重塑华人移民的正面形象和还原华人移民的历史真相”[6]84。林露德也在作品后记里说自己“的确混合了事实与虚构的部分”，但是她强调“吕金功的一生最深层的真实性和神秘之处，不是在那些素描里，而是在他的沉默和那三个女性的故事——她们的《木鱼歌》——之中。”[3]382张敬钰教授强调作品的纪实性，意在将作品再度融汇进华裔文学的长河中，以作品所反映的故事进一步丰富华裔文学的视域。不过，林露德却坦诚地指出作品的两大叙事方式：主人公吕金功的沉默与三个女性的故事。前者是叙事的纽带，后者是活生生的故事讲述者、生活体验者、历史记录者。陈学芬认为吕金功的沉默“象征了华人在美国历史上被消音、被噤声的事实”[7]50。张敬钰则认为“这部纪实性小说建构于三位不同种族女性不同的观点，一位中国女性，一位白人女性和一位黑人女性。”[5]48。本文以此三位不同种族的女性的叙事、生活与历史作为中心来探究吕金功所串联的边缘女性各自不同的“木鱼悲歌”。
　　《木鱼歌》一个显著的写作风格是反转与颠覆。颠覆了男权话语中心，将男性彻底推向后台。小说中所有的男性都成了沉默者和被描述者，例如吕金功、学仪、芬妮的父亲、威廉和吉姆。吕金功是小说名义上的主人公，但他的生平经历却是籍三个女人之口讲述的。这三个女人，分别是吕金功的母亲心珠、吕金功在美国生活及事业的资助者芬妮、南方帮工的妻子喜芭（一位已被解放的前黑奴）。三位女性被作者推上叙事的前台，以自己的生活与观察铺展开长期被男权话语压制的女性叙事。然而，叙事的主人，这三位女性本质上还是边缘女性，叙事者不等于话语的强者，她们远不是话语的发布者、操纵者和决定者。这三位女性，围绕着吕金功展开各自的叙事，通过三个不同的种族、文化与时代视角共同填充沉默的主人公吕金功的生平事迹。在各自的叙述中，三位女性也揭示了各自人生的故事、生活的状态以及思想观念的变化。
　　三
　　三个边缘女性，虽有各自迥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和思想境界，但其悲苦遭遇的实质却大抵相似，无论生活水准、社会地位高抑或低，她们在本质上都被剥夺了正常的求知权、自由权，并被赋予了扭曲且异化的家庭观和道德观。
　　首先，来自三个种族的女性均被剥夺了正常的求知权，并被当时的文化与历史语境强行赋予女性专属的“知识”。哈拉威（Haraway）认为“知识是特定环境的产物”[8]1，势必会带有深深的历史、社会与文化的烙印。女性能不能有求知的权力，又能获得什么样的知识，也是由历史、社会与文化语境所决定的。《木鱼歌》中的女人显然无法像男人一样获得真正的知识，虽然“从一个视角得出的知识不可能尽善尽美”[8]2，但无论是心珠、芬妮还是喜芭，都被禁锢于她们所属的那个语境强行塞给的知识体系中。这些知识体系告诉心珠，中国旧时南方女性的命運即是丈夫跟婆家;芬妮的知识体系只能让她成为伪善的教徒和道德家，将家庭、爱情和异性关系等概念悉数扭曲和异化。芬妮在年轻时期就深知，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没办法自治，也没办法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那时候我已经从茱莉亚舅妈那里得知已婚妇女就像白痴、罪犯和未成年人一样，不能以他们自己的名义签合约、买卖或赠与财产;如果丈夫决定把孩子从她身边夺走，一个女人无法保有自己的孩子。即使在约翰舅舅的家庭，即使在这个丈夫宣称女人跟男人一样是生来追求个人幸福的家庭里，做主的还是丈夫，不是妻子[3]178-179。
　　而喜芭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她拥有的知识让她只能躲在自己的男人吉姆背后寻求实质非常脆弱的安全感。
　　其次，三个女性都被剥夺了自由权。伊瓦-戴维斯（Yuval-Davis）认为“公民的自由依靠的是父权制下的权利”[8]3。沦为边缘化的女性退缩进私人领域，试图寻求自我保护，这往往以自我禁锢和自我封锁为特征。小说以心珠的一句独白，“我七岁冬天那一年被鬼魂打上了印记”作为开头[3]1。这句话也是心珠其后整个人生中所有麻烦的注脚，在重大抉择面前，心珠首要考虑的就是这段被鬼魂打上印记的私人秘密，因为担忧别人会知道这个所谓的秘密，心珠做出了太多的妥协和放弃，她大部分时光都被剥夺某种精神上的自由。她也深知这种悲苦与不幸，因此即使她大部分时间里对生活的态度是逆来顺受，但在再一次要被迫将自己的一个孙子过继给富裕的大哥做孙子的时候，她活活地捂死了那个小生命，这很像托尼·莫里森在《宠儿》里那种令人惊愕、发人深省的生死决则：为了不受罪、为了自由，宁可剥夺挚爱的人的生命权。心珠所做的这种弱者式的反抗（弱者剥夺更弱者的生命，来帮助更弱者摆脱自己渴望避免的悲苦命运），反映了男权社会里对女性的压迫，尤其是对女性自由的践踏、剥夺。女人有生育权，却无子女的所有权。芬妮听从男权话语的代表、暴烈的父亲的安排，跟威廉断绝关系，转而坠入宗教的“伪善”中，生活中唯一的寄托便是小说主线人物阿吕（吕金功）。