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北方地区的文化冲突与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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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清初孙奇逢南下苏门，形成了声动朝野的夏峰学派，这在中原地区引发了广泛的思想冲突。然而，因为孙奇逢的治学特点及其人格魅力，这场思想冲突呈现出相对和谐的状态，门户之争也逐渐消弭，各派学者最终在夏峰思想的统摄下整合出一套包容宽和、笃实践履、暗然自修的治学路径。这一治学路径不仅支配着有清一代中原思想界，而且极大推动了宗族的发展，对中原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清初;中原地区;夏峰学派
　　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9）06-0141-06
　　清初，以孫奇逢为核心的夏峰学派崛起于中原，延续阳明心学余脉，主导着北方思想界。然而，夏峰学派既不谐于朝廷意识形态，也与北方地区原有的程朱理学底色相冲突，那么，夏峰学派如何在确立起主导地位？这一过程引起了北方思想界怎样的冲突？又对地方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学界尚未涉及的很有意义的问题。既有的研究多在纯粹理学史或哲学史的脉络里来理解夏峰学派，关注孙奇逢理学思想的创新，而较少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加以探讨。①笔者不揣谫陋，拟从社会文化史角度对这些问题展开探讨，以期深化我们对于区域思想文化变迁的认识，并进而推动北方社会史研究。
　　一、清初北方地区理学思想流派
　　前人研究认为，明代王学在北方的发展比在南方晚了一拍，到隆万年间，北方学者放言高论，大谈良知，丑诋程朱如三家村老学究，“陆王心学已经成为北方一种习见的文化形态”②。这一结论未免偏颇。事实上，经历二百余年的濡染，程朱理学早已经渗透进北方士人的脑髓之中，南方吹来的王学新风很难轻易改变北方士人的思维定式。从总体上说，北方思想界仍然是程朱理学的天下。
　　东昌王学的发展与众多任职山东的王学官员有密切关系。然而，这一模式并不具有可复制性。在北方的其他地方，任职当地的王学官员往往显得势单力孤，并不足以扭转地方学风。如刘魁是江右王学的重要传人，他曾经任禹州知州长达七年之久。地方志有他推行教化的记载：“入郡讲道学，辟佛老，僧尼悉令还俗。其政先宽后严，丈地均粮，俱有成法。废毁淫词，建禹汤庙、先贤祠、八蜡祠及书院社学之属，立社仓。历任七年，教化大行，儿童走卒咸以父母戴之。升潮州府同知，历工部员外郎。民思之，奉入遗爱祠，配子产、黄霸而祀焉。”③禹州地方志收录有刘魁撰写的《遗爱祠记》，其中讲：“天理之在人心，信万古一日矣。”④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刘魁宣讲阳明心学的努力。尽管如此，禹州的学风似乎并没有大的变化，查阅《禹州志》，其中看不到有秉持阳明心学的士人的兴起。类似的，阳明先生最重要的弟子徐爱任职的祁州的情况也是如此，阳明王学并没有因为这位王阳明的得意门生的教化而生根发芽，祁州仍然是朱子学的天下。明末，祁州举人刁包“一意圣贤之学”，“闻容城孙启泰讲良知之学，心向之”。⑤可见，身在祁州的刁包很少接触阳明王学，每日仍然濡染于传统学问之中。也就是说，徐爱对于祁州学风没有太大的改变，祁州士子所诵习的依然是程朱理学。
　　再如孙奇逢乡试的闱卷上，房师韦石麟写上了这样的批语：“疾徐丰约，一准程朱。”后来孙奇逢每与人提及此事，常说：“余时于程朱尚未有所窥，师何所见而预为启佑耶？”⑥这说明经过明代二百年的浸润，程朱理学完全主导了北方思想界，求学士子所接受的都是程朱一套的释经系统，所以，即使没有研读《朱子大全》，也已经是“一准程朱”了。孙奇逢是从鹿善继那里得读《传习录》，而鹿善继购买此书也颇费周折。他从《大学》的诸家注疏中得知有《传习录》一书，就写信请在江南做官的祖父代为购买。第二年，鹿善继收到了祖父寄来的《王文成公全书》，“先生取《传习录》，寝食其中，慨然有必为圣贤之志”。王阳明的著述，还需要托人到江南去买，往返数月之久，阳明心学在北方的影响可见一斑。⑦
