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科学技术哲学视阈下的杜亚泉科技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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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学桃
摘要：杜亚泉是近代中国科技启蒙的先驱，他的科技思想内涵丰富、因时而异。总体上看，其科技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初期略显“科学主义”色彩的科技思想：“艺重于政”、“工艺为本”；中期怀疑谨慎的科技思想：“崇俭抑奢”、“交融伦理”；后期辩证、乐观的科技思想：以辩证、多元并存的态度对待中医的价值，以“科学劳动家”展望中国科技的未来。杜亚泉的科技思想自觉实现了由“科学主义”而理性、谨慎的嬗递，体现出一位科学家和思想家对科学技术、中国科技发展以及中西文明的独特思索。
关键词：杜亚泉；科技思想；科学主义；科技伦理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11)06-0487-05
杜亚泉(1873―1933)是中国近代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他是中国近代史、近代科技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为近代中国科技的启蒙与传播奉献了毕生心血。他创办了国人自办的最早的科学刊物――《亚泉杂志》；他任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十余年，该馆所编撰之理、化、博物等自然科学类教科书大多出自其手，内容涉及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各个层次，许多书籍还多次再版，广为流传；他主编《东方杂志》十余年，大胆创新，设置“科学杂俎”栏目，积极传播、普及科技知识；他先后执教于绍兴中西学堂、亚泉学馆等多所学校，传授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他一生笔耕不辍，发表科技类文章数百篇，主编科普教材四五十部，其主持编写的中国第一部《植物学大辞典》、《动物学大辞典》至今仍在发挥作用；他晚年为避战乱，举家还乡，虽生活困窘却仍不泯其志，组织原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同仁，继续从事科学著述与编撰工作，并为绍兴嵇山中学义务讲授自然科学课程，直至因病辞世。
杜亚泉毕生致力于近代科技的传播与普及。然而，对于这位“中国科学界的先驱”(胡愈之语)，学术界一直未予以重视，对其科技思想的研究尚不多见。从科技哲学这一视角，用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来解读杜亚泉的科技思想，应该是一种较为新颖的尝试。其意义不仅在于回归对这位科技启蒙者的应有尊崇，也能进一步深化对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科技思想史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杜亚泉科技思想的研究，能给现今科技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略显“科学主义”色彩的科技思想
1.“艺重于政”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的败局促成了维新运动的兴起，一时间举国上下“遍言政治”，“政治变革”的呼声盛极一时，“器物现代化”遂被“政治现代化”所取代。“政本艺末”论一度甚嚣尘上，科学技术大有淡出国人视野之虞。年轻的杜亚泉并没有被这一潮流所左右，坚持“政治上的进步实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一理念，积极倡言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科技与政治之关系上，持“艺重于政”之观点。
杜亚泉认为，科技“固握政治之枢纽”。“我国自与欧洲交通以来，士大夫皆称道其术。甲午以后国论一变，啧啧言政法者日众。……但政治与艺术(“艺术”即科学技术”)之关系，自其内部言之，则政治之发达，全根于理想，而理想之真际，非艺术不能发现。自其外部观之，则艺术者固握政治之枢纽矣。”不仅如此，杜亚泉指出政治上的进步亦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发达，“德意志之兴，虽其君相之贤，而得赐创制新枪，中兴之功，未始非铜匠之力耳”。杜亚泉还指出“二十世纪者，工艺时代”，并断言“职业兴而社会富，此外皆不足忧。文明福泽，乃富强后自然之趋势”。上世纪之初，杜亚泉即能意识到20世纪是科技的世纪，实属难能可贵。他还强调科技发达后，社会富裕、文化繁荣、文明昌盛将紧随其后，政治进步亦自不待言。这一思想颇合“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之意蕴。
