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技术风险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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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吉登斯把风险分为外部风险与人造风险。人造风险究其本质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它是没有多少历史经验借鉴的、在知识不断累积中生成的风险。设计错误、操作失误、未预期的后果与知识的循环性某种程度上都可以归结为知识演进的后果，它们将人们人类推向了“失控的世界”。在探寻防范技术风险的路径时，吉登斯指出正视技术风险，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技术风险是前提，同时他还诉诸乌托邦现实主义。
关键词：吉登斯;技术风险;人造风险
一、当代技术风险：人造风险
吉登斯根据风险产生的根源把风险分为外部风险与人造风险。前者“在工业社会存在的头两百年里，占主导地位。”吉登斯认为，“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传统社会与工业社会早期人们对外部风险已经司空见惯，但在风险社会，技术的进步不仅推动着自然与传统的终结，而且推动着外部风险向人造风险转移。吉登斯深刻地指出：“在自然和传统消亡后生存的世界，其特点是从外部风险向我所说的‘人造风险’的转移。人造风险是由人类的发展，特别是由科学与技术的进步所造成的。”在吉登斯看来，历史并没有提供给我们人造风险的任何经验，我们实际上不知道它是什么，更不要说精确地计算其发生的概率与有效地防范风险了。伴随技术的复杂性提高，人造风险的后果不断增强，甚至出现了“高后果风险”。吉登斯对“高后果风险”进行了界定，它指“会对极大量人口造成普遍性后果的风险。”核技术风险就是典型的“高后果风险”。
吉登斯所理解的技术风险就是指在风险社会视域下当代技术应用所引起的人造风险。他在《失控的世界》中归纳了人造风险的形成与特征。“一是这种人为不确定性是启蒙运动引发的发展所导致的，是‘现代制度长期成熟的结果’，是人类对社会条件和自然干预的结果;二是其发生以及影响更加无法预测，‘无法用旧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它们也不符合启蒙运动开列的知识越多，控制越强的药方’;三是其中的‘后果严重的风险’是全球性的，可以影响到全球几乎每一个人，甚至人类整体的存在。”
二、知识建构当代技术风险
在吉登斯看来，设计错误、操作失误、未预期的后果、知识的反思性或循环性应用构成了当代技术风险的成因，只不过前两者并非导致不确定性的人造风险的主要因素。它们是：“未预期的后果和社会知识的反思性或循环性。”
（一）设计错误与操作失误：当代技术风险生成的次要因素
任何系统设计都不可能至臻完美，总会产生与主体“明确目的”相背离的后果。“我们可以把设计错误这个概念用于社会体系和自然体系，前者是带有明确的‘预期目的’而建立起来的。从原则上说，任何社会组织，都可以根据它在多大程度上是否达到了某一目标，是否提供了某类服务而得到估价;社会化自然的任何方面，也可以根据它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人类的特殊需要，或是否产出了我们不需要的结果而受到评价。”
无论操作系统设计的如何尽善尽美，也无法按照既定的程序和要求精确地运作，操作人员受认知水平与其它客观因素的影响，必然造成操作失误。“一个优秀的设计可以使操作人员失误的可能性非常小，严格的培训和纪律也能实现这一点;但是只要有人类的参与，风险必然存在。”吉登斯认为，与设计错误不同，操作失误具有不可避免性，似乎无法根除。
设计错误与操作失误的根源主要体现在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方面，技术作为人类实践的产物，必然打上意识的烙印。尽管人类自始至终都是有目的、有计划地设计与操作技术系统，但由于认识水平的局限，根本无法完全掌握与控制技术应用的后果。人类对技术的认识受特定的时代背景与知识基础的制约，无法确保技术系统始终在既定的“轨道”中运行。就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来说，事故原因既有设计错误，也有操作失误。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在调查中发现其堆型设计存在巨大缺陷，即反应堆在低功率工况下，空泡数与反应性增加，使得反应堆失控的风险陡增。当然，事故的另一主要原因也包括工作人员失当的操作。客观方面，分工不断细化使得技术系统的复杂性提高，这就导致了如下悖论：一方面迫切需要精确的设计与操作与之匹配;另一方面越来越细致的分工使主体的专业视域越来越狭窄，设计者与操作者之间协作的难度增大，导致技术系统的不确定性陡增，这也就为技术风险埋下了伏笔。