　　清初阳明心学的广泛传播得益于夏峰学派。夏峰学派源起于鹿善继，光大于孙奇逢，清顺治六年十一月，孙奇逢南下辉县百泉，最后定居夏峰村，授徒讲学，声名日彰。孙奇逢是一个很有个人魅力的人物。梁启超评价说：“他因为年寿长，资格老，性情又诚挚，学问又平实，所以同时人没有不敬仰他。”⑧除了这些因素之外，孙奇逢还有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在。首先是他对道统的自觉承当。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辨代表了明清之际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危机感，以中原儒学教化满人，以夏变夷也就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孙奇逢自觉地肩负起了这个时代的使命。他南下到辉县苏门之后，徘徊留恋，再也不愿意继续南下了，不是百泉的美景吸引了他，而是百泉所积淀的传统深深吸引了他。元初，许衡、姚枢、窦默、郝经等在百泉讲论理学，出而教化蒙古贵族，推行汉法，以夏变夷，成为孙奇逢表彰和效法的榜样。虽然不能像许衡那样出为帝王师，但他要学习刘因“处为万世师”，其倾注一生心力编纂的《理学宗传》的用意也正在这里。正因为如此，他深受中原士人的尊重。其次是他的气节与声望。早在天启年间他就因为营救左光斗等东林人士而气节动天下，明清之际又屡次拒绝朝廷征召，甘做遗民，拒不出仕，被人们尊称为“孙征君”，声望愈高。还有就是他善交往，好朋友，在官绅阶层构建了一个联系广泛的朋友圈和弟子群体。明清时期有乡绅不结交官府的道德要求，然而孙奇逢并不拘泥于陈规僵条，同朝中重臣薛所蕴、魏裔介、魏象枢、戴明说都有着密切的交往，在地方，历任卫辉府知府沈石友、朱之瑶、程启朱，辉县知县石邦柱对孙奇逢礼遇有加，常常宴为上宾。开封王紫绶、颍州刘体仁移居夏峰，日夕相伴。顺治十四年孙奇逢有杞县之行，河南右布政使杨思圣盛相邀开封。地方左右一方的绅士张镜心、刁包、郭士标、徐章云、苏文枢、刘源洁也都是他最要好的朋友。负笈称弟子的官僚士绅人数众多，其中既有王余佑、申涵光、费密、耿极、薛凤祚这样的北方名士，也有汤斌、崔蔚林、许三礼、杨思圣、耿介这样的朝中大臣，还有王元镖、李居易这样的地方官员。中州、直隶，大河南北遍布孙奇逢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以孙奇逢为核心逐渐形成了一个声动全国的夏峰学派，并主导了北方思想界。 　　二、和谐氛围中的思想冲突与调适
　　夏峰学派的崛起在北方思想界引发了层层波澜和冲突，这不仅是因为明代北方深厚的程朱理学传统，还因为清初全国思想界的风向和朝廷意识形态。明清易代，王学成为明朝灭亡的替罪羊，陆陇其、陆世仪、张履祥、吕留良等攻击王学不遗余力。朝中重臣熊赐履、李光地等人也都力辟王学，倡导程朱。因为他们身处高位，所以影响甚大，不但朝中重臣崇信程朱，康熙皇帝倾向程朱。崔蔚林是清初学界的一位重要人物，曾赴苏门从孙奇逢学，深受王学影响。康熙皇帝对他学术思想的评价是：“蔚林所见，与守仁相近。”康熙十八年，因为经筵讲论的需要，他写了一篇关于《大学》“格物”的讲章进呈御览，于是君臣二人有了一场争论。崔蔚林认为“格物”乃“穷吾心之理”，并认为“朱子解作天下之事物，未免太泛”，基本上否定了朱熹的观点，引起了康熙皇帝的不满，崔蔚林“寻以疾告归”。⑨因为康熙皇帝的倾向性，庙堂之下已经容不得个性鲜明的阳明心学的存在了。
　　朝廷意识形态的程朱取向也影响到科举考试的内容。康熙十二年，已经九十岁高龄的孙奇逢在急切的期盼他的孙子孙洤和弟子们赴京会试的捷报，没有想到等来的却是不好的消息。“策问以阳明为禅，洤孙与郭骏臣、耿亦夔等对策，直谓阳明非禅。”朝廷以王阳明为禅，而孙奇逢的子弟遵其师说，直接加以反驳，落榜是必然的。然而孙奇逢并不改变自己的观点，他辩解说：“禅弃人伦、遗事物，阳明忠孝节义，功业文章，世庙称为有用道学。其教旨‘无善无恶心之体’，语虽涉于告子，告子论性，阳明论心，心性岂容混而为一？其非禅也明矣。”⑩