喜芭就“看出来芬妮小姐除了对阿吕之外对其他人没感情”[3]311，她的人生单调乏味、乏善可陈，除去跟吕金功的关系，芬妮大部分时间里更像是一个没有自由、没有追求、没有感情的“芭比娃娃”。而喜芭虽然跟其它黑人女性一样，获得“法律上、文件上”的人身自由，但她的灵魂依然被往昔黑奴制的阴影牢牢把控，即使获得真爱，她依然缺乏以自由为基础的安全感。在婚后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坚持偷偷地通过喝药茶来避孕，目的是避免把一个无辜的、没有自由的、命运或许注定悲苦无望的新生命带到这个不安全、不自由的人世间。喜芭暗地里承认自己“还是在喝那些让我怀不上孩子的药茶。想要孩子的心还赢不了害怕。”[3]284喜芭清楚自己的不安全感来自何处：过去。即使她懂吉姆想要孩子的渴望有多么强烈，“吉姆是往前看的，想要生一堆小萝卜头。我是看过去的，我办不到（指生儿育女）。”[3]266过去悲惨的为奴生活，彻底摧毁了喜芭对未来可能的儿女的命运会有转机的信心，即使吉姆很强壮、即使吉姆深爱着她，她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对女人来说极其宝贵的生育权。 　　第三，三个边缘化女性都被赋予了扭曲且异化的家庭观和道德观。伊瓦-戴维斯曾经强调“启蒙时期的‘社会契约论’者们把公民社会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妇女（和家庭）处在‘私域’中，而私域是没有政治意义的。”[8]3《圣经》制造了人类最早的性别不平等，女性是为男人而被创造出来的，目的是取悦男性。所以，西方文化早早就规定了女人对男人的从属地位。即使在家庭里，亦是如此。女性为什么受压迫，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因为女性处在跟男性不同的社会领域中。两类二分化的领域是公共/私人和自然/文明。很多女性主义文献指出女性“被埋藏在历史中”这一事实，但在反对这一事实之余，却接受男性在公共领域中活动、女性在私人领域活动是自然的这样的看法[8]8。因此女性被更多的局限在家庭领域中，沦为从属地位，女性的受压迫地位导致的扭曲的家庭观和道德观常常与其他形式的社会压迫和社会分化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
　　《木鱼歌》里，三个女人都有“爱着”或跟她们关系非常密切的男性，心珠把一切都交付给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们、芬妮心里只装着阿吕、喜芭爱着吉姆，但无一例外，这些男性都不懂得这三位女性究竟要什么？当然这是由男权社会造就的，男权至上规约了男权话语的决定地位，也分化了男女之间的巨大的意识鸿沟，男性往往不容易理解女性的需求，甚至弗洛伊德穷其一生之研究，在晚年的时候曾叹息自己“最终也没能弄清‘女人的需求是什么’”[9]201。其实，女性要什么，还有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本质上还是由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所决定的。小说中的三位边缘女性也不例外地属于那段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心珠是一位中国旧社会的农村女性，故事一开始就确定了她的所处时代和地理坐标“中国台山，1842-1870”，那时中国正承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在家庭中毫无地位的女性无疑是最不幸的。小时爷爷还算疼爱她，爷爷去世后，心珠成为畸形社会制度下失去家庭保护的女孩，被剥夺了大部分的人身自由，沦为家庭的最底层，揣摩大人意图，独自和“鬼魂”牵扯着，并毫无怨言地嫁给从未见过的男人。在新家庭中，她任劳任怨，但因大哥大嫂不能生养，她不得不接受“父权制下年纪大的男人统治其他所有人的安排”[8]11，将自己的亲生子送给大嫂，对孩子教育丝毫不敢提出任何异议。儿子吕金功背井离乡到美国谋生，回国的吕金功带着村里人无法了解的文化。在夹缝中生存的心珠也被村里的主流思想同化，认为儿子被洋鬼子迷了心窍，对自己的儿子不认同，没有流露丝毫母爱。吕金功在美国被排挤，在生养之地也被孤立，不得不逃离。心珠在扭曲且异化的道德观和家庭观中彻底失去了儿子。
　　喜芭作为非洲小女孩的出现带有着鲜明的“非裔”内涵。虽然独立战争解放了奴隶的身份，但美国主流社会对黑奴的歧视丝毫没有改观。她身处社会底层，忍受着疾病和饥饿，饱受各种奴役，用痛苦的内心呐喊支撑着自己的生命。非裔的成长经历和思维方式成为了一种集体记忆存在于喜芭心里。如同作家玛雅·安吉洛描绘的非洲传统神话，喜芭认为自己也是“长着黑色羽毛的鸟”，并希望自己永久地停留在神秘古老的世界。现实生活中，她冷眼旁观白人对华裔对非裔的不公平对待，她用喝苦药茶避孕的方式，坚韧地逃避着，不再生儿育女，不再延续生命。在扭曲的道德家庭观影响下，她用这种扭曲的方式抵抗着，不让自己的子女再承受悲惨的痛苦。