当时，国人因救国心切而热衷于仿效西方的政治变革。在这股大潮之外，杜亚泉的“艺重于政”论可谓慧眼独具、深有见地。上世纪30年代，胡愈之评论说，“在那时先生(指杜亚泉，引者注)已揭发生产技术决定了政治和社会关系……，在现在看来，也还是非常正确。单从这里，就可知先生是怎样的一个先进的学者了”。
2.“工艺为本”
早年杜亚泉还持“工艺为本”之思想，认为科技为一切事物之本。“鄙人向日读译籍之述西洋工艺者，辄心向往之，以谓工艺(‘工艺’即科学技术，引者注)为一切事物之本。”“农之所产，赖工艺以增其值；商之所营，赖工艺以良其品；社会文化之兴，工艺实助成之，故印刷捷而书报得以广布，仪器精而科学得以发达。”甚至对于一国军事力量，“国家武力之强，工艺实左右之，故飞机出而陆军之战术变，潜艇做而海军之势力殊”。“更推广言之，则国家社会、政治之进行，道德之向上，皆与经济有密切之关系；而经济之充裕，必由工艺之发达”。“工艺苟兴，政治、道德诸问题，皆迎刃而解。”
杜亚泉深刻洞见出“工艺”的发达与否对于社会、政治、道德等的制约作用。这一思想与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可谓相映成趣，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现代化之路步履蹒跚，历经波折，原因不一而足。杜亚泉则将之归结为中国科技的落后。他通过对欧美经济发展原因的分析表达出这一观点。“夫欧美事业所以有今日之势力者，非短时间之产物也，必经由科学之昌明，技术之进步，知识之增进，积日累月，浸以盛昌。”在杜亚泉看来，中国因为缺乏近代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与积累，所以发展经济难逞一时之效。怀疑谨慎的科技思想
以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省为契机，杜亚泉的科技思想渐生改变。“及世界大战爆发，……考查自战争所由来，则又瞿然若失。”杜亚泉通过对战争残酷和非人性一面的深入反思，敏锐地认识到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会给人来带来灾难――“工艺之流毒”。
杜亚泉指出：在西方国家，生产者为追逐利润，借助科学技术扩大生产，最终导致生产过剩。为扩大销路，彼此间争夺市场，不可避免地引发激烈地竞争。于是，“不得不侵略他国，收为殖民地；或干涉他国之政治，设定势力范围，垄断其商权。以保持其工艺品之销路。因是而扩充军备，而提倡军国主义，而实行世界政策，其结果遂开世界未有之大战争”。在此，杜亚泉不仅深刻揭示出近代战争的经济动因，并告诫人们，科学技术具有两面性：它既能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又兼有为帝国主义助纣为虐的一面。因此，他呼吁道，“工艺之流毒如是，则期望和平之人类，必将深恶而痛绝之”。如何克服“工艺之流毒”，杜亚泉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了自己的思考。
1.“崇俭抑奢”
杜亚泉绝非反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更不是反对在中国发展科学技术，“吾国家社会，既不能摒绝工艺品而勿用，若不求自给自足，赖欧美日本给之足之，……因此而危险焉”。在他看来，既要发展科学技术，又要克服其“流毒”。为此，他主张通过崇尚节俭、抑制奢侈来弱化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果，以达到消弭“工艺流毒”与“积弊”之
目的。
杜亚泉首先提出了崇尚节俭的思想。“全欧大战，……，然其内容，则不外生活上之竞争。彼等生活，既异常昂进，己国所出，不敷取求，乃不得不为国外之经营，以期满足其欲望。固国外经营，列强之利害，常相冲突。”杜亚泉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是人们竞相消费，导致国内供给不足而去侵略他国，最后因此引发矛盾，战争遂由此爆发。“使列强早从事如此，勉为简易之生活，亦何至有此残酷之战祸乎。”
与此同时，杜亚泉还提出“抑奢”的主张。“鄙人之意，以为给人足人之工艺，虽当嫉之恶之；而自给自足之工艺，则亟宜提倡。”杜亚泉这一思想，简言之即是主张“抑奢”：即多发展生产生活必需品的科学技术――“自给自足之工艺”；少发展生产奢侈品的“工艺”――“给人足人之工艺”。他进一步阐释说，对于“工艺品”的生产，“当以人类生活所必须者为限(如纺织制纸之类)。凡发达肉欲助长奢侈之工艺品，当摒绝之”。
2.“交融伦理”
杜亚泉认为，近代科学技术要克服“流毒”，走出非理性发展之困境，还必须与伦理道德相交融。
在他看来，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人类文明两大不可或缺的因素，导源于古希腊文明的西方科技发展到近代已达“极致”，遂酿成“一战”之祸。并且，他指出，“大凡人类征服自然之时，则是人类宗教思想亦因之薄弱之时；而当人类征服自然、宗教思想极其薄弱至趋于极端陷于穷境之时，则宗教思想必随之唤起”。因此，他预测，欧战后西方文明将趋于希腊科学技术理性与希伯来宗教信仰的调和，“西洋社会之道德方面，在战争以后，希伯来思想必更占势力，与希腊思想结合，以形成新时代之道德”。藉此，西方近代科技将由此走出困境。