　　这种冲突在魏裔介同孙奇逢的思想交流中体现得非常明显。魏裔介“信程朱之学，以见知闻知述圣学之统”。康熙五年，魏裔介以其所著《圣学知统录》寄送孙奇逢。这是和孙奇逢的《理学宗传》性质相近的理学史著作，但其取舍及其所体现的学术观点却与《理学宗传》大相异趣。《理学宗传》以王阳明接续朱熹以为道统正脉，调和朱陆，兼容并包。而《圣学知统录》所述道统至明代的薛瑄而止，并批评阳明及其后学“为虚无幻妄之说，家天竺而人柱下，知统遂不可问矣”。格物致知是程朱与阳明最大的差异之处。魏裔介的格物说，坚持朱熹大学集注的观点，强调知不离物，物即是知，“格者，格其一物之不离众物也，格其物物之合为一物也”。如果致知不在物上致，而凭空想一个心，则近于禅宗了。为此，孙奇逢专门撰写了《格物说》，认为朱熹与阳明说到底是一致的，总不过是“以亲还父子，以义还君臣，以叙还兄弟，以别还夫妇，以信还朋友”，“紫阳与阳明，其实何尝相悖”？如果说两家有不同，只不过是“紫阳穷理说的浑成，阳明正物说的直截”而已。最后，孙奇逢批评说：“百余年聚讼，讼愈多，而旨愈晦矣。后儒兀然有心于一草一木之间，以为格物如是，此岂当日学问？咎在枝上生枝，竟成歧路。故道之不明也，不在无言，而在有言，不在寡言，而在多言。”
　　孙奇逢的批评并不能改变魏裔介的根本观点。他在给孙奇逢的另一封书信中又针对王阳明的“无善无恶心之体”的觀点进行了辩驳。孙奇逢为了回应反王派的言论，把心与性区分开来，阳明讲的是“无善无恶心之体”，而非“无善无恶性之体”。然而魏裔介并不满意于孙奇逢的解释，他在信中写道：“所论王文成公生平学问功业，尽自辉煌绚烂，其阐发良知，有功后学。但《传习录》一书，大段透露，而‘无善无恶’一语，曲徇其徒王龙溪之言，未免贻误后学，此顾泾阳所深辟也。仆于昨岁之七月，尝语贺宣三曰：‘心性一也’，谓‘无善无恶者心之体’，亦可曰‘无善无恶者性之体’乎？若曰‘无善无恶者性之体’，是又一告子也。尚论古人，固宜浑厚，然此所关性学甚大，故不容忽视也。”这已经是魏、孙两人直接的观点碰撞了。
　　康熙三年，孙奇逢在定县唐城村拜望了郝浴。事后魏裔介听说此事，致书郝浴说：“天气暑热，晤客稀少，竟不知台驾东出潞河，又不知钟元先生亲至贵庄，由此一段奇缘，老年翁不可不加之意。此事非大聪明人不能领悟，非极沉潜人亦不能造诣。不然如王龙溪、王心斋、周海门之流皆流入于异端而不自知矣。今既有孙先生，老年翁与凫盟则德不孤立。”此段话颇值得细细品味，孙奇逢过访这一段奇缘，为什么老年翁就“不可不加之意”？加意什么？下文说的非常明白，小心如王龙溪、王心斋之流“入于异端而不自知”。原来是因为孙奇逢的王学倾向，所以魏裔介谆谆告诫郝浴注意“崇正避邪”，“细细详观，以察其是非”。于此可见魏裔介抵制王阳明心学以及夏峰王学倾向的良苦用心。
　　清初中原学者受程朱影响甚深，多与孙奇逢学宗阳明的倾向相左，如耿介、张伯行、冉觐祖、窦克勤等人。尽管他们常常被视为夏峰后学，然而，其思想还是与孙奇逢有着很大的差异。耿介虽然于康熙十二年就学于夏峰，是孙奇逢的入门弟子，然而他学问的根底是程朱理学。冉觐祖与张伯行相交甚深，曾受张伯行邀请讲学于仪封请见书院，为学一尊程朱，与张伯行相近。窦克勤的学术思想同样异于夏峰先生，他的弟弟窦振立曾经奉父命游学夏峰，两月而返，但窦克勤始终没有踏上夏峰的土地。其中缘由，窦克勤的解释是：“心窃向往（夏峰），但以谫劣之质，希窥大道毫末，涉其津涯，是以不敢负笈请益也。”但为什么奉父命负笈求学的是他的弟弟，而不是他本人？所以此说未必可信。真正的原因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窦克勤对于陆王学派是有所抵制的。他著有学案体著作《理学正宗》，“斯编以正宗名，崇正学也，崇正则邪说不能为之乱矣”。他所构建的这个儒家道统，宋代有周敦颐、二程、张载、李侗、朱熹、蔡沈、黄干等，共计十三人，而元明只有许衡和薛瑄两人。在他看来，“明儒虽盛，求其可继其程朱之统者，无踰于此。此元明两代必以许、薛为正宗也”。王阳明及其众多弟子全部被排斥在理学正宗之外，只字不提。于此可见窦克勤的道统观念，可见他与夏峰学派的分歧所在。
