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湖南地区移民路径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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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中国封建王朝早期，湖南地区基本属于荒凉之地。自发的生产性移民和以行政手段推行的强制性移民先后进入湖南境内生产生活，促进了地区开发和发展。在外来人口增加、湖南人口相对饱和的情况下，他们逐渐开始向外移民：一是向湘西等湖南腹地不断迁移，一是向南方诸省特别是四川境内移民。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湖南地区的人口压力，有利于社会稳定与发展。湖南虽身处内陆，但它是成功的移民社会，是土客和谐共处的典范。对古代湖南地区移民路径的研究将有助于加深对湖南社会的了解，促进湘楚地界更好、更快发展。
　　关键词：湖南;移民路径;社会发展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0）01-0080-02
　　尽管城头山和彭头山遗址皆显示早在远古时期就已有人类在湘北地区活动，湖南地区的行政机构也较早设立，但实际上整个湖南地区在我国古代开发较晚。在先秦西周时期，湖南地区是周王室管辖内的一个诸侯国——楚国。后王室式微，各诸侯国争霸战争不断，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湖南地区便开始实行郡县制。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湖南地区设立黔中郡和长沙郡;两汉时期，湖南境内多属荆州刺史管辖;三国时吴国国主孙权则完全统治湖南境内;两晋时期，湖南亦属荆州地界;隋朝统一全国后在今湖南境内设有长沙等八郡;唐朝时则分属于江南西道和黔中道;两宋时期湖南属荆湖南路和荆湖北路;元朝则属湖广行省下辖的江南湖南北道和岭北湖南道;有明一代，湖南属湖广布政司;直到清康熙年间，清廷分湖广省为湖北、湖南省，这才是湖南建省的肇始。虽然在中国古代湖南地区的行政机构累有变迁，但基本都在现今湖南省辖地范围内。近代时期，无数湖湘志士于危难之中扶大厦之将倾，时人叹曰：“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追根溯源，方得始终。事实上，今之湘楚大地上，多数湖南人是在历代民族融合中或南迁或溯长江而上的移民人口。
　　一、由北至南人口迁移路径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时期非秦汉莫属。遥想当年，“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秦王嬴政在先后灭掉六国后，于公元前221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然“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秦王朝仅二世而亡。在经历了短暂的农民战争之后，汉高祖刘邦统一全国，建立了汉朝。在汉承秦制、萧规曹随的年代，统治者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百姓安居乐业，流民日稀。湖南地区作为南蛮之地，百姓多为楚国遗民。楚地虽有平原，河流贯穿全境，然地广人稀，鲜有大批移民迁往此地。
　　西汉末年，外戚王莽乱政，建立新朝。由于王莽实行不合时宜的“新政”改革措施及连年自然灾害，再加上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导致整个中原地区民不聊生，大量平民纷纷选择徙居他乡。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中原人之开始大量来移湖南，湖南之始为中原人所开发，其事盖促成于莽末更始之世”[1]。王莽新朝时，中原百姓南下至湖南地区生产劳作、居住繁衍，给其带来了地区开发急需的劳动力，这无疑拉开了北方人移民湖南的序幕。此后的千百年间，一批又一批中原移民跨过长江进入湖南境内生存发展。汉末时的中原人口南迁给湖湘地区不仅带来了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也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地广人稀的状况得到一定的缓解。更为重要的是，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也随着移民的到来得以在此地传播，加速了湖南地区封建化的进程和民族文化认同感。
　　魏晋南北朝时期多个民族政权分立，政局纷乱复杂，但它同时是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交往频繁、大融合的时期。两晋时“永嘉之乱后，大量北方人民南移，形成中国历史上规模巨大的移民浪潮……以中原向江南的流徙规模最大”[2]。湖南地区在此期间也接收了大量的北方移民，趁着这股移民潮，湖南地区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与两汉之交时期的移民潮不同的是，随着东晋王朝都城迁往建康以及士族势力的壮大，以致出现“王与马，共天下”的罕见奇景，湖南境内除了北方百姓人数在不断增加外，士族大家也纷沓而来，这使得湖湘本土文化与中原文明有了更深的交流和碰撞，也使得湖南地区渐渐去“边缘化”，中央政府在此地的管理和開发进一步加强。