在现今西方社会，根源于希伯来宗教思想的基督教，已发展成为与法律并行不悖的另一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标尺。杜亚泉在上世纪初即提出这一观点，无疑具有高度的前瞻性和准确性。杜亚泉基于自身科技与道德并重的文明观，针对西方科学技术滥用和工业文明肆意发达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所提出的科技伦理思想，是一种基于理性的独立思考。这一思考，既认为西方文明之希腊科学传统与希伯来宗教传统将互相调和，也指明西方科技与中国传统道德之调和。而后者将是中国发展科技所应经之路。“希伯来思想与希腊思想调和以后，与吾东洋社会之道德思想，必大有接近之观，此吾人所拭目而俟者也。”杜亚泉指出，中国以后科技发展的方向，应是将西方近代科技与中国的传统道德相调和，形成一种新的迥异于近代西方的科技发展之路。
杜亚泉的上述观点并非完全正确，然而，就时人整体认知水平而言，他能从经济层面揭示出战争根源，并对科学技术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有此般认识，在当时并不多见。此外，他主张以公正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来规约科学技术的发展，强调科技的运用应以满足大众的正当生活需求为目的，而不应沦为少数上层社会追逐欲望的工具。他在科技应用问题上之以理性节制欲望，以及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思考，提出了现代化中以伦理规约科技，以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平衡的重大文化课题。这些无疑是深刻的见解。
三、辩证、乐观的科技思想
新文化运动以后，杜亚泉的科技思想逐渐朝着辩证、乐观的方向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其对中医价值的态度，以及对未来中国“科学劳动家”这一群体的设想。
1.主张以辩证与多元并存的态度对待中医
的价值
杜亚泉自幼跟随父兄学习中医，成年后又自学西方医术。这种中西兼通的医学知识结构，使他能秉持比较正确的中、西医学观。
1920年夏，余云岫发表《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文章流露出其对中国传统医学的鄙薄、蔑视之意，并提出“中医非科学”的观点，主张中医“废医存药”。针对余云岫鄙薄中医的偏见，杜亚泉予以了反驳。
杜亚泉从传统医学立基的“阴阳五行说”着手，分析了中、西医的相互关联之处。“阴阳”与“五行”原是两种解释宇宙自然的不同符号系统。“阴阳”说偏重于解释世界的运动变化，从时间上来说明世界的存在；“五行”说偏重于解释世界的结构组成，从空间上来说明世界的存在。“阴阳”、“五行”结合，构成了一个描述和解释整个宇宙组织结构和动态变化的模式，具有普遍联系、运动变化看世界的特点。它是古代中国人世界观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化有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杜亚泉指出，“中国医学上，对于疾病二字的解释，总是说阴阳不和，或是血气不和，若用西洋病理学上的术语来解释，就是循环障碍的意思”。中医的真正价值，“若是高明的医生，所谈阴阳五行六气三候之类，决不能说他全无道理。不过他们没有学过西洋科学，不能用科学的名词和术语来解释他。若是有科学知识的人，肯把中国医学的理论细心研究，必定有许多地方与西洋医学相合，恐怕还有许多地方，比西洋医学高些呢”。
杜亚泉还指出，中、西医学二者各成系统，皆有所长。“西洋医学的进步，不外乎下列的几种根据：一是尸体的解剖，二是显微镜的检查，三是生活动物体的实验。但生理的微妙，病理的繁变，不是单用这几样本领就可以尽其能事。大约器质的疾患，就是因脏腑或组织变异而起的疾患，可以从解剖或检查显出证据。若是官能的疾患，就是因生理作用变异而起的疾患，绝不是解剖检查所能明白”；并且，“医学的初步，虽然靠着机械的试验。医学的大本营，不能不驻扎在吾人心灵的体会上”。
杜亚泉揭示出中、西医学在方法学上的不同理路：西方医学重机械，中国医学重心灵体会；两者大同小异，相互间存在极强的互补性，应互相借鉴、参证，融会贯通；双方之间并不对立，决然不是科学与非科学、彼存此亡的关系。因此，他主张，“现在学西医的或是学中医的，应该把中国的医学，可以用科学说明的，就用科学的方法来说明，归纳到科学的范围以内。不能用科学说明的，从‘君子盖阙’之义，留着将来研究”。他强调，科学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认知过程，现今尚不能用科学原理予以解释的，暂且搁置，待科学发展后，再来完善对其的认识。显而易见，这种实事求是和经验主义的求知精神，较之奉科学为君临一切、垄断真理的“赛菩萨”的“唯科学主义”，更合乎科学精神。