　　综上，夏峰学派崛起所引发的思想冲突是普遍存在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思想冲突并不闻唇枪舌剑的激烈辩论，也不见恶语相向的相互攻讦，而是在相对和谐的氛围中展开的。魏裔介尽管与孙奇逢存在学术观点的分歧，然而他们之间书信往来密切，始终保持着一种非常友好的关系。孙奇逢对魏裔介屡屡以元初的许衡、姚枢相期许，魏裔介则盛赞孙奇逢“翔于千仞，卓然高品，自是千古人物”。孙奇逢去世时，魏裔介撰诔文以为纪念，其中写道：“其形虽化，其神不朽，遥瞻苏门，洒涕陈酒。高节清风，世莫能诟。”然后又为夏峰先生撰写了长篇传记，其中对孙奇逢学术的评价——“公学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为学界所广泛接受，几乎成为定论。以程朱为根底的耿介负笈夏峰，北面称弟子。批评王学最力的张伯行也始终没有一言直接论及孙奇逢。这同晚明的门户之争形成鲜明的对比。 　　应该说，清初北方思想界这种和谐氛围的形成与孙奇逢的个人学养和为学路径有着密切的关系。张凤翔对孙奇逢有一个评价，说他“望之以为高洁不可及，而即之甚恭而温”。孙奇逢学养深厚，宽和包容，他论人论事从来都是只说他人的长处，不提他人的短处。当有人向他抱怨某人器局太狭隘的时候，孙奇逢却说：“彼唯隘，故能守而无失，可以寡过。”这倒不说他认同此人的器局，而是不赞成指摘他人的短处。“论人当于短中取其长，不当于长处苛求其短，平生求友，老而转切，故安得莹然无暇者而事之友之乎？一事足述，急为援引，要见满街皆圣人之意，不令满街独指我为圣人。”他待人如此，治学也是如此。无论是程朱，是陆王，还是其他理学派别，他都只取其长而不及其短处。对于魏裔介抑王扬朱的学术观点，他没有丝毫的批评和指责，而是大加赞赏，说：“此正见柏乡之定力。”并进一步开导说：“须有由紫阳而见尼山之意，方是尽境，方成得一个紫阳出。”在他看来，千流万派，最终汇入大海，儒家各门，总归尼山圣境，只是路径不同而已，故此无需替古人争是非，只需兼收并蓄，取其所长足矣。他这种海纳百川的气量和学识使他可以包容各派学者士人，也使程朱、陆王两派思想冲突的调适成为可能。
　　而真正能够调适两派思想冲突的在于他躬行践履的学术路径。他在和魏一鳌论及魏裔介的程朱陆王之辨时说：“两贤之大旨固未尝不合也。后之学者乏融通之见，失原初之旨，枝上生枝，遂成歧路。若其当初八字注脚，真实理会做工夫，有何不同？”这就把程朱与陆王两派以及所有的儒家流派引向了躬行践履的路径。通过扎实的践履工夫以达到儒家的中和境界，两家其实并无不同，如此，一切的口头争论不但多余，而且有害，只能把儒学引入门户之争，从而偏离儒学正道。“道”在何处？天理流行在哪里？孙奇逢说：道在眼前，“任举一物一事，莫非道也”。日用饮食之间皆是天理流行处。所以他强调“见得五经四书是菽粟布帛，便是圣学”。“一日之间接人应事、吃饭著衣俱是道学自修之地。”修身治家，日用伦常都是学问着落处，“家庭日用间，时时省察，若于分有未尽处，即真实去尽;若于和有未至处，即真实去和，然后所讲所说，都有着落。不然，家庭日用处不照管，却别去说精说一，将精一放在何处岂不都是闲话”。他治理家庭，父慈子孝，仁爱流行，一家上百口人，五世同堂，雍雍睦睦，远近称羡。他以朋友为性命，包容宽和，构建起一个上至公卿重臣，下到布衣百姓的遍布大半个中国的朋友网络，耿极、张果中、王紫绶等官绅举家相依，朋友一伦他可谓做到了极致。他用身体力行于日用饮食间营造出一个和气熏蒸的儒家圣境，诠释出儒学真谛。
　　三、思想冲突背景下中原地方社会变迁
　　夏峰思想统摄下形成的“包容宽和、笃实践履”学风对中原地方社会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中原士人对这一学风的久久持守。
　　孙奇逢去世之后，他的弟子崔蔚林、耿极仍然留在夏峰，与孙奇逢诸子孙博雅、孙望雅相互辩论，传播夏峰之学，前引窦克勤弟弟窦振起负笈夏峰，前后两个多月，就是在孫奇逢去世之后。随着这些人的谢世，夏峰村作为一个学术中心才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但夏峰之学仍然在中原大地广泛地传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原士人。张沐是孙奇逢最亲密的学友之一，“与夏峰同出阳明，亦兼取程朱”。他“先后主讲登封、禹州、汝南、开封书院”，传播夏峰之学不遗余力。其门生禹州李经世“晚年师事登封耿逸庵、中牟冉谭庵，友事襄城李礼山、同邑赵哲渊、冯克从，皆从起庵同传夏峰之学者”。密县超化是夏峰之学传播的中心之一，超化拔贡生钱佳选与时任密县知县的李居易以及流寓当地的赵御众都是孙奇逢的入门弟子，孙奇逢去世后，“同社嵩阳耿介、上蔡张沐、泗上翁森、滦州赵御众诸公寓其家，久敬不衰。超化遂为人文之薮”。赵御众整理孙奇逢的文章和语录，编纂成《传信录》《征君先生考终录》《夏峰答问》等著作。后来，年老的赵御众被女儿接去，终老于禹州。禹州马时芳尽得其学，成为夏峰后劲。马时芳后来做巩县教谕，在超化修建十子祠，供奉当年在那里讲学的耿介、张沐、赵御众、马尔楹、孙博雅、耿极等人，更进一步强化了夏峰思想在那里的影响力。