（二）未预期的后果与社会知识的循环性：当代技术风险生成的主要因素
吉登斯认为设计错误与操作失误不是导致不确定性的最重要的因素，两者都包含于未预期的后果。未预期的后果的范畴蕴含的内涵要比设计错误与操作失误广泛得多。“不论一个体系的设计多么完善，也不管对它的操作多么有效，其实际的运作总是在被引入到其他系统和人类活动的范围以后才发生，所以，我们对它的种种后果就不可能都料事如神，原因之一就是构成社会世界的系统和人类活动的复杂性。”
社会知识的循环性或反思性是建构风险的另一重要因素。现代社会，知识渗透至生活的各个层面，对日常生活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与此同时，“新知識不断被嵌入到社会中去，就其性质和作用而言，社会领域从来就不是一个稳定的环境。”在吉登斯看来， 从第一现代到第二现代的过程是人们不断反思性地认识、运用知识的过程，不存在必然性的知识。“人们对有关社会生活的知识（即便这种知识已尽可能地得到了经验的证实）了解得越多，就越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命运，是一个假命题。”较之传统知识，现代社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化知识）与之存在四点不同：第一，专业知识究其根本是非本地、无中心的，其具有抽离性。第二，专业知识依靠的是对知识的可修正性信念，而不是固定不变的程式真理。第三，专业知识积累是一种内在专业化的过程。就是说，专家基于抽象体系之上的初步原理，不断与抽象体系发生作用的过程中提升专业知识水平。第四，专业知识与与制度性自反性交互作用，使日常生活中的技能和知识不断损耗并被重新配置。从专业知识的四点特征可以看出，专业知识确定性基础已经瓦解，现代社会专业知识的循环性成为制造不确定性的动因，导致了各种技术风险景象频现。正如吉登斯所说，“不是我们今天的生活状况变得比从前更不可预测，而是不可预测性的根源变了。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许多不确定性正是由人类知识的增长创造出来的。” 三、应对当代技术风险之策
吉登斯认为正视当代技术风险是前提，始终要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应对风险。同时他诉诸乌托邦现实主义模式，指出这种模式应对当代技术风险的策略主要有两种维度：一种是现实主义维度，另一种是乌托邦维度。
（一）积极的应对当代技术风险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归纳了对待当代技术风险常见的四种适应性反应。第一种他称之为实用主义地接受现实。持这种观点的人可能在深层次对技术风险产生忧虑，但在表面上并不体现出来。他们所关注的焦点乃是“生存”，即在现实生活中麻木的延续着生命。第二种适应性反应是持久的乐观主义。这种态度源于启蒙主义，是对天意理性的执着信仰，实质上体现了启蒙以来人们对技术所抱有的持之以恒的信心。与第二种适应性反应态度截然相反，第三种态度则为犬儒式的悲观主义。犬儒式悲观主义与悲观主义不同，“犬儒主义是一种通过幽默或厌倦尘世的方式来抑制焦虑在情绪上影响的模式。”其与悲观主义相结合，淡化了悲观主义色彩。最后一种是激进的卷入，也就是从实践层面采取激进地应对与处理风险。“采取激进卷入态度的人认为，尽管我们受到严重问题的困扰，我们仍然能够而且应该动员起来以降低它们的影响或者战胜它们。”
吉登斯认为以上四种适应性反应都存在一定的局限，他强调正视技术风险，不能因为各种技术风险景象以及畏惧技术风险的后果而“因噎废食”。虽然当代技术风险问题已成为当今全球关注的核心议题。然而，“我们所处的年代并不比以前更危险、更危机，但是危险的状况发生了变化。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危险更多地来自于我们自己而不是来源于外界。”在吉登斯看来，并不是我们周围的技术风险景象发生了变化，而是人们的风险感知提升了，对技术风险产生了过度反应，进而患上了“危机的泛化综合征”。他进一步强调不能因为技术风险后果增强、心理状况波动等因素而彻底否定技术，对技术产生敌对态度。相反我们要积极地对待技术风险。宏观层面，“毫无疑问我们不能消极地对待风险。……我们在支持科学创新或者其他种类的变革中，可能应该表现得更为积极些，而不能过于谨慎。毕竟，‘风险’一词（risk）的词根在古葡萄牙语中的意思是‘敢于’。”微观层面，个体首先要主动地接受风险，培养“风险参与”，以降低对技术风险后果的畏惧，吉登斯称此为“风险的主动接受”，亦称作“培养起来的风险”。其次，个体要被动地接受一些没有超过一定阈值、在人体承受范围之内的风险。再次，个体应建立基本信任“保护壳”以应对各种技术风险的考验。最后，个体面临重大技术风险后果时不能陷入麻木不仁的宿命论，而应该积极地寻求变革。