　　芬妮在故事开始部分里，尚未表现出她道德的畸形。她似乎是一位天真、单纯的长不大的“少女”，当她找到了阿吕（吕金功）以后，她在生活中处处退缩，全心全意地打造一个专属的伊甸园，一个“世外桃源”[3]235，她可以在精神世界里化身为夏娃，阿吕就是她精神上的亚当，有趣的是，阿吕跟她不是一个种族，甚至阿吕的种族被一些美国白人称之为“黄色人渣”[3]64。芬妮对阿吕的情感非常复杂，夏娃跟亚当原本是一对真正的神仙伴侣，芬妮也承认自己爱着阿吕，因此当她从辛查理那里听说阿吕订婚的消息后，“很羞愧地承认，虽然我努力克制着对阿吕的错误的感情，我在读他的来信时，眼睛还是不自觉地充满泪水，手指像风中的白杨那样颤抖着。”[3]268张敬钰认为芬妮和阿吕的情感故事反映出“《木鱼歌》从主题和结构方面都称赞”的“种族交流混合”，于是一个虚幻而奇异的跨种族、跨年龄的加州“伊甸园”默默地被构建，只是原本要做夏娃的芬妮，却古古怪怪地变成阿吕的母亲。
　　芬妮及其姐妹都是白人中的调和主义者，从一个层面上展示出白人自私的特性，表现为一种道德或宗教上的热情好客、或者一种恩赐的姿态，其实质却是道德或宗教上的居高临下和无意识中对其它种族的歧视。白人会在无意识中把自己等同于其它种族的上帝，或是救世主。芬妮一直认为自己给了呂金功差不多一切，她塑造了吕金功新的生命。但喜芭却无情地揭露了芬妮给吕金功带来的真正的后果，“记清楚啰，芬妮小姐从来没有教过阿吕。她说什么他就做什么。除了他的植物，他从来没有机会自己计划什么。他完全不是在独立生活。”[3]350芬妮不反对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但在喜芭看来芬妮实质上却从来没有把黑人当人看。更有甚者，“她那么看重阿吕，但是狗都比他自由。除了他在果园工作还有他们睡觉的时候，她一直把他绑在身边。”[3]340对芬妮来说，阿吕是她的最佳收藏品、人生一大得意之作，甚至是自己生活的全部和精神的寄托，她并不真的在乎阿吕的所思所想，从不考虑阿吕的真正需求。阿吕是芬妮名义上的养子，更是事实上的私有财产。
　　而芬妮的妹妹菲比小姐更是一位赤裸裸的伪善者。喜芭冷冷地看出“她（菲比小姐）想要当天使”[3]281。菲比小姐是一位道德上的畸形人，一方面热衷于传播基督教救世精神，也宣扬基督教中的众生平等;但一方面又从骨子里歧视其他弱势种族，包括华人和黑人。她赤裸裸地称中国人为支那佬，她曾对别人说“姐姐芬妮小姐训练了一个支那佬”[3]282。当芬妮试图让吕金功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时候，菲比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她“强烈反对他变成公民，就像威廉以前反对黑人拥有投票权”[3]297，她的理由是“我们都没有投票权，阿吕凭什么有？”[3]297菲比的观点并非孤立，在这个把“众生平等”写进独立宣言和宪法的国度里，她周围的“白人们还是拒绝承认阿吕跟他们是平等的”[3]300。白人们对待黑人的态度更是有过之无不及。芬妮不把黑人当人看，威廉反对黑人有投票权，即使白人给黑人解放和自由，也让喜芭为代表的黑人战战兢兢，不敢“放肆地”认为自己真的跟白人平等了，更不敢认为黑人就从此安全了。白人认可黑人的自由，谁敢说不是一种内疚和负罪感在作祟？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很多人就相信这一结果来源自白人一贯的负罪感（Alotofguilt-riddenones）[10]117。这是一种白人种族当中颇有代表性的居高临下的种族歧视观，这也拜白人男权中心的主流社会与文化对于女性的浸淫所赐。
　　林露德擅长讲故事，一部《木鱼歌》奇异地以现代意识流的叙事风格将三个种族（白人、华裔、非洲裔）中三位代表性的边缘女性糅合在一起，以木鱼歌三部曲的方式展示给读者三位被各种因素压制、折磨和摧毁的女性。白人凌驾于其它种族之上，华裔和非洲裔互相难以理解，三个女人都将迎来她们作为边缘人命运的终结点。当然，林露德所宣扬的种族融合、种族平等等思想还是值得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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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吴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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