　　一直到晚清，以包容宽和、笃实践履为特征的夏峰思想都是主流思想，支配着北方的知识界。李棠阶是河南武陟县人，官至吏部尚书、军机大臣，他正是在夏峰思想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清史稿》说他：“潜心理学，尝手抄汤斌遗书以自勖。会通程朱陆王学说，无所偏主，要以克己复礼、身体实行为归。日记自省，毕生不懈。”由此可见，夏峰学在当时社会的深刻影响。
　　或许在讨论区域思想风貌的时候，地方士人更具有代表性，我们来看武陟县王氏一家三代的治学情况。王九龄，武陟县木栾店人，乾隆五十三年举人，做过中牟县儒学训导，著有《槐荫堂文钞》。据地方志记载，他“博通经史而精以约之，尤致力于大学书，自言用功悟思于大学者凡十二年，尝曰：‘明人诋王文成公为异端，诬也。佛氏空，文成实，何为异端？其诋之者必中有所缚解脱不开耳。当以孙夏峰先生之言为主。’又谓门弟子曰：‘今人读书者行事却在书之反面，然能于书之反面认出自己，令无处躲闪，安得不求长进？’”可见王九龄为学也是以夏峰学为本。
　　王九龄的儿子王汝谦虽然功名止于县学生员，却潜心理学，著述甚丰。他认为“天以诚然之理赋之于人，《大学》谓之明德，《中庸》谓之天性，只是一团生气，贯彻于天地万物之中，所谓仁也”，“其存主在一心，而着落处则在家国天下人伦庶物之际”。这与鹿善继的“把柄在一心，着落在万物”何其相近，都是在强调心的重要，强调躬行实践的重要。所以他儿子王辂说他“以实学著乡里”。地方志里也说他“以反躬实践为务”。
　　王辂也只是一个拔贡生，七十五岁的时候出任获嘉县教谕。尽管如此，他却是一位在地方上很有影响的理学先生，曾受河北道许振祎之邀主讲致用精舍，一生培养了大批人才，包括毛昶熙、李敏修、王锡彤等社会名流。关于他的学问，其弟子这样总结：“先生幼聆父训，即知以正学为务，读阳明先生《传习录》及孙征君《理学宗传》，慨然以圣贤为必可学。三十以后觉陆王之说不免蹈空之弊，遂专意于程朱，小学《近思录》，尤其深嗜而笃好者也。晚年见道益亲，持论益正，然要不尚攻击以滋聚讼。尝曰：‘程朱之学平实无弊，陆王激发人心处亦不可及，譬之于路，程朱为大道，陆王为旁径，其吃紧皆在躬行上着力。学者惟宜反求实践，勿徒辩论以资口说也。’”虽然中年之后倾向于程朱一路，但仍兼采陆王，所以他仍然是夏峰的路数，兼容并包，不尚口说，反求实践。而且，他非常推崇夏峰重视事功的倾向，积极参与地方事务，主持武陟县车马公义局、沁水安澜局十多年，争取公帑，纾解民困，成为一方绅民领袖。 　　武陟縣王氏一家三代治学道路反映出夏峰思想统摄下形成的“兼容并包，笃实践履”学术路径在晚清的深刻影响。它把士人引向暗然自修、刻苦砥砺的为学道路之上，怡然自得，欣然自足，任凭汉学的潮起潮落，都不为所动。这是中原士人普遍的思想状况，难怪晚清学者方宗诚有“中州学者大抵守孙夏峰遗绪”的评论了。
　　不尚口说，笃实践履的学风也极大促进了宗族的发展。虽然学界普遍认为明嘉靖十五年夏言的上疏是明清宗族史上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但实际上一直到清初，中原的宗族意识都是十分的淡薄。孙奇逢对此有一个评价，他说：“余来苏门，仅见郭宗伯一家有谱。”孙奇逢交游广泛，朋友、弟子遍中原，他的说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申红星在豫北地区收集了明清时期170多部族谱，其中明代纂修的只有9部，这其中就包括新乡县郭淐（郭宗伯）编纂的《郭氏家谱》。清初北方族谱稀见是不争的事实。族谱如此，祠堂更为罕见，宗族基本上处于萌生的阶段。