（二）乌托邦现实主义
吉登斯认为乌托邦现实主义是理想现实的有机结合。“我们必须用一种比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更有说服力的方式，使乌托邦的理想与现实保持平衡。这很容易从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中得到彰显。”
（1）当代技术风险规避的现实主义维度
吉登斯归纳了乌托邦现实主义的四重现实主义维度，即生活政治、解放政治、地方的政治化与全球的政治化。他重点区分了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前者指的是“激进地卷入到从不平等和奴役状态下解放出来的过程。”后者是指“激进地卷入到进一步寻求完备和令人满意的生活可能性的过程中。”前者产生并作用于第一现代性，是一种生活机遇的政治与不平等的政治。后者产生于第二现代性系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与自我实现的政治。生活政治替代解放政治是现代社会之使然。“生活政治问题越接近政治议程中心，就越有理由思考‘后匮乏社会’的兴起。”后匮乏思想与“英格尔哈特议题”所蕴含的内涵相吻合，即洞悉到社会生活价值取向的微妙变化，强调社会不再将经济发展视作唯一的追求目标。所以人们率先考虑的不应该只是减轻不平等与财富转移等议题，而应该思考“生活方式博弈”。生活方式博弈的四种方式对于消解技术风险而言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一种博弈依靠积极的风险管理。“积极管理人为风险都能产生资源的有效再分配。”吉登斯以贫穷与风险的关系为例，指出贫穷某种程度增加了感染各种疾病风险的可能性，但很多时候疾病是与穷人的生活方式有关。如果及时在健康教育、身体保健、饮食调理等方面做出积极的规划，那么患上疾病的风险的概率可能就大大降低。积极的风险管理的理念实质上是以预防为原则，防患于未然。第二种博弈是经济生活方式博弈。技术的进步增加了失业的风险，许多岗位将会被机器所替代。所以工作分配成为社会整合的关键。他指出，在这种情况下，灵活掌控自己的职业比按部就班的工作更重要。第三种博弈面向生态。生态目标经常与资源向下分配的目标发生冲突。贫困人口由于生存境遇的限制不得采取产生巨大风险的生活方式，如砍伐热带雨林、使用已被淘汰的机器设备。第四种博弈是情感博弈。“在人为不确定性和解传统化下这种博弈可能成为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政治动员的核心特征。”
（2）当代技术风险规避的乌托邦维度
吉登斯认为，“我们能够指认出一张后现代性的轮廓，而且，的确存在着种种重要的制度性倾向，它表明后现代的秩序是能够实现的。”他进一步指出，后现代轮廓包括多层次民主参与、非军事化、技术的人道化与超越匮乏型体系四个维度。首先，全球技术风险扩散需要多层次民主的参与。“随着全球联系的日益增强，一个世界性的政府会自然而然地出現。……‘世界政府’可能要包括由各个国家提出的合作性的全球政策构架，包括代替超级大国格局的解决冲突的合作性策略构架。无论如何，全球性的这种倾向看起来是强烈而明显的。”其次，技术创新与军事始终保持一种张力。全球军事竞备成为技术变革的原动力。技术创新率先应用于军事领域，导致大量毁灭性武器的产生，这无疑增加了技术风险后果的严重性。再次，技术的“非人道化”应用不仅导致发展主义、工具理性主义，而且造成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吉登斯认为，为了避免高后果技术风险，要将目光转向技术的人道化。“技术的人道化包括把道德问题逐渐引入人类与人化环境之间的，现在还主要是‘工具性的’关系之中。”最后，面对匮乏社会的技术风险，吉登斯诉诸于超越匮乏型体系。“匮乏”一词涉及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一方面掠夺式开发致使全球资源的匮乏，另一方面资本、财富主导的生产模式使越来越多的人患上了“发展疲劳症”。“有更多证据表明，人们普遍意识到，无休止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价值，除非它能积极地改进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超越匮乏型体系的维度包括构建社会化的经济组织、协调全球秩序、关注生态体系以及超越战争，它意味着当代技术风险的整合要面向全球、调整经济发展模式，避免其在生态层面与军事层面的扩散。 四、吉登斯技术风险思想的价值与局限