　　唐朝中期，节度使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安史之乱”，玄宗皇帝被迫逃往蜀地避难，叛军所达北方地区“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人烟断绝，千里萧条”[3]。安史之乱不仅给强盛的李唐王朝致命打击，也使得整个北方的小农社会动荡不安，百姓朝不保夕。与此同时，由于不合理的耕种，土地肥力下降，农业减产严重，人口南迁成为必然趋势。而湖湘地界战乱较少，经济开发相对不足，再加上其天然的地理环境优势，自然成为流民理想的定居地之一。如唐代宗大历年间（767—779），湘北地区的澧州“流亡襁负而至，增户数万”[4]。
　　两宋时期，尤以北宋崇宁元年（1102）至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期间，湖南地区激增16 000户人口[5]。但经历靖康之乱后，“自江西至湖南，无问郡县与村落，极目灰尽，所至残破，十室九空”[6]。南宋统治者与金议和，偏安江南一隅并没有换来真正的和平;相反，金军时常南下侵扰百姓，民不聊生。与此同时，宋军军纪不严，行军途中抢掠百姓财物成常态，官府贪腐不堪、盗匪四起，沉重的赋役负担和生命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迫使百姓离开故土，寻求新的栖息之所。尽管宋金对峙时期，湘北地区也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但与湖南地区相邻的襄阳等地更是两军必争要塞，人口损失甚为巨大，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因此，虽此时湖南地区北部亦有战乱，仍有不少北方人沿荆襄大道进入洞庭湖西北岸，然后再做计较。
　　二、从东向西人口迁移路径
　　从唐朝中后期开始的经济重心南移，到南宋最后完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北方移民大规模涌入南方地区时代的结束。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贵族建立的大帝国，许多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如蒙古族、维吾尔族或出于国家管理或戍守汉民族聚居区的需要，迁往长江流域乃至珠江流域。在湖南澧县口耳相传的故事中，元朝时该地诞生了一名蒙古族状元——忽都达尔。这不仅反映出元朝时边关少数民族内迁湖南地区，也体现了其文教风化逐渐与主流社会接轨。 　　元明之际，长江中游区域饱受战乱之苦，造成了极大的人口损耗，而江西腹地人口相对较多。元末明初，农民起义领袖陈友谅建立以鄱阳湖为中心的割据政权，不少湖湘人亦参与其中。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怒湘人易某助陈友谅子米十万八千石，久劳师力平之，即以为湘乡粮额。旧家不堪输纳，荒逃者尤多，大募江西民开垦”[7]。有明一代，不难看出封建政府在地区人口迁移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基于政治或经济因素，统治者往往强制实行有组织、大规模的政策性移民。据载：1372年，端复初任湖广参政，则“令民来归者，免其赋一年”[8]。元明之交，由北向南的经济性为主的移民刚刚偃旗息鼓，湖湘大地又迎来了一批批由东向西而来的江西移民，他们不断发展壮大，终成为湖南移民人口的主体部分。明嘉靖时名臣海瑞曾道：“昔人谓江右有可耕之民而无可耕之地，荆湖有可耕之地而无可耕之人，盖为荆湖惜其地，为江右惜其民”[9]。由此可见，当时湖南境内地广人稀的状态正好与江西地区人口稠密的窘境互补，再加上统治者推行鼓励移民的政策，无地百姓最终蜂拥而至，抵达湖南垦田落户，形成由东向西的移民潮。封建社会赖以发展的基础就是农耕经济，江南诸省尤其江西人口入湘不仅促进了湖南地区的开发，符合穷苦农民的利益，而且有利于整个封建王朝的稳定和发展。
　　明末清初，中华大地上浩浩荡荡的“江西填湖广”的移民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中国封建王朝的更迭往往伴随着民生多艰、百业俱废、社会萧条。“当明之际，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10]。明清之际，四川地区因战乱人口锐减，湖南人口也相对减少;江西人口则少有受到荼毒，基本维持稳定。当江西人口处于超负荷的状态和清政府鼓励移民时，大量平民通过对外迁移缓解人地关系便蔚然成风。而湘赣两地天然接壤的地理优势，使湖南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成为人们迁徙的首选之地。中国古人讲究安土重迁，然“苛政猛于虎”，大多百姓是被逼无奈而选择羁旅他乡。他们内心深处落叶归根的观念表现在迁移过程中尽量选择空间距离近、风俗习惯相似的新家乡。因而，赣北百姓多通过发达的水运交通溯长江而上定居湘北地区;赣南百姓则翻山越岭或绕道粤北地区定居湘南地区;湘赣交界处往往也是江西移民重要的栖息地。清朝时，新的农作物如土豆、番薯引入中国，同時朝廷实行“摊丁入亩”的税收政策后，小农经济更加封闭和保守，大部分自耕农都被禁锢在土地上，移民湖南的大部分江西人便也开始世居于此。