　　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统治的清朝初年，宗族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既是移风易俗，建立儒学正统社会，从而高扬道统旗帜的需要，也是笃实践履的中原士人学问的着落处。所以他们非常重视宗族的建设。孙奇逢博采众说，化繁为简，编纂了《家礼酌》一书，大力倡导宗族的构建，其中讲道：“国有史，家有谱，所关甚重。国无史则天地夜矣，家无谱则祖先泯矣。虽辽远世系有不可考，宜就目前可考而知者急修之，若姑待后人，则后人又待后人，将并其可知者而亦失之。”这是针对很多士人在族谱编纂中遇到的先祖信息湮没难考的困境而发，鼓励他们当下做起，不稍迁延。根据申红星的研究，当时新乡张氏族谱就是张琰兄弟在孙奇逢的鼓励和指导下创修出来的。这样，在孙奇逢的倡导下，宗谱的纂修逐渐在中原地区普及开来。在宗族的建设过程中，孙奇逢常常以自己的深厚学养为宗族建设排除障碍。郭淐后人郭士标有意创修祠堂，合族举行祭祀之礼，但在能否祭祀远祖的问题上产生了疑惑：“及远祖，恐其僭，不及远祖，何以合远族？”实际上，嘉靖十五年夏言上疏，朝廷推恩，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臣民可以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而且祠堂立始祖牌位在南方已经普遍推行开来。但北方即便是品官之间，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对此，孙奇逢的回答是：“秩得祀四世者，则奉高曾祖考而止，然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谓始祖以下之祖，高祖以上之祖，何尝谓远祖遂不当祭？祭义久废，敦睦无人，酌而行之，不妨稍为通变，虑其僭礼，而宁甘废礼，岂礼也哉？”就这样，在孙奇逢的指导下，郭士标创建了郭氏祠堂，并成为远近效法的榜样，从而推动了乡村社会祠堂的创建和发展。
　　从顺康年间起步，到乾隆年间，中原地区宗族组织已经习常惯见，并呈现出庶民化的特点。宗族庶民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原民间社会的权力关系、组织结构、日常礼仪和文化风貌，推动了中原社会的变迁，而这一切与秉持笃实践履的士人群体有着密切关系。
　　注释
　　①相关研究有：谢国桢：《孙夏峰李二曲学谱》，商务印书馆，1934年;李之鉴：《孙奇逢哲学思想新探》，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张锦枝：《统宗会源：孙奇逢理学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杨瑞松：《学术与政治之间：十七世纪北中国的孙奇逢学派》，《辅仁历史学报》，第十五期（2004年）等。②吕景琳：《明代王学在北方的传播》，《明史研究》第3辑，1993年;吕景琳：《明代东昌王学述论》，《东岳论丛》1993年第2期。③④邵大业：《禹州志》，乾隆十二年刻本，第49—50、19页。⑤彭绍生：《刁先生包传》，钱仪吉：《碑传集》，明文书局，1985年，第5958页。⑥《孙奇逢集》（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379、1407页。⑦陈鋐：《鹿忠节公年谱》，《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页。⑧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第10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43页。⑨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年，第5279页。⑩孙奇逢著，王辂校订：《日谱》，光绪间刊本，第1300、1109—1110、527、288、1113、1128、610、665、770页。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第9890、11704页。魏裔介著，魏连科点校：《兼济堂文集》，中华书局，2007年，第69、367、232、256—257、234、331页。窦克勤：《理学正宗》，康熙二十八年刻本，卷首。