尽管吉登斯技术风险思想不仅深化了人们对风险的认识，而且为规避当代技术风险提供了新的出路。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其思想的局限，其应对当代技术风险之策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一）吉登斯技术风险思想的价值
如果把贝克对当代技术风险的论述归结为第二次启蒙，即风险意识启蒙。那么吉登斯对当代技术风险的论述则深化了人们对风险的认识。他见证了技术驱动现代化进程所取得的累累硕果，但同时也看到了在全球扩散的各种技术风险景象。他对当代技术风险的内涵、成因、特征以及应对之策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这一切的根源都与反思现代性密切关联。他明确指出，当今多数发达資本主义国家已进入反思现代性阶段，各种类别的技术风险呈现根本上是反思现代性的结果。但他与贝克消极悲观的态度截然相反，吉登斯主张一种积极的风险意识。也就是说，当技术风险不期而至时，极度悲观主义的恐惧、畏惧或犬儒式悲观主义的听之任之都无助于风险问题的解决。积极的风险意识意味着正视当代技术风险，理性地应对风险，防患于未然。
在实践层面，吉登斯的技术风险思想也具有积极的意义。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许多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已步入反思现代化阶段，而大多数中西部地区仍处于简单现代化阶段。这就意味着我国面临着简单现代性与反思现代性、外部风险与人造的技术风险的双重考验。面对极其复杂的风险环境，吉登斯所主张的“激进的卷入”为我国技术风险的规避与整合提供了启示。在个体方面，个体的主动接受与被动接受，构建积极的风险意识，有助于进一步建立自我风险理性。在社会层面，乌托邦现实主义模式，既有现实主义应对之策，又坚持乌托邦理想，给社会层面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吉登斯技术风险思想的局限
吉登斯技术风险思想同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一，吉登斯过于注重对当代技术风险的揭示以及探讨其成因，但从根本上并没有质疑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当性，没有深入分析资本主义与风险社会的内在联系。在资本主导的境遇中，其促进了当代技术风险的生成，并造成风险在全球的加速扩散。所以吉登斯避开资本主义制度，只在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上探寻当代技术风险的出路，很显然不可能找到当代技术风险生成的根本原因。他所列举的一系列规避当代技术风险的举措实质上是开辟了一条改良主义道路。其二，吉登斯所勾勒的后现代秩序图景只是一种理想架构，在实践中并不具有可行性，其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比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军事支出逐年递增，主导的地区冲突频繁出现，让其放弃武器研发、停止发展军事力量，走非军事化道路无异于痴人说梦。世界各国军事力量的不断提升意味着未来军事冲突中风险后果的严重性、不可控性加大。再如，技术的人道化应用是一个抽象概念，如何界定人道化？技术如何应用可称为是人道化应用？随着时间、条件的转移，技术人道化应用的标准是否变化？DDT在发明初在控制痢疾以及病虫害方面效果显著，对人类健康与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可以说是技术的人道化应用。然而，在特定年代被称为技术人道化应用的DDT，由于其富集作用与对人体健康构成潜在威胁而又被否定。所以说，技术的人道化应用终究只是一种乌托邦主义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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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文章为苏州市职业大学科研启动项目“当代技术风险的成因及其规避机制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905000031。
作者简介：高盼（1988- ），男，江苏淮安人，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技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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