当代西方也有学者认为，中西医学之间的区别在于，中医强调对生命的关怀，体现在“不治已病治未病”的主动预防观上；西医治的是人的病，中医治的是有病的人。这一论断虽不具普遍性，但它一语道破了中、西医学所不同的内在理路，并肯定了中医的价值。现当代以来，以钱学森、黄顺基等为代表的科学家、学者，对如何以科学的态度来判定中医的价值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与思考。这与民初杜亚泉为中医所作的努力一脉相承，都是探索如何科学、准确地对待中医价值历程上的重要路标。
2.以“科学劳动家”展望中国科技未来
世界近代历史表明，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与强大，很大程度上仰赖于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科
学技术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历经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杜亚泉科技思想日臻成熟。此时，他不仅仅关注科学技术的进步，更强调科技人才的作用。对于中国科技的未来，杜亚泉寄希望于“科学劳动家”这一群体之上。“自农业、工艺、交通、运输诸事业，土木、机械、电气诸工程，几经研究改良，无一不须精密之知识与熟练之技能”，“于是社会中发生一有力之新阶级，即有科学的素养而任劳动之业务者”。杜亚泉指出：“此等科学的劳动家，以社会上之需要，日增月盛。国家社会问一切机关、职业，悉落于劳动家之手。故其时民众，已非曩时朦胧无意识之状态。”只要社会上形成这样一支由懂得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劳动者队伍，中国的经济就能实现腾飞，而中国的民众意识也将清醒，社会面貌将就此改变。
四、结语
杜亚泉科技思想内涵丰富，因时而异。他早年热心倡导科学；民初转而对科学技术持审慎反思的态度，并主张科学技术与精神文明的调和；五四时期主张用辩证、多元并存的态度来对待中医的价值，设想出“科学劳动家”这一群体展望中国科技的未来等。其科技思想实现了由略显“科学主义”色彩而关注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并积极克服科技非理性发展这一层面的转变，最终落在发展中国科技这一具体实际上，试图为中国的科技发展指明道路，憧憬中国科技发展的未来景况。更为深刻的是，杜亚泉科技思想拾阶而上，最终完成了超越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转变，把科技的发展定位在社会价值、人文关怀层面上，体现出一位科学家和思想家对于近代科技本身以及中国如何发展科学技术乃至中西文明问题的独特思索。
当然，杜亚泉的科技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科技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类生活的需要，杜亚泉为了节制人类的欲望而主张有选择性地发展科技，无疑具有空想性。其次，对于人类、科学技术、战争三者间的关系，杜亚泉过分强调科学技术对战争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了人类对于科技的直接掌控。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运用，并不完全取决于科技本身，而取决于掌握与使用科技的人。因此，将战争的罪责全部推归为科技的发展，则有失偏颇。第三，对于中国科技的未来展望，杜亚泉设计出“科学劳动家”这一群体。本来，他对未来中国这支科技大军的憧憬无可厚非，但他过于强调这支未来科技大军的作用，如说“国家社会间一切机关、职业，悉落于劳动家之手”等，则流于荒谬。
然则，综合来看，瑕不掩瑜。杜亚泉科技思想既是自洋务运动以来国人对西方科学技术认识的逐渐深化，又是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理念付诸实践诉求的结果。考量杜亚泉科技思想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他对近代西方科技在推动人类文明、社会进步乃至于国家兴亡的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并终其一生努力地将近代西方科技在中国传播开来，有效地推动了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知识的启蒙与传播。尤为可贵的是，杜亚泉一生不偏执，不盲从，始终保持着审慎态度与独立思考。这就使得他能够理性地看待科学技术及其发展进程中业已发生或可能发生的重大问题，并试图使中国未来科技的发展避免类似问题的出现。
在近代科学界，杜亚泉远没有丁文江、任鸿隽等那样声名显赫，但他知行并重，脚踏实地、勤勉于科技启蒙与传播，毕其一生，这又非他人所能比拟。20世纪30年代，《东方杂志》评价杜亚泉说：“先生是中国科学界的先驱，不但在其早年生活中，对于自然科学的介绍，尽了当时最大的任务，……在中国科学发达史中，先生应该有一个重要的地位。”21世纪的今天，重新审视杜亚泉的科技思想，个中先见之“鸣”亦足让我们称道与借鉴。
(责任编辑：李新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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