　　三、湖南境内的移民路径
　　中国历代外地移民或因生存压力或因政治动因源源不断地融入潇湘大地，尽管湖湘地区气候宜人，河流湖泊星罗云布，可耕种面积亦不占少数，但是有限的资源终是无法负担过于密集的人口。湖南境内的人口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新的迁移：一方面，中原和江西的移民从最先定居的湘北平原地区顺河流而下，定居在江河沿岸，最后深入湘西等山地地区;另一方面，自清以降，“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方兴未艾，成千上万湖湘人偕老扶幼进入蜀地垦田开荒，安家落户。
　　湘北地区地势平坦，河流交错，移民湖南境内的先驱多是越长江而进入湘北地段，江西移民也多是通过长江水路而来。因此，湘北平原地区最先得到开发。至清中期，湘北常德“商贾所聚，百货辏集，人语欢声辄午夜，旧称鱼米之乡，良有以也”[11]。洞庭湖平原上走南闯北的商人摩肩接踵，商铺鳞次栉比，无不彰显着商品经济的繁荣;湘江沿岸的湘潭重镇则“湖外壮县也，财赋甲列，县民庶繁”[12]，呈现出一派人丁兴旺、农业发达、赋税良多的盛世景象。因此，平原和交通便利地区是移民最先生活的地方，但是富庶地区人口日渐饱和，外来移民不得不另寻他处生存。他们沿着贯穿湖南全境的河流而定居在湘中、湘南、湘西各处。尽管这些地方多山地丘陵，不易耕作，但随着甘薯、土豆等易栽培的新作物的引进，山区百姓的基本生存问题得以解决;同时他们也在丘陵地带种植茶叶等经济作物，湖南各地得到进一步开发。
　　湖南人口开始向外迁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江西人的大量迁入，使土著们生存空间日益狭窄”[13]。尽管明清时期一部分湖南移民内迁，但终是杯水车薪，百姓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而此时四川刚经历战乱和自然灾害，人口严重不足，成片良田荒芜，再加上封建政府的鼓励和两地空间上的相连性，“湖广填四川”便成为水到渠成之事。从中不难看出：古代湖南地区的向外移民空间距离成为他们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次，湖南人多向南方地区移动，极少有移民向北方地区回流。
　　四、结论
　　有着千百年来移民的湖湘社会，正是通过熙熙攘攘的移民人群提供不竭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而不断发展壮大的。宋元以前，北方移民给湖南地区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封建文明，促使中原王朝加强对楚地的统治和管理。而明清以来，江西人入湘，湖南地区的劳动力得到有效补给，农业经济更是空前发达。清乾隆年间的奏折御批上出现了“湖南熟，天下足”的赞誉之词，由此可见湖南地区的粮食生产水平在全国屈指可数，成为名副其实的粮仓。在水路交通发达的地区，商贾如云、店铺林立;直至近代，它们仍是长江流域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在湖南境内偏远的地区，封建政府多军事屯田，许多官兵驻守此地，与当地的土著融合，这样也促进了山区的开发。三湘四水从唐宋时期的官吏贬谪之地到近代革命者的摇篮，从地广人稀的荒芜之地到全国闻名的粮食产区，这都有赖于移民的涌入及土客之间的融合发展。而“湖广填四川”又不失时机地缓解了湖南境内的人口压力，使百姓能够安心生产，维持了基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总之，以中原和江西移民为主体的湖南各族人民在不断的融合发展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湖湘文化，它为湖南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正提供着不竭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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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湘潭县志：赋役六[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539.
　　[13]凌礼潮.“江西填湖广”与“湖广填四川”比较研究刍议[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49.
　　收稿日期：2019-08-15
　　作者简介：何清（1995-），女，湖南常德人，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外交流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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