徐世昌等：《清儒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第38—48、1132—1151页。第38页：“（耿极）中年教授四方，传夏峰之学。晚从居苏门之西峰，终焉。闻到最早，同学有疑难，每以请质，称为都讲。”第48页：“（崔蔚林）落职罢归，养疴百泉。时夏峰已卒，与夏峰诸子共证所学。康熙二十六年卒。”嵇文甫：《孙夏峰学派的后劲——马平泉的学术》，《嵇文甫文集（中）》，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38—453页。王荣陛：《武陟县志》第二十六卷，道光九年刻本。王辂：《味经堂文集》第二卷，中州文献征集处抄本（藏新乡市图书馆），《府君行述》。史延寿：《续武陟县志》第十六卷，民国二十年刻本。王锡彤整理：《（王辂）行述》，《味经堂诗集》，中州文献征集处（藏新乡市图书馆），卷首。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续修四库全书》第54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62页。申红星：《明清以来的豫北宗族与地方社会：以卫辉府为中心》，南开大学未刊博士论文，2008年，第78页。孙奇逢：《家礼酌》，引自王辂《味经堂文集》第1卷，《代李镕九作家谱序》，中州文献征集处抄本（藏新乡市图书馆）。申红星：《明清北方士绅群体的兴起与宗族的构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李留文：《宗族大众化与洪洞移民的传说——以怀庆府为中心》，《北方论丛》2006年第5期。
　　Study on the Cultural Conflicts and Social Changes in the Northern Areas
　　During the Early Qing Dynasty
　　Li Liuwen
　　Abstract：Xiafeng School with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was formed after Sun Qifeng emigrated to Xiafeng village in early Qing Dynasty， which resulted in a series of conflicts of ideas. However， because of Sun Qifeng′s learning traits and personal charisma， the conflict of ideas was not fierce， but mild and was in a state of relative harmony. During the course， controversy between different schools moderated gradually and a new learning path of inclusiveness， peacefulness， calling for practice in everyday life and self cultivating silently emerged. This new learning path not only dominated the thinking circles of the central plains area in early Qing Dynasty， but also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lays， exerting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society of central plains area.
　　Key words：early Qing Dynasty; central plains area; Xiafeng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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